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哈雷轮胎怎么打气:海伦的资料 哪为哥哥姐姐告诉我？～

海伦·亚当斯·凯勒 (Helen Adams Keller，1880年6月27日-1968年6月1日)，是美国的一位残障教育家。她幼年因意外疾病而引致失明及失聪。后来籍着她的导师安·沙利文(Anne Sullivan)的努力，使她学会说话，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并接受教育。她毕业于哈佛大学。

生平

命运改变
海伦·凯勒出生时十分健康，但是在她19个月大时却患了急性脑充血而引起高烧，结果这场病使她变成了失明和失聪。这命运的厄困使海伦·凯勒变得异常暴躁，她的父亲和母亲为此十分担忧。海伦6岁时，在其家庭医生的协助下，她的父母邀请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沙利文老师作为海伦·凯勒的启蒙导师。

得遇良师
沙利文老师十分有爱心，他首先了解海伦·凯勒的脾性，与她建立互信的关系，再耐心的教导海伦·凯勒手语，让她能与别人沟通。其后再教导海伦·凯勒用手指点字以及基本的生活礼仪。在经过一番训练后，她父母在她10岁时聘请了霍勒斯曼学校的莎拉·傅乐瓦老师教导其说话，而海伦·凯勒最终亦学会了说话。对於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来说，这是十分艰巨的事情。在父母和沙利文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海伦·凯勒改对世界改观，开始努力向学，认真做人。

进入学校
1904年海伦·凯勒在雷地克里夫学院毕业时的风采1898年，海伦·凯勒考入了位于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女子学校(The Cambridge School for Young Ladies)。1900年秋，再考进哈佛大学的雷地克里夫学院，这对於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可说是教人难以置信。最后於1904年，海伦·凯勒以优异成绩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位毕业于高等院校的聋盲人。而这麼多年来沙利文老师则一直留在海伦·凯勒身边，并将教科书与上课内容写在海伦·凯勒的手掌上，让凯勒能了解其内容，可说是对海伦·凯勒不离不弃，因此海伦·凯勒一生均十分感激她。

教育大众
海伦·凯勒於1924年组成了海伦·凯勒基金会，并加入了美国盲人基金会，作为其全国和国际的关系顾问。其后她在国际狮子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她要求狮子会成为「协助失明人战胜黑暗的武士」。并说：「我为你们开启机会的窗，我正敲著你的大门。」1946年，海伦·凯勒担任美国全球盲人基金会的国际关系顾问，并开始周游世界，访问了35个国家。她尽力争取在世界各地兴建盲人学校，并常去医院探望病人，与他们分享她的经历，以给予他们生存意志。她同时亦为贫民及黑人争取权益，以及提倡世界和平。

名留青史
海伦·凯勒享年87岁。而在她死后，因为她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贡献感动了全世界，各地人民都开展了纪念她的活动。有人曾如此评价她∶「海伦·凯勒是人类的骄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相信众多的有疾病而聋·哑·盲的人都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海伦·凯勒纪念日
1971年，国际狮子会的国际理事为了纪念海伦·凯勒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宣布将每年6月1日定为「海伦·凯勒纪念日」。而在这日，环球的狮子会均举办与视力相关的服务性活动。
1968年6月1日下午，海伦·凯勒在睡梦中去世了，享年87岁。凯勒小姐在出生后18个月的时候就失聪失明成了个聋哑人，然而却奇迹般地走完了一生。
海伦·凯勒1880年出生于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叫塔斯喀姆比亚的城镇。在她一岁半的时候，一场重病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接着，她又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然而就在这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里，她竟然学会了读书和说话，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拉丁、希腊五种文字的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她走遍美国和世界各地，为盲人学校募集资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
一个聋盲人要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认字读书。而从学会认字到学会阅读，更要付出超乎常人的毅力。海伦是靠手指来观察老师莎莉文小姐的嘴唇，用触觉来领会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她为了使自己能够发好一个词或句子，要反复的练习，海伦从不在失败面前屈服。
从海伦7岁受教育，到考入拉德克利夫学院的14年间，她给亲人、朋友和同学写了大量的信，这些书信，或者描绘旅途所见所闻，或者倾诉自己的情怀，有的则是复述刚刚听说的一个故事，内容十分丰富。在大学学习时，许多教材都没有盲文本，要靠别人把书的内容拼写在她手上，因此她在预习功课的时间上要比别的同学多得多。当别的同学在外面嬉戏、唱歌的时候，她却在花费很多时间努力备课。
海伦能够走出黑暗，达到那么高的学术成就，除了靠她自己的顽强毅力之外，同她的老师莎莉文的循循教导是分不开的。她说“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她使我的精神获得了解放”。是她的老师教她认字，使她知道每一事物都有个名字，也是老师教她知道什么是“爱”这样抽象的名词。海伦幼年得病致残后，变得愚昧而乖戾，几乎成了无可救药的废物，但后来她却成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大学生，这确实是个奇迹。可以说这个奇迹有一半是海伦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创造出来的，是她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科学的教育方法结出的硕果。莎莉文小姐不管教海伦什么，总是用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或是一首诗来讲清楚，她的教育经验十分丰富，教育方法也与众不同，她从不把海伦关在房间里进行死板的、注入式的课堂教育。
海伦用顽强的毅力克服生理缺陷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她热爱生活，会骑马、滑雪、下棋，还喜欢戏剧演出，喜爱参观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并从中得到知识。她21岁时，和老师合作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生活的故事》。在以后的60多年中她共写下了14部著作。

命运改变
海伦·凯勒出生时十分健康，但是在她19个月大时却患了急性脑充血而引起高烧，结果这场病使她变成了失明和失聪。这命运的厄困使海伦·凯勒变得异常暴躁，她的父亲和母亲为此十分担忧。海伦6岁时，在其家庭医生的协助下，她的父母邀请柏金斯盲人学校的沙利文老师作为海伦·凯勒的启蒙导师。

得遇良师
沙利文老师十分有爱心，他首先了解海伦·凯勒的脾性，与她建立互信的关系，再耐心的教导海伦·凯勒手语，让她能与别人沟通。其后再教导海伦·凯勒用手指点字以及基本的生活礼仪。在经过一番训练后，她父母在她10岁时聘请了霍勒斯曼学校的莎拉·傅乐瓦老师教导其说话，而海伦·凯勒最终亦学会了说话。对於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来说，这是十分艰巨的事情。在父母和沙利文老师的悉心教导下，海伦·凯勒改对世界改观，开始努力向学，认真做人。

进入学校
1904年海伦·凯勒在雷地克里夫学院毕业时的风采1898年，海伦·凯勒考入了位于麻萨诸塞州的剑桥女子学校(The Cambridge School for Young Ladies)。1900年秋，再考进哈佛大学的雷地克里夫学院，这对於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可说是教人难以置信。最后於1904年，海伦·凯勒以优异成绩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位毕业于高等院校的聋盲人。而这麼多年来沙利文老师则一直留在海伦·凯勒身边，并将教科书与上课内容写在海伦·凯勒的手掌上，让凯勒能了解其内容，可说是对海伦·凯勒不离不弃，因此海伦·凯勒一生均十分感激她。

教育大众
海伦·凯勒於1924年组成了海伦·凯勒基金会，并加入了美国盲人基金会，作为其全国和国际的关系顾问。其后她在国际狮子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她要求狮子会成为「协助失明人战胜黑暗的武士」。并说：「我为你们开启机会的窗，我正敲著你的大门。」1946年，海伦·凯勒担任美国全球盲人基金会的国际关系顾问，并开始周游世界，访问了35个国家。她尽力争取在世界各地兴建盲人学校，并常去医院探望病人，与他们分享她的经历，以给予他们生存意志。她同时亦为贫民及黑人争取权益，以及提倡世界和平。

名留青史
海伦·凯勒享年87岁。而在她死后，因为她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贡献感动了全世界，各地人民都开展了纪念她的活动。有人曾如此评价她∶「海伦·凯勒是人类的骄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相信众多的有疾病而聋·哑·盲的人都能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如果海伦凯勒能活到2002年，她可能会修改那篇让人潸然泪下的文章"假如我有三天光明"。最近的一项科学突破将带给世界盲人他们最渴望的东西方-- 重见光明。

已经失明了数十年的詹斯如此重见光明，他最近接受了手术费高达11万5千美元，（约合人民币98万元）的外科手术。外科医生在他的头骨钻了一个孔并在他的大脑表层安置了一系列电极。这些电极同一台微型电视摄像机和一台电脑相联，给詹斯一些初步的视觉功能。

手术之后，詹斯在纽约展示了他重获的，虽然是只是部分的视力，包括不用任何辅助器械穿过房间，找到门和在停车场附近开车一段时间，躲开垃圾箱和他遇到的各种障碍物。

科学家奋斗了二十年之久为盲人创造一种人工视觉, 终于在21世纪之初找到了北。詹斯是世界上接受新开发的，为盲人恢复视觉功能治疗的极少数人之一。科学家说接受这种治疗的盲人数目不会有迅速增长。但是詹斯的手术成功意味着医学和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它为世界其他盲人重见光明带来希望。

这项科学技术领域的新突破为世界各地的各种研究所带来进一步研究的动力。他们争先恐后地为同一个目标投入人力，物力，那就是绕过视觉系统的损坏的组分以恢复视力。一些研究所正在开发人工视网膜, 一些正在使用电极以刺激眼睛的神经系统, 还有其他人仍然设法直接刺激大脑。但是，研究归研究，这些想法还很少在人体上得以验证。

"我们仍然停留在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必须要做... 比如使人工视觉发达到可以容易地看到移动的物体, " 美国国家健康学院的威廉.希特德克斯博士说。 " "技术问题还是不可低估。"虽然詹斯使用的装置正在被介绍给其他用户，专家预言这种装置大规模使用还要至少十年。

根据一份最新报告，超过一百万的40岁以上的美国人是盲人, 另外两百四十万的美国人由于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常见老年病视网膜黄斑症，白内障或青光眼，视觉受到严重削弱
而预计在今后30 年，由于人口老龄化，这一数字会在美国成倍增长。根据中国人口信息中心的资料，中国目前老龄人口达一亿三千六百万，占总人口比率的10%左右，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高达四亿三千八百万。新药物和其它疗法可以帮助这些患者延迟失去视力，但是患者一旦失明, 传统上医生就无药可救。

在帮助盲人复明的研究方面，三家实验室是学术领域的排头兵。

微型电极组

一家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多贺尼视网膜学院，开发研制一种能被植入眼中的，替换损坏的视网膜的微型电极组。这个列阵是由埋在皮肤之下的超细导线同植于耳后的无线电接收机相连。

从一摄象机传出的视觉信号通过一台别在皮带上的微型计算机处理, 然后传送对接收器。这个视网膜列阵刺激光学神经, 然后将信息传送给大脑。这个信号被识别为医学界所称的光幻视，强光亮点。如果刺激适当，那么强光点可以在大脑中画一张图片，在大脑里相似于看见体育比赛中体育场电子记分牌一样，记录的分数是由一系列的一个个的灯泡组成。

多贺尼视网膜学院发现初步的结果令人满意。科学家发现大脑对很多强光点有识别的感觉。多贺尼实验室于是将这种仪器在17位盲人身上使用。当他们使用只有四个电极，患者能说出对象是在他们前面，从左到右移动还是反之等等。当他们使用4*4共16 个电极组, 患者能看到物体的形状和描述流动的液体，他们自己还可以把一个杯子倒到另一个杯子里。如果盲人想阅读的话，科学家估计需要1,000 个电极,。

今年2月，科学家把一组4*4共16个电极组永久植入一个患者的头部，效果与短期植入电极相比要好得多。大脑会经常主动学习怎么解释视觉信号。他们计划今年再做两例。设备由渥伦西亚第二视觉公司生产，由圣地亚国家实验室开发这种设备的第二代版本。

如果这三例手术效果成功，多贺尼视网膜学院已经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再做七例手术。但完成这个测试将需要很长时间。以上所提到的设备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列为三极设备，即高风险设备，因为这种设备将伴随患者的终生。最后，多贺尼视网膜学院的德潢博士说，他们想将设备最小化，最后可以适合植入眼球。相似的技术正在被位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眼耳医疗所和比利时洛文天主教大学开发研制中。

微型人工视网膜

伊利诺伊大学的芝加哥医疗中心周阿伦博士研制出一个完全可以植入人体的人工视网膜, 但是到底这个装置运行如何还是有颇多争议。周博士开发了直径为两微米，比针头还小，的芯片，换句话说，这种芯片的直径只是一张纸厚度的一半。

这块芯片包含大约5,000 个小太阳能电池, 每个小太阳能电池都附在芯片后的微型电极上。这个想法是, 光碰到芯片将激活电极, 刺激视网膜之后的光学神经。很多批评家譬如科学家希特德克斯认为太阳能电池不可能产生充足的电能激活神经。 无论如何，周博士已经在六名患者体内植入这种设备。"所有患者都改进了视觉功能，有时是相当大的改进。"周博士说。比如一个患者以前从未看到过光，但是现在可以看到站在她面前的人。

周博士也承认植入的人工视网膜也许没有达到设计者设计的功能。视网膜细胞同植入的人工视网膜是完全分开的，那意味着手术也许触发眼内一些物质的成长或某一化学物作用从而导致视网膜细胞的再生。 有些盲人患者严重损害了视觉神经，对他们来讲，简单的人工视网膜植入不会起太大作用，对他们来讲，必须采用比较积极的，"进攻性的"治疗方法。

头骨植入术

美国纽约州多贝乐学院电机工程师威廉.多贝乐三十年中致力发展这样一种设备。他开发一种微细装置, 包含64 个电极, 植入在头骨里面大脑枕垂体表面。这一装置直接被连接到通过头骨和皮肤的一个电子插口。在头颅之外，装置与视网膜刺激装置相似，它与电视摄象机和一微型计算机处理视觉信号。

多贝乐的研究小组已经将这种设备植入来自六个国家的八名患者头骨内。一名患者，从出生起就一只眼睛失明，45岁时另一只眼睛也瞎了。还有一名77岁时动手术的患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失去双眼。保险公司帮助一些患者负担全部或部份手术费用，但大部分人要支付11万5千美金的手术费。 由于美国在大脑中植入医疗设备有苛刻的限制，所有手术都是在葡萄牙里斯本医学院做的。电极分别被植入大脑的各边。

成功的手术结果表明部分患者不仅看到物体，而且看到颜色。本来这种设备在设计之初是用来看移动的物体，而不是帮助盲人阅读的，但是多贝乐博士说进一步的研究和实验会使患者可以看电视和阅读计算机屏幕上的文字。 但是，这种装置的缺点是，植入脑内的电极要刺激大脑某些部位需要有较高的电压，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引起癫痫症的发作。

"我们需要研制的装置极其微小，而且要求大脑对这些装置没有明显排斥作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诺曼博士说，"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是如果研究成功，那么这种技术就不仅可以帮助盲人，也可以帮助耳聋或是脊髓受伤的患者。"他说。

这方面的研究要取得下一步的进展还有待时日，但是每一步进展对于世界的身体有残疾的患者来讲都将是福音的代表。

在所有这些区域仍然有有一段路要走,但进展正在鼓舞。从长远看, 许多研究员相信, 电极种入了在脑子之内深深将提供最佳的结果, 但其它选择也许提供好处对不可能长期等待那的瞎人民。

"我相信，盲人的识字系统，探路用的拐棍，会带路的狗有一天一定会成为古董，"多贝乐说，"在本世纪末，他们就象飞机取代蒸气船那样被新技术取代。"

20世纪，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以其勇敢的方式震撼了世界，她就是海伦·凯勒——一个生活在黑暗中却又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女性，一个度过了生命的88个春秋，却熬过了87年无光、无声、无语的孤独岁月的弱女子。然而，正是这么一个幽闭在盲聋哑世界里的人，竟然毕业于哈佛大学德吉利夫学院，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处处奔走，建起了一家家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像。创造这一奇迹，全靠一颗不屈不挠的心。海伦接受了生命的挑战，用爱心去拥抱世界，以惊人的毅力面对困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最后又把慈爱的双手伸向全世界。

至今，我仍能够依稀记得那场病，尤其是母亲在我高烧不退、昏沉沉痛苦难耐的时候，温柔地抚慰我，让我在恐惧中勇敢地度过。我还记得在高烧退后，眼睛因为干枯炽热、疼痛怕光，必须避开自己以前所喜爱的阳光，我面向着墙壁，或让自己在墙角蜷伏着。后来，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对阳光的感觉也渐渐地模糊不清了。
当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看不见，眼前一片黑暗时，我像被噩梦吓倒一样，全身惊恐，悲伤极了，那种感觉让我今生永远难以忘怀。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美国的南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

父系祖先来自瑞典，移民定居在美国的马里兰州。有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的一位祖先 竟然是聋哑教育专家。谁料得到，他竟然会有一个像我这样又盲又聋又哑的后人。每当我想到这里，心里就不禁大大地感慨一番，命运真是无法预知啊！

我的祖先自从在亚拉巴马州的塔斯甘比亚镇买了土地后，整个家族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据说，那时候由于地处偏僻，祖父每年都要特地从塔斯甘比亚镇骑马到760英里外的费城，购置家里和农场所需的用品、农具、肥料和种籽等。每次祖父在往赴费城的途中，总会写家书回来报平安，信中对西部沿途的景观，以及旅途中所遭遇的人、事、物都有清楚且生动的描述。直到今天，大家仍很喜欢一而再地翻看祖父留下的书信，就好像是在看一本历险小说，百读不厌。

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曾是南北战争时的南军上尉，我的母亲凯蒂·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母亲小父亲好几岁。

在我病发失去视觉、听觉以前，我们住的屋子很小，总共只有一间正方形的大房子和一间供仆人住的小房子。那时候，依照南方人的习惯，他们会在自己的家旁再加盖一间屋子，以备急需之用。南北战争之后，父亲也盖了这样一所屋子，他同我母亲结婚之后，住进了这个小屋。小屋被葡萄、爬藤蔷薇和金银花遮盖着，从园子里看去，像是一座用树枝搭成的凉亭。小阳台也藏在黄蔷薇和南方茯苓花的花丛里，成了蜂鸟和蜜蜂的世界。

祖父和祖母所住的老宅，离我们这个蔷薇凉亭不过几步。由于我们家被茂密的树木、绿藤所包围，所以邻居人都称我们家为“绿色家园”。这是童年时代的天堂。

在我的家庭老师——莎莉文小姐尚未到来之前，我经常独自一人，依着方型的黄杨木树篱，慢慢地走到庭园里，凭着自己的嗅觉，寻找初开的紫罗兰和百合花，深深地吸着那清新的芳香。

有时候我也会在心情不好时，独自到这里来寻求慰藉，我总是把炙热的脸庞藏在凉气沁人的树叶和草丛之中，让烦躁不安的心情冷静下来。

置身于这个绿色花园里，真是心旷神怡。这里有爬在地上的卷须藤和低垂的茉莉，还有一种叫做蝴蝶荷的十分罕见的花。因为它那容易掉落的花瓣很像蝴蝶的翅膀，所以名叫蝴蝶荷，这种花发出一阵阵甜丝丝的气味。但最美丽的还是那些蔷薇花。在北方的花房里，很少能够见到我南方家里的这种爬藤蔷薇。它到处攀爬，一长串一长串地倒挂在阳台上，散发着芳香，丝毫没有尘土之气。每当清晨，它身上朝露未干，摸上去是何等柔软、何等高洁，使人陶醉不已。我不由得时常想，上帝御花园里的曝光兰，也不过如此吧!

我生命的开始是简单而普通的，就像每个家庭迎接第一个孩子时一样，大家都充满喜悦。为了要给第一个孩子命名，大家都绞尽脑汁，你争我吵，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想出来的名字才是最有意义的。父亲希望以他最尊敬的祖先的名字“米德尔·坎培儿”作我的名字，母亲则想用她母亲的名字“海伦·艾培丽特”来命名。大家再三讨论的结果，是依照母亲的希望，决定用外婆的名字。

先是为了命名争吵不休，之后，为了要带我去教堂受洗，大家又手忙脚乱，以至于兴奋的父亲在前往教会途中，竟把这个名字忘了。当牧师问起“这个婴儿叫什么名字”时，紧张兴奋的父亲一时之间说出了“海伦·亚当斯”这个名字。因此，我的名字就不是沿用外祖母的名字“海伦·艾培丽特”，而变成了“海伦·亚当斯”。

家里的人告诉我说，我在婴儿时期就表现出了不服输的个性，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个性非常倔强，常常想模仿大人们的一举一动。所以，6个月时已经能够发出“茶！茶！茶！”和“你好！”的声音，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甚至于“水”这个字，也是我在1岁以前学会的。直到我生病后，虽然忘掉了以前所学的字，但是对于“水”这个字却仍然记得。

家人还告诉我，在我刚满周岁时就会走路了。我母亲把我从浴盆中抱起来，放在膝上，突然间，我发现树的影子在光滑的地板上闪动，就从母亲的膝上溜下来，自己一步一步地、摇摇摆摆地去踩踏那些影子。

春光里百鸟啁啾，歌声盈耳，夏天里到处是果子和蔷薇花，待到草黄叶红已是深秋来临。三个美好的季节匆匆而过，在一个活蹦乱跳、咿呀学语的孩子身上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然而好景不常，幸福的时光总是结束得太早。一个充满知更鸟和百灵鸟的悦耳歌声且繁花盛开的春天，就在一场高烧的病痛中悄悄消失了。在次年可怕的2月里，我突然生病，高烧不退。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急性的胃充血以及脑充血，他们宣布无法挽救了。但在一个清晨，我的高烧突然退了，全家人对于这种奇迹的发生，当时惊喜得难以言喻。但是，这一场高烧已经让我失去了视力和听力，我又像婴儿一般蒙昧，而他们，我的家人和医生，却全然不知。
童年的记忆都是片断零碎的，一想起那段没有光，也没有声音的黑暗世界，这些影像就会更清晰地在我心头浮现。

生病后几个月的事，我几乎都记不起来了，隐约记得我常坐在母亲的膝上，或是紧拉着母亲的裙摆，跟着母亲忙里忙外地到处走动。

我早就知道，四周的人都用与我不同的方式在交流。甚至在我知道耳聋的人也能学会说话之前，我已开始对自己的交流方法感到不满意了。一个人完全靠手语与别人交流，总是有一种被约束和受限制的感觉。这种感觉越来越令我难以忍受，极力想摆脱这种束缚。

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向我描述：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

1894年夏天，我出席了在夏达奎市举行的“美国聋人语言教学促进会”的第一次会议。在那里，我被安排进入纽约市的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上学。
1894年10月，我由莎莉文小姐陪同前往就读。我特别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是为了提高语音和唇读的能力。除了这些内容以外，在学校的两年中，还学了数学、自然、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老师瑞米小姐懂得手语。我稍稍学了一点儿德文后，便时常找机会用德语交谈，几个月之后，我差不多能全部明白她所说的了。第一年结束时，我已经可以愉快地阅读《威廉·泰尔》这部小说了。的确，我在德语方面的进步比其他方面都要大。

相比较而言，我觉得法语要比德语难得多。教我法语的是奥利维埃夫人，这位法国妇女不懂手语字母，只能以口头教导我。而我要弄清嘴唇的动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结果法语比德语进步慢得多。不过，我还是把《被强迫的医生》读了两遍。这本书虽然很有意思，但还比不上《威廉·泰尔》。

唇读和说话能力方面的进步，并没有像我和老师以前想像得那么大。我有强烈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说话，而且老师也相信我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但是，尽管我十分努力，且充满信心苦练，依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也许目标定得太高了，所以免不了要失望。

我仍旧把算术看得像陷阱一样可怕，问题出现后，喜欢“推测”而不去推理。这个毛病加上我的愚钝，给自己和老师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我不仅时常胡乱推测，而且还武断地乱下结论。因此，愚笨之外再加学习不得法，我学算术的困难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失望常常使我情绪沮丧，但我对于其他功课，尤其是自然地理却有无穷的兴致。揭开自然界的奥秘是一大乐事,那些形象而生动的文字向我描述：风是怎样从四面八方吹来的，水蒸气是怎样从大地的尽头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过岩石奔流的，山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类又是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的大自然的。

我还特别记得，每天莎莉文老师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园去。在纽约城里这座公园是我惟一喜欢的地方，在这座宏伟的公园里，我拥有很多的欢乐。每次跨进公园大门，我最喜欢人们给我描述它的景色。公园的四处景色怡人，变化多端，我停留在纽约的9个月中的每一天，它都是那么多姿多彩，令人愉悦。

春天里，我们到处漫游，泛舟赫德森河上，又登上绿草如茵的河岸，这里曾是布赖恩特吟咏的地方。我尤其喜欢它那纯朴而又宏伟的峭壁。我们的足迹遍布西点、塔里敦、华盛顿、欧文的故乡，我们曾在“睡谷”穿行而过。

莱特—赫马森聋人学校的老师们常常想尽各种办法，让聋哑儿童享受到普通孩子们所享有的各种学习机会，即使是我们之中很小的同学，也充分发挥他们被动记忆能力强等特点，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限制。

在我离开纽约之前，这些光明而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凄惨的黑云突然笼罩天空——我陷入极大的悲戚之中，这种悲哀仅次于当年我父亲的逝世。波士顿的约翰·P·斯泡尔丁先生于1896年2月不幸逝世。只有那些最了解和敬爱他的人，才会了解他对我的友谊是何等重要。他是这样一种人——帮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过意不去，对莎莉文小姐和我尤其如此。只要一想起他对我们慈爱和对我们困难重重的学习所给予的关切，我们就信心百倍。他的逝世给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真空，是永远填补不了的。

后来，我报考了剑桥女子大学。
在德克利夫求学过程中，最感困扰的莫过于没有盲文书可读，另一个问题则是时间不敷分配。课外作业都是莎莉文老师以手语方式逐字逐句告诉我的，因此往往必须学习到半夜，而此时此刻别人早已进入梦乡了。洛奇老师与维杜老师也会在我的教科书上为我点字，但有些老师一直到上课都还没有教我如何学习，所以常常跟不上进度。

早在1894年，我还不懂事时，就听过吐温先生的大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我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他教给我人情的温暖、生命的可贵。除了贝尔先生与莎莉文老师以外，我最敬爱的就是吐温先生了。

我第一次见到吐温先生，是在纽约的劳伦斯·荷登先生家里，当时我只有14岁。当我跟他握手时就有一种直觉：“啊!这就是能够给我帮助的人。”那天，他的风趣谈吐使我觉得十分开心。之后，我又分别在荷登先生与洛奇先生家中与吐温先生见过几次面。遇有重大的事情，我们就互相通信。

吐温先生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很能体会残障者的心情，他时常为我讲述一些感人的小故事以及他亲身经历的有趣的冒险故事，让我看到人生光明的一面，借以鼓励我。

有一天晚上，吐温先生在荷登先生的书房里对着许多名流演说，听众有包括日后的威尔逊总统。他演说的内容是有关菲律宾的现状，他说：“大约600名菲律宾妇孺躲在某座死火山的火山口中，而范史东上校竟把他们悉数围杀了。几天后，这位上校竟又命令部下假扮敌军，逮捕了菲律宾的爱国志士阿基纳多等许多人。”吐温先生义愤填膺地痛责这位嗜杀的残酷军官，并且很感慨地表示：“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真不敢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毫无人性的人。”

无论是政治事件或战争，也不管是菲律宾人、巴拿马人或任何落后地区的土著民族，吐温先生反对一切不人道的事情。他不甘于缄默，一定会大声地抨击，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齿那些自我吹嘘的人，也看不起没有道德勇气的人，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但要知道何为是、何为非，而且要毫不畏惧地指责那些伪善者的恶行。因此，他常常毫不留情地向恶势力挑战。

吐温先生一向很关心我，事无巨细，只要与我有关，他必然十分热心。而且，所有认识我们的人当中，他是最推崇莎莉文老师的，因此，他一直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吐温先生与夫人情深意切，不幸夫人比他早逝，为此，他哀伤不已，顿觉生活中少了许多东西。他常对人说：“每当来拜访我的客人离去之后，我总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火炉前，备感孤独寂寞的难耐滋味。”

在夫人去世后第二年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到：“去年是我有生以来最悲伤的一年，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许多工作可以打发时间，几乎要活不下去了!”此后，他也常为了没有更多的工作而觉得遗憾。

还有一次，我安慰他说：“请不要想那么多，全世界的人都尊敬您，您必会名留青史的。萧伯纳把您的作品与伏尔泰的文章相提并论，而评论家吉卜林也把您誉为美国的塞万提斯呢!”

听了我的话，吐温先生回答道：“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安慰我，海伦，你知道吗？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引人们发笑，因为他们的笑声令我感到愉快。”

马克·吐温先生是一位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家。不仅如此，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美国人，因为他具有美国先民开疆拓土的精神，他崇尚自由、平等，个性豪迈爽朗，不拘小节，而且十分幽默。

总之，他具有开国时代美国人的一切优点。他在看过我所写的《我所居住的世界》一书后不久，写了一封令我们又惊又喜的短信，信上写道：“请你们3位马上到我舍下来，与我一起围坐炉前，生活几天如何？”

于是，我们一行3人十分高兴地整装出发了。到达当地火车站时，马克·吐温先生派来接我们的马车早已等在那儿了。时值2月，远近的大小山丘都覆盖着一层白雪，沿途的树枝上挂满了参差的冰柱，松林里吹来的风带着淡淡的清香。马车缓缓地行进在曲折的山路上。

马车好不容易爬上一段坡路，眼前出现了一幢白色的建筑物，接我们的人告诉说，吐温先生正站在阳台上等着我们呢。马车终于进入了巨大的石门，他们又告诉我：“啊！吐温先生在向我们招手呢!”然后又接着说：“吐温先生身着雪白的服装，银白的头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就像浪花拍打着岩石时激起的白色泡沫，充满了活力。”

我们很舒服地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室内飘着清爽的松香。我们喝着热腾腾的红茶，吃着涂了奶油的吐司，感到无比的舒适。吐温先生对我说，这种吐司如果再涂上些草莓酱就会更好吃。

休息过后，吐温先生主动地表示，大凡一般访客都喜欢参观主人的居处环境，相信我们也不例外，所以提议带我们到宅内各处去走走。

在主卧室旁边，有一条走廊状的阳台，阳光可以直射进来，是主人经常喜欢流连之处，那里有许多美丽的盆栽花草，野趣盎然。通过走廊，就是饭厅，然后又是另一个卧室。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一间有桌球的娱乐室，据说这是吐温先生最常逗留的地方。吐温先生领我们走近球台，他亲切地对我表示要教我玩球，我听了就直觉地问道：“打桌球必须用眼力，我恐怕没有办法玩。”

他很快又说：“说得也是，不过如果像洛奇先生或荷马先生这样的高手的话，闭上眼睛也照样可以玩得很好。”

一个人虽然生活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样可以回忆、可以想像，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

“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我就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先念标题，然后我挑那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细读。一般杂志也是一样，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平均每个月我大概要读7至8种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多半会转载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要去环游世界时设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处旅行一般，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迸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在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面欣赏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

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许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达日本时正值樱花纷纷飘落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幽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许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达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你瞧!你瞧!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屐，在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达。”

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

苏夫人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仍如过去那样全力支援。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我在进行本书的写作时，则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的态度和善，个性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她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

当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现一位爱神与世人更甚于爱自己的人哪!”

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时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局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

听了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以手指去追踪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兴奋得屏息以待，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

我曾手抚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会那美妙琴音。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于热带海岛上。

有时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机的的共鸣板上“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开始流行的爵士音乐却不敢恭维，那种爆炸性的响声，令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我冲过来似的，每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时，免不了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复生了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正文）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要看人，他们的善良、温厚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首先，我希望长久地凝视我亲爱的老师，安妮·莎莉文·梅西太太的面庞，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来到了我面前，为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
我不知道什么是透过“灵魂之窗”，即从眼睛看到朋友的内心。我只能用手指尖来“看”一个脸的轮廓。我能够发觉欢笑、悲哀和其他许多明显的情感。
第一天
第一天，我要看人，他们的善良、温厚与友谊使我的生活值得一过。首先，我希望长久地凝视我亲爱的老师，安妮·莎莉文·梅西太太的面庞，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来到了我面前，为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我将不仅要看到她面庞的轮廓，以便我能够将它珍藏在
我的记忆中，而且还要研究她的容貌，发现她出自同情心的温柔和耐心的生动迹象，她正是以此来完成教育我的艰巨任务的。我希望从她的眼睛里看到能使她在困难面前站得稳的坚强性格，并且看到她那经常向我流露的、对于全人类的同情。

我不知道什么是透过“灵魂之窗”，即从眼睛看到朋友的内心。我只能用手指尖来“看”一个脸的轮廓。我能够发觉欢笑、悲哀和其他许多明显的情感。我是从感觉朋友的脸来认识他们的。但是，我不能靠触摸来真正描绘他们的个性。当然，通过其他方法，通过他们向我表达的思想，通过他们向我显示出的任何动作，我对他们的个性也有所了解。但是我却不能对他们有较深的理解，而那种理解，我相信，通过看见他们，通过观看他们对种种被表达的思想和境况的反应，通过注意他们的眼神和脸色的反应，是可以获得的。

我身旁的朋友，我了解得很清楚，因为经过长年累月，他们已经将自己的各个方面揭示给了我；然而，对于偶然的朋友，我只有一个不完全的印象。这个印象还是从一次握手中，从我通过手指尖理解他们的嘴唇发出的字句中，或从他们在我手掌的轻轻划写中获得来的。

你们有视觉的人，可以通过观察对方微妙的面部表情，肌肉的颤动，手势的摇摆，迅速领悟对方所表达的意思的实质，这该是多么容易，多么令人心满意足啊！但是，你们可曾想到用你们的视觉，抓住一个人面部的外表特征，来透视一个朋友或者熟人的内心吗？

我还想问你们：能准确地描绘出五位好朋友的面容吗?你们有些人能够，但是很多人不能够。有过一次实验，我询问那些丈夫们，关于他们妻子眼睛的颜色，他们常常显得困窘，供认他们不知道。顺便说一下，妻子们还总是经常抱怨丈夫不注意自己的新服装、新帽子的颜色．以及家内摆设的变化。

有视觉的人，他们的眼睛不久便习惯了周围事物的常规，他们实际上仅仅注意令人惊奇的和壮观的事物。然而，即使他们观看最壮丽的奇观，眼睛都是懒洋洋的。法庭的记录每天都透露出“目击者”看得多么不准确。某一事件会被几个见证人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看见”。有的人比别人看得更多，但没有几个人看见他们视线以内一切事物。

啊，如果给我三天光明，我会看见多少东西啊!

第一天，将会是忙碌的一天。我将把我所有亲爱的朋友都叫来，长久地望着他们的脸，把他们内在美的外部迹像铭刻在我的心中。我也将会把目光停留在一个婴儿的脸上，以便能够捕捉到在生活冲突所致的个人意识尚未建立之前的那种渴望的、天真无邪的美。

我还将看看我的小狗们忠实信赖的眼睛——庄重、宁静的小司格梯、达吉，还有健壮而又懂事的大德恩，以及黑尔格，它们的热情、幼稚而顽皮的友谊，使我获得了很大的安慰。

在忙碌的第一天，我还将观察一下我的房间里简单的小东西，我要看看我脚下的小地毯的温暖颜色，墙壁上的画，将房子变成一个家的那些亲切的小玩意。我的目光将会崇敬地落在我读过的盲文书籍上，然而那些能看的人们所读的印刷字体的书籍，会使我更加感兴趣。在我一生漫长的黑夜里，我读过的和人们读给我听的那些书，已经成为了一座辉煌的巨大灯塔，为我指示出了人生及心灵的最深的航道。

在能看见的第一天下午，我将到森林里进行一次远足，让我的眼睛陶醉在自然界的美丽之中，在几小时内，拼命吸取那经常展现在正常视力人面前的光辉灿烂的广阔奇观。自森林郊游返回的途中，我要走在农庄附近的小路上，以便看看在田野耕作的马(也许我只能看到一台拖拉机)，看看紧靠着土地过活的悠然自得的人们，我将为光艳动人的落日奇景而祈祷。

当黄昏降临，我将由于凭借人为的光明看见外物而感到喜悦，当大自然宣告黑暗到来时，人类天才地创造了灯光，来延伸他的视力。在第一个有视觉的夜晚，我将睡不着，心中充满对于这一天的回忆。

第二天
这一天，我将向世界，向过去和现在的世界匆忙瞥一眼。我想看看人类进步的奇观，那变化无穷的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