神幻之恋 永恒眷恋:国内外高等教育比较

相对于整个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数量显得很少。目前，全国高校在校硕士生总数大约82万人，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生总共只有600多人，而2004年仅某一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招收硕士生就达213人。

日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在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发言时表示，尽管高等教育博士点越来越多，但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准仍有待提高；相对于中国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说，高等教育研究仍不够“强势”，无法将之导向良性发展。

高等教育研究不够强势

高等教育研究由来已久，梅贻琦、张伯苓等教育家很早对高等教育的目标、管理体制、教学改革等提出了具有影响的见解和主张。不少高校对高等教育研究也较为关注，但当时的高等教育研究多附属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之下，真正把高等教育研究从教育学大背景下挑出来，作为专业门研究对象，已是20多年后的事情。1978年，厦门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前华中工学院等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

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高等教育学列入其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1984年，由厦门大学潘懋元教授主编、九位专家合作编写的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这标志着高等教育学学科正式确立。

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和以高等教育为方向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点有近百个。潘懋元估计，从1986年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设立至今，获得高等教育硕士学位的人数在1000人以上。潘懋元称，全国每年发表的高等教育专业论文100篇以上。高等教育研究相关刊物也很多，如《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高教出版信息》等。“但这并不代表高等教育学科就很繁荣了。”潘懋元说。主要表现在硕博点设置和高等教育从业人员研究能力上。

2003年以前，全国只有4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分别在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第九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后，清华大学、苏州大学、湖南师大新增了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从1998年至2003年，全国共有高等教育学专业获博士学位者185人，最近3年，这一数字已有了新的增长，但尚未有详细的统计公布。

相对于整个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数量显得很少。目前，全国高校在校硕士生总数大约82万人，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生总共只有600多人，而2004年仅某一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招收硕士生就达213人。

即便是根据国务院学位办颁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来计算，以总数除以382个二级学科，则平均每个学科应该有2100人左右，那么高等教育学显然处于“冷门”状态。

据记者了解，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的人员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初期从其他领域内转型过来的研究者、高等教育学毕业生以及有志于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员。一些转型过来的研究者虽然具有理工科和一定职位的背景，但真正对高等教育研究有深厚知识储备并深刻了解当前高等教育现状的教育家可谓不多。

另外，“中国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真正有分量的很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资深人士透露，在他所检阅到的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中，鲜有联系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热点问题、高等教育过程中实际遭遇的问题的“有分量”的论文。甚至有不少人把国外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论文的观点引入到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以此立论；更有人原原本本把别人的观点、框架、论述直接“拿过来”。

据他称，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也成问题，“特别是很多教师人文素养不够，无法很好地启发学生”。目前，一批有经验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大家”、“老先生”基本都退居二线，从国外回来的教师还未得到很好的教学锻炼，1999年扩招后集中增加的新教师对高等教育现状并不了解，理论素养也有待提高。

此外，资源共享、信息交流不畅，研究的规范性不强，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不完善等等，都是高等教育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研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主要是对高等教育研究不够重视。”在一次高等教育研讨会上，周远清批评说：“大学里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

中国高等教育的研究目前还不是很成熟，潘懋元说，在国外，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研究被看成专业领域，只有当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标志性的著作和权威人物，并形成了连续性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时，才构成设立一门学科的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是在理论尚未成熟的情况直接以学科出现的。

1957年，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室编写了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同年，潘懋元就提出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设想。然而直到1978年，才在厦门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专门研究机构；1983年，高等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列入其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

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逐渐升温，硕士点、博士点越来越多。但即使如此，高等教育研究的被重视程度仍低于其他热门应用学科。

教育研究杂志社主编高宝立也在他的文章《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进展、问题与前景》中谈到，有的行政领导仅仅把高等教育研究单位和人员当做写作班子，并没有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研究应有的社会作用。

国家对高等教育学课题的投入经费不足也是一个问题。潘懋元说，高等教育研究资金非常有限，横向课题申请到的经费多为10万元、8万元，学校也拿不出多少研究经费作补充。

另外，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的沟通也成问题。潘懋元说，在一些重要领域，教育部请专家学者组成学科指导委员会，形成行政部门与学科建设的直接沟通渠道，对本学科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有良性促进，但是，高等教育研究方面还没有相关的机制。

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资深人士认为，目前高等教育研究中仍以行政决策为主，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并没有去依靠高等教育研究者。

另据潘懋元说，一旦获得教育学博士点授予权，无论该校是否有足够的师资力量和研究人员，仍可以建立教育学科之下所有二级学科（包括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因此，建立博士点并不能证明其专业研究、教学力量已经达到了授予博士的水准。设立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初衷本是重视高等教育研究，目前的浮躁现象却与之相违背。在缺乏经费、人才培养重量不重质的大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质量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

系统理论起到预警作用

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把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以研究高等教育规律、纯理论为主；另一种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乃是一个领域，以问题研究为主，这包括校院研究、体制问题研究等。

北京师范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周作宇介绍，该所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比较高等教育四个领域，以理论研究为主。

有些高校侧重高等教育研究联系实际。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研究、本校管理决策咨询及研究生培养工作。从教育经济与管理及教育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等与实际相关的专业来进行高等教育研究。

这些研究常较多关注本校决策、管理的实际进行研究。其高等教育专业硕士、博士毕业后进入本校各部门，参与到本校的政策制定、教学管理等各种岗位建设之中。

高等教育如何发展，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如何解决，最终依托于高等教育研究。“与其看到一个问题，拍拍脑瓜子解决一个问题，不如把理论体系好好建设起来。”

潘懋元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决定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发展方向，对国家高等教育决策起着参考、顾问、咨询的作用，理论体系的构建将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教师队伍质量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从现有问题抽象而成的体系的理论可以起到预警的作用，防止高等教育走弯路、走回头路。他建议，应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投入，加大培养专业人才的力度，并形成宽松的创新环境。

亚利桑那大学高教所的研究内容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师资阵容强大，教学研究成效卓著，被美国新闻及全球报导杂志评为全美排名第八的高等教育研究所。

该所虽然仅有8位专任教师、2位合聘教师，但除其研究领域相当有弹性外，教授的研究也相当强调团队合作，经常提出合作性的研究计划并共同发表论文。该所的研究方向虽分为下述六个领域，但彼此涵容、相辅相成。

学生事务：旨在探讨大学学生事务之专才，从社会、组织、人类发展等各种理论观点，探讨学生事务的重要议题，如：学生发展、组织、继续修读情况以及学习成果。

小区学院：针对小区学院的运作与功能进行深入探讨，主要包括：小区学院组织、领导、雇主、受雇者关系、教与学以及任务与目标等议题。

财务：针对高等教育机构与非营利组织的经济与财务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该校管理学院进行合作，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上。探讨议题包括：学生奖助政策、学生对价格的反应、经济趋势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捐款人行为以及预算编制过程中的政治角力等。

科技政策：旨在探讨机构内、地方、州级、全国以及国际性的政策规划与制定过程，以及研究重点为探讨影响高等教育政策的各种政治、经济、组织与社会因素与趋势，并了解高等教育学生、研究者与行政者如何透过行动，影响高等教育与科技各种相关政策。

组织与行政：本领域的主题包括：政策制定、组织行为、组织变革、策略性规划与组织再造、管理、政策执行、组织社会学、组织中的性别议题以及组织文化与政治经济学。旨在针对影响高等教育组织与系统的各种内部与外部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进行探讨，以期有效改变高等教育组织运作的效能。

大学教学：探讨各项有关课程发展、教学方法、教学科技的议题以及如何提升大学教学质量的方法。

综合而言，亚利桑那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强调高等教育研究与实务间的对话，以致能培育出该州及全美，甚至其他国家的教师、教育专业工作者与研究人员，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担任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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