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苏东坡的故事:介绍归有光和唐宋派

归有光(1506～1571)明代散文家，字熙甫，号项脊生。昆山(今属江苏)人。 9岁能属文，后以同邑人魏校为师，通经史，善故。嘉靖十九年(1540)中举人。其后二十余年，八次会试不第。嘉靖二十一年移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讲学，生徒常达数十百人，被称为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始中进士，授长兴知县。因采用古教化法治民，听讼时引妇女儿童围观,用吴语断案。以抗拒上司命令，被迫离职,转为顺德府通判，管理马政。后为南京太仆寺丞，参与撰修《世宗实录》，以劳瘁致疾，卒于南京。

　　明代中叶,文坛上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对扫除台阁体的文风有一定作用。但至嘉靖年间，已流为盲目尊古倾向。王慎中、茅坤、唐顺之等人起而抵制，提倡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其魁首实为归有光。时王世贞为文坛宗师，声势煊赫，归有光贬斥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抵排前人"，"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项思尧文集序》）。在诗论上，他也批判复古倾向说："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拟剽窃，淫哇浮艳之为工，而不知其所为。"反之，他认为那种"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谣，悯时忧世之语，盖大雅君子之所不废者"（《沈次谷先生诗序》）。他的基本观点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秦汉文章虽好，但唐宋间名文未尝不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则泥古成风，走入歧途。他主张"变秦汉为欧曾"，属文时应"出于意之所诚"……非特求绘藻之工为文章。□□然观美矜炫于世而已"(《答俞质甫书》)。当时，王世贞听到他批评自己"妄庸"后说："妄则有之，庸则未敢闻命。"但到了晚年，王世贞也感到自己雕饰过甚，不及归有光恬适自然。在《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辞……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还有人把归有光与欧阳修比较，推崇他为明代第一散文家。直到清代。方苞、姚鼐等人，也对归有光交口称赞。

　　归有光反对拟古,多从形式着眼,并未达到内容上的真正革新。他的作品以散文为主，十之八九为经解、题跋、议论、赠序、寿序、墓志、碑铭、祭文、行状以及制义之作，其中有些作品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有些作品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但也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思想陈腐。在若干记叙、抒情散文中，能做到"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归公墓志铭》）。其艺术特色是：①即事抒情，真切感人。如代表作《项脊轩志》，以"百年老屋"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的回忆，并抒发了人亡物在、世事沧桑的感触。所回忆者人各一事，均属家庭琐事，但极富有人情味。②注重细节，刻绘生动。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及。③篇幅短小,言简意赅。他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记》、《女二二圹志》等，均未超过千字。《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112字,但以两个细节勾勒婢女形象,写出庭闱人情,极为凝炼。④结构精巧,波折多变。如《宝界山居记》由太湖风景写到宝界山居，又对比唐代王维之辋川别墅，并对王维发了议论。《菊窗记》，从洪氏之居的地势、风景写到古人仲长统与陶渊明，夹叙夹议，跌宕多姿。

　　归氏散文多写身边琐事，未能充分反映明代社会矛盾。但他在《备倭事略》、《昆山县倭寇始末书》、《蠲贷呈子》等文中，刻画了倭寇人侵后昆山一带"屋庐皆已焚毁，□聚皆已罄竭，父母妻子半被屠刳，村落之间哭声相闻"的惨状。在《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文中,揭露了恶霸横行、吏治腐败的现实。在《送恤刑会审狱囚文册揭贴》、《九县告示》、《乞休申文》等文中，表达了自己为民请命的心怀。在《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传记文里，勾勒了一些普通人物的形象。在《己未会试杂记》、《壬戌纪行》等纪行文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民情世态，这些作品，也还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归有光死后，其子子宁曾辑其部分遗文，刻于昆山，词句多有改窜，其孙昌世与钱谦益遍搜遗文，细加校勘，编为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间,曾孙归庄又增益部分遗文,经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正集30卷、别集10卷，共40卷。内收各种体裁之散文 774篇、诗歌113首。今通行本为四部丛刊本《震川先生集》共40卷，系据明常熟刊本影印。

　　唐宋派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自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诘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王慎中、唐顺之以及与他们同时的李开先、陈束、赵时春、任翰、熊过、吕高号称“八才子”，力矫李、何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他们的文学活动正值李梦阳、何景明去世而后七子尚未继起的复古主义的间歇期，一时影响颇大，李、何文集几乎受遏不行。比王慎中、唐顺之稍晚的茅坤、归有光却正当后七子主持文坛的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前七子衣钵。再次发起复古运动,剽□古人,求附坛坫，天下无不靡然成风。茅坤、归有光与王、唐趣尚略同，归有光以一“穷乡老儒”毅然与后七子抗衡，排□而不余遗力，其精神尤为难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摹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王慎中说：“学六经史汉最得旨趣根源者,莫如韩欧曾苏诸名家。”(《寄道原弟书几》)唐顺之的《文编》，选入《左传》、《国语》、《史记》等古文和韩柳欧苏曾王等大量作品。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提倡唐宋文，影响深远，其书盛行海内。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曾，易诘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王慎中提出文章要能“道其中之所欲言”（《曾南丰文粹序》），就是要抒发作者内心的思想感情。唐顺之认为“文字工拙在心源”，说作者只要“心地超然”，就是“千古只眼人”,“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来，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一样绝好文字”；否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答茅鹿门知县书二》）。茅坤更进一步，强调文章家不只是要求之于“心源”，还要体察物情，莫逆于心。

　　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尖锐的。唐顺之在《答蔡可泉书》中说复古派的作品“本无精光,遂尔销歇”,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归有光对当时负有盛名的王世贞的批评亦十分激烈，他指王世贞等为“一、二妄庸人”，而众人将王拥立为“巨子”，“争附和以诋排前人”，他说：“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复古主义者“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与沈敬甫书》）。这是针对王世贞等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论调所发，深恶痛绝之情溢于言表。

　　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归有光善于抒情、记事，能把琐屑的事委曲写出，不事雕琢而风味超然。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记》、《见树楼记》、《女二二圹志》等等。王锡爵在《归公墓志铭》中称他的这类散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表”。黄宗羲则尤其赞赏他怀念祖母、母亲和妻子的一些散文。“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盖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张节母叶孺人墓志铭》)。

　　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子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妇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捧场的文字。他们主张的“胸臆”、“心源”，指的是道学家的内心世界。茅坤说：“世之文章家当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从而发之为文。”(《复陈五岳方伯书》)可见他们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着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站在道学立场是不能动摇复古派的根基的。前后七子跨越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取代台阁体主持文坛风气凡百年之久，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也指出了复古派的毛病，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即继承了它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