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打虎的课文图片:七绝圣手，五言长城分别指哪两位唐代诗人？

五言长城--刘长卿
擅长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作是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七八，人称其为“五言长城”。

诗家天子 七绝圣手--王昌龄
其七绝写的“深情幽怨，音旨微茫”，因而举为“诗家天子”。

七绝圣手王昌龄

在名家辈出的盛唐诗坛，有位诗人曾被誉为“诗家夫子”，他就是以擅长绝句闻名的王昌龄；尤其是他的七绝，享有极高声誉，故又被称作“七绝圣手”；和李白共同代表着盛唐七绝的最高成就。
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王昌龄的绝句涉猎广泛，其中最负盛名的部分是边塞从军题材的作品，王昌龄曾到过西北边陲，他的这些作品正是西北之行的成果。王昌龄的诗歌中，既有描写将士们的爱国热情和斗志，又有描述战士们对家园和亲人的挂念。
在他的笔下，这两种感情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通过组诗的形式，（例如《从军行》）使之互为交融，表现了戍边士兵他们的欢乐、追求、愁思与痛苦。当然，作为主旋律，又始终是积极向上的，从而展现出盛唐精神的一个侧面。
闺情和宫怨诗也是王昌龄绝句中成就很高的一类，像《长信秋词》五首，以及《西宫秋院》等作品。还有他的送别诗，也颇为人所称道，在各类题材中占的比例最大；如《芙蓉楼送辛渐》、《送柴诗御》、《卢溪别人》等皆是佳作名篇。
王昌龄善于运用层层深入的手法，反复渲染环境气氛，为突出主题而服务。《从军行》组诗中“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就是一例。诗歌由背景写到人物，由所见写到所闻，由外在行动写到内心世界，层转层深。正如陆时雍所言：“昌龄作绝句往往襞积其意，故觉其情之深长，而辞之饱决也。法不与众同。”
绝句在结构上短小精悍，很难做到如律诗般“起承转合”，一般的写法只能是采用聚焦式的结构，集中描写一个描绘画面。但王昌龄的某些绝句却在第三句另辟新境，将一首七绝分成两个画面、两层境界。
比如象《芙蓉楼送辛渐》，前两句用来写景抒情，后两句则以议论出之。这种结构，在两层之间，省略了中间环节，给人以一种跳跃感，有意识留下空白，让读者有丰富的想象空间；所以尽管语言简洁明了，却能做到深入浅出，耐人寻味。
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zhi阴平音）言》中曾道：“七言绝句少伯（王昌龄的字）与太白（李白字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

五言长城刘长卿

在盛唐后期到中唐前期的这段时间里，有一位诗人比较引人注目，他就是在诗坛上号称“五言长城”的刘长卿。刘长卿，字文房，因当过随州刺史，故人称刘随州。“五言长城”指的是他在五言诗，而且是五言律诗方面功底深厚、成就卓越。
刘长卿的主要创作活动时间是在天宝末到大历年间，而这一时期正是大唐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点。与此相适应，诗坛上也在酝酿着深刻的变化；盛唐诗歌的那种齐伟壮丽的气魄，已不能真实地体现安史之乱后的时代精神了，文人们身上蓬勃向上的豪气也荡然无存了，而代之以麻木和消沉。因此人们常说，从整个的唐诗发展历程来看，前期是浪漫主义的，后期是现实主义的。（当然这只是泛论）
而从至德到大历年间，正是这两个时期的过渡。这个时间段存在着两类诗人，一类以元结、顾况为代表，他们不再强调对理想的追求，而是开始着眼于现实人生。这一类诗人在诗歌的内容上发挥着过渡作用。
另一类则以“大历十才子”代表，他们以平淡简净的风格代替了盛唐诗歌的齐伟壮丽。与前一类相比，他们是在诗歌的艺术上发挥作用的，至于刘长卿则属于这一类诗人。从作品风格来看，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颇有相似之处，以致后世有人曾把他归入十才子之列。不过实际上，刘长卿的成就，正在于他与“大历十才子”的不同之处。
虽然刘长卿与“大历十才子”一样，都是以描写山水风景为主的，但他在为人上同“大历十才子”中的一些人有着明显差异：十才子中人多“不能自远权贵”，反映到作品上，就是他们的山水诗常用来作为贵族生活的点缀，其中不乏阿谀奉承之作。而刘长卿为人刚直，曾经因此两度罢官；也正由于此，反映到作品，则刘长卿的诗作中对景物的描写常寄托着某种属于自己的感情；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总比无病呻吟要好。
刘长卿同“大历十才子”皆擅五律，而且都以王维为宗，但是相较之下，一般刘长卿的成就显的比较突出。他在五言律诗的创作上确实有独到之处，能用严格的律诗来写景抒情，而无雕琢修饰的痕迹，达到了凝练自然、造意清新的较高艺术境界；其中的某些名篇，的确能够做到独步中唐。从这一点上讲，“五言长城”并非过誉。
当然，他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束缚，和“大历十才子”等人有着相似的弱点，那就是由于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较窄，因而影响到创造性的发挥。唐人高仲武曾说刘长卿的诗“十首以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也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