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克拉苏:毛泽东概论的问题 帮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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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
江 虹

14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必须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经济落后的国家尤需这样。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目光远大，锐意进取，反对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主张“向外国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①，“全部开放，全部交流”②。他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我国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发展我国与外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许多论述、见解、构思，是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总结、继承和发展。

近年来，一些过去曾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的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倒打一耙，胡诌什么毛泽东实行“锁国政策”。我们的一些同志，也误以为毛泽东自觉或不自觉地搞“自我封闭”。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的。

毛泽东是对外开放的倡导者

毛泽东思想奔放，胸怀广阔，放眼世界。他在青年时代，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便主张“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③。他曾看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以及许多西方国家的地理、历史书籍和古典文艺作品。五四运动前后，他和蔡和森等四出奔走，组织数百名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介绍任弼时、肖劲光等去苏俄留学。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④更是悉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学习、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著作，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并尽力争取外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援助。

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毛泽东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中国获得独立后要和外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与引进外资，并努力争取把这一主张在解放区付诸实践。1936年，陕北苏区还是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末，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⑤我们“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⑥。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与世界隔绝的状态，不少反法西斯国家的友好进步人士曾到延安等地访问、考察和参加抗日战争。毛泽东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努力发展解放区和外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1941年5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4年8月18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提出：“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同年7、8月间，毛泽东在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谈话中说：“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并建议美国在延安建立领事馆。194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的谈话中提出，如果美国政府同意，他将和周恩来一起或单独访问美国⑦。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学习外国和培养外交人才，在毛泽东提议和支持下，中共中央于40年代初在延安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外文书籍编译部和外国语学院。在此前后，还聘请一些外国友好人士担任八路军的电讯、广播技术顾问；在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的支持帮助下，成立了延安工业合作事务所，以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聘请英国人乔治·何克在甘肃山丹创办培黎学校，培训工业技术人才⑧，开了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人士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先河。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国革命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即着手绘制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和一切国家建立邦交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1949年2月，他和苏共中央的代表米高扬会谈时就提到，我们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这两地的原来的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⑨为我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友好交往留下了一个“中介所”。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由他主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把“内外交流”列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建国初期，毛泽东为发展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合作和争取外国的援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新中国刚成立，毛泽东就于1949年12月亲赴苏联访问。在此前后，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李富春、叶季壮、肖劲光、徐向前、伍修权等党政军领导人也先后赴苏访问、考察。1950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向中国贷款三亿美元的协定和两国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协定。其后几年间，中国聘请了3000多名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来华工作，派出7000多人到外国留学、进修，并和苏联、波兰、捷克等国建立了石油、有色金属、造船、航空、海运等6个合资企业。

当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对立，我国在政治上不得不“一边倒”，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经济方面不搞“一边倒”，而是想方设法冲破封锁，和西方国家恢复、发展贸易，争取他们来华投资。1949年12月22日，毛泽东自莫斯科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⑩。1950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中苏合股公司协定公布消除群众波动的指示》中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股份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11)为了打开和西方国家友好交往和经济合作的局面，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坚持平等互利的前提下，采取了灵活的策略。1950年夏，由于我国的航运设备有限，不少出口货物难以运出，中南地区商业部门要求开放汉口港，让外轮直驶汉口装货。毛泽东于8月7日批示：“请周〔总理〕找有关人员一谈，予以解决。”(12)1953年8月，英国来华贸易的一些商船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英商要求我国派海军护航，并准予在我国领海内航行。毛泽东于8月4日批示：“请周〔总理〕酌处。似只能这样办。”(13)当时，我国和西方国家政府间的经济合作有困难，我们就实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西洋人不肯投资，我们就设立华侨投资公司，吸引侨资。结果收到很大的成效。1950年，我国已和18个国家其中包括芬兰、丹麦7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和英国、荷兰、挪威等国进行建交谈判。同年，我国与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抗日战争前的1936年。1952年我国和英、荷、法、比、芬、意、日、瑞士、西德等国家的商人签订了一批贸易协定、合同，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1956年，海外华侨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额比1951年增长10.4倍(14)。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政策，使我国从外国引进了一批急需的资金、工业设备以及农药、化肥等物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把全面地、永远地向外国学习和调动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条件，标志着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学习外国，毛泽东刻苦学习英语，并号召“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

50年代末以来，中苏关系逐步恶化，我国和外国的经济交往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和党中央想方设法，打破封锁，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60年代初、中期，经毛泽东批准，我国花了2.8亿美元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些急需的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机械等技术和设备。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作出富有远见和胆识的重大决策，打开了我国外交的新局面。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中美两国由对抗走向对话，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亦自始结束。在此前后，包括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60多个国家同我国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我们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长。我国选派了一批学生到英、法等西方国家留学，并从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引进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43套综合采煤机、武钢1.7米轧机等大批先进技术和设备，总值43亿美元。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策为我国今天的全面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学习外国、对外开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方针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坚持。

(一)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

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但又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放眼世界，志在中华。在学习、引进的目的上，坚持“洋为中用”。他一再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15)在学习的方法上，强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16)，“学那些和我们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17)。反对生吞活剥、盲目照搬。

历史证明，毛泽东是善于把外国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典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吸收了俄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以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但又不照搬他们“以城市为中心”，先夺取城市后占领农村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既不照搬苏联的一党制，也不采用欧美国家的多党制，独辟蹊径，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毛泽东认真研究了苏联的经验教训，对资本家没有采取没收、驱逐、镇压的政策，而是实行和平赎买的方针。

(二)坚持学中有创、立足于赶超

毛泽东主张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先进文明成果，着眼点在于发展、创新，赶超世界的先进水平。他历来强调“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18)。“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19)“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0)

毛泽东承认中国落后但不甘落后，自逊而不自卑，虚心而不灰心，拜别人为师而不步人后尘，要有敢于赶超的决心和气魄。他强调对外国先进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模仿，更不能让人家的东西框住自己的头脑，而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在实践中消化、吸收、改造、提高，创造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一句话，就是学列强以自强，以引进促跃进。他的这一指导思想曾激励我国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奋发进取，在一些项目、领域上赶上或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三)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反对盲目排外，又反对盲目崇外

毛泽东是个卓越的哲学家，善于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领域，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他坚持以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外国的东西，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反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他一再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21)要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22)，“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用，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23)在实践中，毛泽东十分注意了解党内、国内在如何看待外国问题上的思想动向，适时地进行引导。在抗美援朝战争时，他针对国内一些人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在全国普遍开展仇视美帝、鄙视美帝、蔑视美帝的教育，从而大大增强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终于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1953年，在我国取得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党内盲目自大、唯我独尊的情绪有所滋长。毛泽东又适时地给全党敲响警钟：“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态度，……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24) 还引导大家不要保守，不要什么都讲民族形式，拒绝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他说：“木船是民族形式，要不要用轮船代替？为什么人们不喜欢旧茅厕，要有抽水马桶？飞机、汽车、坦克哪一样是民族形式？这是说，要提倡进步，反对保守。”(25)他多次指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1964年6月，国家经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借鉴美、英、法、日等国的经验，决定在一部分工业、交通企业中试办托拉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总体上是否定的，但又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中某些积极、合理的成分可供我们借鉴。他曾说：“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26) ，法国1946年宪法“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要求各中央委员阅读，在制定我国宪法时作参考(27)。他还说过：美国“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美国的州可以立法，……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28)毛泽东这种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

(四)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根本观点。毛泽东一向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29)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改变中国的面貌，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外因的作用，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争取外国的支持和援助，但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们的军队除在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过缴自日军的部分武器外，未得到外国一枪一弹的援助，却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军和得到近60亿美元援助的国民党军。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我国只得到极其有限的外国贷款，即使在中苏关系处于“蜜月”阶段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所得到的国外贷款也只有36.4亿元，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2.7%(30)。却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某些洋大人预言的没有哪一届中国政府能够解决的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当时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能够解决的“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升天的问题。由于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基本自给以至完全自给。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并不非常依赖外国，实行封锁，他们对我们的损害比我们对他们的损害大”(英国前首相艾德礼语)，从而逐步解除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封锁。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有着高度的民族自尊心、自爱心和责任感，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他在实行对外开放，接受外国的援助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决不听从别国的摆布，决不允许别国干预我们的内部事务。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在争取苏联的贷款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和苏联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于1950年将大连移交中国管辖，1952 年将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军于1952 年从旅顺口撤退，顺利地解决了这几个历史遗留的有关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如果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当时稍有犹豫，等到斯大林逝世以后才提出这个问题，那将会变得十分棘手。1958 年，赫鲁晓夫提出在我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毛泽东断然拒绝。他义正辞严地指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也不行。”(31)

上面所列的毛泽东关于对外开放的四个基本原则，虽然还不能说已构成完备的对外开放理论，但它已涉及到对外开放的宗旨、态度、方针、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我国今天的对外开放仍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可以使我们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犯“左”或右的错误。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未能贯彻始终的原因

毛泽东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作过极其有益的探索，但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在许多方面未能真正付诸实践，其中一些观点后来他也未再坚持以至自我否定。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多年中，我国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的状态。

究其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封锁。新中国刚成立，美国政府便把我国看作是“一个‘邪恶的’非法的政权”，宣布“美国决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与此相反，美国必须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政权垮台。”(32)他们还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现实之间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在经济领域中产生”，因而把经济封锁作为“对付中共政权最有效的武器”(33)。它极力拉拢甚至以断绝经济援助胁迫别的国家参与对我国的全面经济封锁，并于1951年5月操纵联合国大会，作出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956年，美国政府还颁布了不许美国人访问中国的禁令。从60年代初开始，原苏共领导人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参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甚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我国向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的大门也被堵塞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条件，人家封锁我们。”(34)

从主观上讲，其一是“先天不足”。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革命战争年代又长期生活在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村，对市场经济缺乏感性认识，使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视野受到一定的限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仿效苏联的模式，一直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而没能从参加国际市场的交流、合作、竞争的高度来认识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没能把对外开放看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和巨大动力。历史的局限使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因而在实践中不那么自觉和坚定。

其二，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左的思想逐步滋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心通过抓阶级斗争，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孳生的土壤，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放弃以至改变了自己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一些正确的观点、构想。例如，过去他积极主张兴办中外合资企业。1970年8月11日，他在接见外宾时却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搞合营。”在中苏两党公平论战时，我们党还把南斯拉夫向西方国家出口原料，与他们办合资企业，搞来料加工等，说成是“出卖自己的独立主权”，“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由于拒绝接受办合资企业、补偿贸易等国际经济活动中通行的做法，大大地限制了我国和外国的经济交流，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长期停步不前。

其三，我国的“三大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后，在一片赞扬声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夸大了自己的力量。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认为只要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用十几年以至几年的时间“超英赶美”。60年代初，苏联政府对我国逼债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没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片面地强调自力更生，决心“还完了债以后，……再也不借外债了”(35)。1965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的谈话中曾说：“断绝外援最好。”60年代以来，毛泽东很少再提向外国学习和争取外援，而是一再强调破除对外国的迷信，不怕孤立，不怕封锁。在对外关系某些策略上也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与外国交往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对外开放的思想，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党的十四大又把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1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内容和规模逐步扩大，已经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大大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个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主要归功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而毛泽东的对外开放思想，无疑地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