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意拳横拳的练法视频:关于高岗的故事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50年代初期，由高岗、饶漱石为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而组成的反党集团。

　　高岗、饶漱石都是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这之后，他们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在党中央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人事安排时，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高岗、饶漱石以为他们篡夺权力的机会到了。在1953年6月—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捏造所谓的“军党论”，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吹嘘自己。会后高岗还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公开向党要权要官。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以利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并提出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建议，对高、饶的反党罪行初步进行了清算。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但高岗、饶漱石毫不悔改，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饶漱石也企图蒙混过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和全会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党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同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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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第一次自杀经过 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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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2月17日，揭批高岗问题的高级干部座谈会刚进入第三天，便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

　　关于高岗这次自杀，有种种传说，有说是服安眠药的，有说是摸电门的，也有说是开枪的；有说在家里发生的，有说在会场上发生的；有说是畏罪自杀，也有说是假自杀，是以此来要挟中央，等等。

　　其实，高岗这次自杀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向自己头部开枪，被人阻挡，没有打中，因此自杀没有成功。4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当时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

　　骗枪、报警

　　1954年2月17日，像北京往常的冬天一样，干冷、晴朗无云。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就把在他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让妻子李力群去习仲勋那里打听消息；卫士长白俊杰、魏宝玉去计委保卫处；机要秘书董文彬去机要处；让我去计委找安志文帮他起草当天下午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这样，除了一些勤杂服务人员之外，在高岗身边，只剩下值班警卫矫洪良。

　　9点刚过，张秀山、马明方先后来看高岗，待客人走后，他来到值班室，问矫洪良：“就你一个值班?走，去院里散散步。”

　　矫洪良是从沈阳一起来北京的老卫士，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忠厚老实，值班陪同首长散步是常有的事。

　　他们边走边聊，高岗有意借此分散卫士的注意力。他问及矫洪良的生活学习和打靶练习等情况，又问及新发的手枪性能，“把你的枪给我看看。”

　　这些日子，高岗心神不宁，我和李力群一再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因此矫洪良已有思想准备，他婉和平静地说：“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说着，高岗把手伸过来。矫洪良没法，只得取出了弹夹和子弹，把空枪交到高岗手里。

　　高岗假装着端详手枪，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去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吧。把子弹和弹夹也给我。”

　　矫洪良一听就急了，“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沉着脸说：“亏你还是个老卫士!怎么?还不相信我吗?”

　　“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我要负责的。”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什么责，拿来!”说着，一把夺过矫洪良手里的弹夹和子弹。

　　矫洪良无奈地说：“那，首长可要当心啊，注意安全。”

　　散完步，矫洪良目送高岗上楼后，赶紧到值班室给白俊杰打电话报告情况。白俊杰立刻找到我。我当时正在贾拓夫(计委副主席)办公室商量事情，急忙告别贾拓夫，与老白匆匆赶回来。从三里河骑自行车到东交民巷，紧赶快骑，也得40多分钟，我们回来时，已是11点45分左右了。

　　白俊杰直奔值班室找矫洪良了解情况，我刚进秘书办公室，董文彬和李力群也先后回来，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贾拓夫打来的，他叮嘱说：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出意外!高岗力气大，不能硬来，要采取软的办法把枪要回来。我们三人都赞成贾拓夫的意见，商定先把高岗稳住，措清枪在什么地方，再设法弄回来，在此之前，他身边一定不能离人。

　　于是，我们轮流上楼去缠住高岗。

　　紧张行动

　　高岗上楼后，走进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把手枪从口袋里取出，放入书桌抽屉，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信稿，认真翻阅。这份信稿是在2月初，根据他的口述，由我整理誊清的，当时他没让我写抬头，所以我不知道这信是写给谁的。

　　现在高岗再次仔细琢磨之后，亲自写上抬头“毛主席”、署名“高岗”及日期“二月十七日”。他又端详一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信稿装进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只写了“毛主席”。接着，他拿过一叠印着“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信笺纸(纸质很差的那种)，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他的妻子儿女。这是一封托孤信，信文很短，不满一页纸，字迹工整。高岗把这页信纸装入另一个信封，写上“周总理”。然后，他又取了一个大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放进去，在大信封上面写：“刘少奇”，却没有给刘少奇写只字片言。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走出办公室，经过起居室、卧室，进入洗手间，动手刮胡子，不慎，刮破左面颊下巴，擦洗干净，还在渗血，匆匆忙忙之中，手指也沾上血迹。他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把两个信封涂上胶水，封起来，放进抽屉，又抓出手枪放进裤兜。

　　这时，他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赶紧离开办公室，到起居室坐在沙发上，装作休息的样子。

　　董秘书进来，见高岗正坐在起居室沙发上，便开始汇报情况。高岗似听非听，心不在焉，最后只说了一句：“行!你下去吧!”

　　我一见小董下来，马上上楼，对高岗说：“没找到志文，你的发言稿怎么办?”

　　“等志文来，你和他一起搞吧，不一定今天讲。”

　　“我见到拓夫了，他很关心你，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你想开些!”

　　高岗没有吭气，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跟志文商量着写吧。”

　　我没有理由再呆下去，只好说了句：“千万要想开些!”就起身下楼。

　　李力群见我下来，赶紧上去，见起居室里没人，一时找不见高岗。正焦急间，在走廊遇到上她的儿媳丽达，忙问：“看见你爸爸了吗?”

　　丽达说：“刚才他到我房里，亲了亲小孩儿，后来见他进餐室的里套间去了。”

　　这个套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现在餐室的门掩关着，“高岗去那里干什么?”李力群顿时感到不妙，赶紧去拉开餐室的门。这是餐室的西门，东门上着锁，没有开。只见门里把手上系着一条很长的绳子，高岗手里攥着绳子的一端，猫着腰，躲藏在东门边上的墙角里。他一见李力群开门进来，便站起身来。李力群强装陪笑说：“你这是干啥?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高岗很尴尬，一边喃喃说：“没什么，没什么。”一边讪讪地坐到餐桌边。

　　李力群见高岗脸色苍白，样子很激动，便坐到他身边，抚摸着他的手，关切地问：“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高岗沉默不语。这时，他的长子高老虎听丽达讲了高岗的反常现象，也急忙过来，进了餐室。

　　等高岗稍平静后，李力群开始向他讲去习仲勋那里的情况。高岗神色茫然，似听非听，一面点头，一面说：“你马上去找师哲，看看他那里怎么样。”李只好悄声叮嘱老虎：千万不要离开。然后下楼。

　　高岗见老虎还站在那里，就对他说：“你去把小张(服务员)找来。”

　　小张一进来，高岗到隔壁办公室把两封信交给他，说：“不要交秘书了，直接给王兴悦(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小张随即下楼。这时，只有高老虎和高岗在一起。

　　李力群下楼来，向我们讲了找高的情况，大家觉得形势严重，他是在找行动的适当办法，现在更不能离人，要李力群赶快上去，就说电话联系，师哲不在。

　　李力群正要上楼，小张进了秘书办公室，把两封信交给我，说了情况。我叫小张马上上楼，就说信已交王兴悦送出。叮嘱他千万别离开。

　　我们三人一看这两封信，见信封上沾着斑斑血迹，大吃一惊，也顾不得信是给谁的，一致同意马上拆阅。先拆厚的，给刘少奇的那封，里面没有信纸，只装着给毛主席的信。再拆给周总理的信，是一封托孤遗书!

　　这时，小张又被支使下来，说首长要把信追回，不忙寄出去。显然，这是高岗有意把小张支开，并非真要追回信件，因为王兴悦骑摩托车出去，是追不回来的。大家感到情况十分紧急，必须把问题挑开，制止高岗自杀行为。

　　于是，我、小董和李力群三人跑在头里，小张紧跟在后，匆匆向楼上奔去。白俊杰、矫洪良等见状，也感到要出大事，紧跟着跑上楼。

　　这时，已是下午1点多，包括高岗在内，大家都还没有吃饭。

　　我跑在最前面，一进餐室，就一边激动得落泪，一边举着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说着，我抢步上前，站到高岗的坐椅边(餐桌西边南面第一张椅子)。高岗先是一惊，接着就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说着，他站起身，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原先坐的位子上，自己坐到左边第二把椅子上。

　　小董和李力群等紧跟着进了餐室，站在餐桌对面紧张地看着我们，高岗让他们二人把信烧掉。他们从我手里接过信件，走到壁炉前烧信。

　　我仍很激动，拉着他的手，流着泪说：“你千万不要自杀呀!”

　　他说：“不啦，不啦。”他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我的左肩，一面催董、李赶快把信烧掉。

　　这时，我和高岗并排坐着，面对壁炉，看董、李二人在壁炉前烧信，信纸在燃烧，发出轻微的声音。高老虎、白俊杰、小张等都站在餐室西北角的门口。整个餐室内外，安安静静，没有声息。

　　开枪、夺枪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扳机，“砰”的一响，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在这一瞬间，包括高岗自己在内，全都确信：高岗的头颅准被打了个窟窿，完了!高岗一松手，枪掉到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

　　我虽然心有戒备，但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当突然发觉他掏枪、举枪时，我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就在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我用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臂肘。枪响了，子弹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

　　在枪响和高岗倒下的瞬间，我确实以为他中弹了，下意识地一面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一面抱住他，一起双双倒在地毯上。

　　高岗被我死死抱着，仰面朝天地压在我身上，很快清醒过来。他看见手枪掉落在后侧地毯上，拼力挣扎着去捡枪。

　　此时我也看见枪离得不远，就在左前方二三尺地方。他越是拼力挣扎，我越是拼力紧紧抱住不放。他虽然压着我，但被我紧抱着双臂和胸部，使他的上臂不能转动。要去捡枪，必须挣脱我向左侧转身。因此，他只得靠双脚着力撑着地毯，用力把两人的躯体同时向左侧转动，而我则竭力顶住，阻止他。尽管我比他年轻14岁，可是力气远不如他，加上他压在我身上，我的双腿使不上劲，因此，阻拦不住他向手枪靠近。经过短暂剧烈的挣扎，他终于把手枪抓在左手中。如果手枪被转到他的右手，问题就严重了，肯定又会开枪，不只是打了他自己，还可能打了我或别的人。我急忙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瞬间，此时，人们从枪响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明白了形势的严峻。随着我的喊声，小董、李力群从对面壁炉前跑过来，高老虎、白俊杰等从门口跑过来，有的抓住高岗右手，有的抓他的左手，更有使劲掰开高岗左手手指的，而高岗仍被我紧紧抱住，仰面躺在我身上，奋力挣扎着，一声也不吭。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终于把枪夺了下来。白俊杰马上把枪膛里的子弹和弹夹退出来，把枪放入衣袋。高老虎、白俊杰、董文彬他们力气大，在夺枪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和其他人的协同合力，任何一个人是很难把枪夺下来的。

　　我在情急之下喊“快打电话”，这话很不明确，叫谁去打?打给谁?说什么?当时，谁也没理会，也无法执行。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向上面报告高岗自杀这件事，还是向医院求助来人抢救?可是，这句话，在很快清醒过来的高岗头脑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枪一夺下，他马上瘫软。大家把我们两个扶起来，送到隔壁办公室去休息。高岗一边走，一边说：“赵秘书叫人打电话了，一会儿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在沙发里坐下之后，他还这么不停嘟囔着。大家一再说没人打电话，他仍将信将疑，喃喃不停，有点神经质。

　　从我们上楼揭盖子、烧信、开枪、夺枪，到坐下休息，从极度紧张、惊险到表面安静，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其实只不过半个钟头，高岗在办公室坐下的时候，是下午1点45分。

　　这时候，安志文来了。他曾是高岗的秘书，当时是国家计委的专职委员，是高岗信得过的助手。他对高岗，对高岗身边的人，都很熟悉，他到高岗家里来，穿堂入室，楼上楼下，都自由随便。这次，他从楼下找到楼上，找到办公室，推开门一看，这么多人都在那里，非常惊讶：“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番，志文听明白了，十分气恼又带有惋惜地批评高岗：“你怎么搞的嘛!”高岗答非所问地对志文说：“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来人把我带走了。”

　　安志文啼笑皆非，查问到底打了电话没有?大家一再说，没有人打电话。安志文向大家郑重交代：“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

　　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专用电话。高岗慌慌张张，颤颤巍巍走过去，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喂?……”

　　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用乞求的眼光，直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轻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

　　高岗木讷地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

　　总理说：“那好，以后把大家的发言记录给你看吧。”高岗放下话筒，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 这时已是下午2点45分。

　　安志文站起身来，对高岗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大家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于是，李力群和张自信扶着高岗去卧室休息，高老虎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我和安志文、小董、白俊杰等都纷纷下楼，各自去办理自己的事情。

　　下得楼来，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我和小董点头称是。

　　我对小董说：“我坐志文的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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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家梁 点击次数：760
　　出处：《百年潮》 发表日期：2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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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分别举行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但高岗、饶漱石毫不悔改，高岗以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饶漱石也企图蒙混过关。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和全会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党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同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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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2月17日，揭批高岗问题的高级干部座谈会刚进入第三天，便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

关于高岗这次自杀，有种种传说，有说是服安眠药的，有说是摸电门的，也有说是开枪的；有说在家里发生的，有说在会场上发生的；有说是畏罪自杀，也有说是假自杀，是以此来要挟中央，等等。

其实，高岗这次自杀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向自己头部开枪，被人阻挡，没有打中，因此自杀没有成功。4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当时那惊心动魄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

骗枪、报警

1954年2月17日，像北京往常的冬天一样，干冷、晴朗无云。高岗照常早上8点起床，吃罢早饭，就把在他身边的人都打发出去：让妻子李力群去习仲勋那里打听消息；卫士长白俊杰、魏宝玉去计委保卫处；机要秘书董文彬去机要处；让我去计委找安志文帮他起草当天下午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这样，除了一些勤杂服务人员之外，在高岗身边，只剩下值班警卫矫洪良。

9点刚过，张秀山、马明方先后来看高岗，待客人走后，他来到值班室，问矫洪良：“就你一个值班?走，去院里散散步。”

矫洪良是从沈阳一起来北京的老卫士，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忠厚老实，值班陪同首长散步是常有的事。

他们边走边聊，高岗有意借此分散卫士的注意力。他问及矫洪良的生活学习和打靶练习等情况，又问及新发的手枪性能，“把你的枪给我看看。”

这些日子，高岗心神不宁，我和李力群一再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发生意外。因此矫洪良已有思想准备，他婉和平静地说：“枪不能给首长，这是有规定的。”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说着，高岗把手伸过来。矫洪良没法，只得取出了弹夹和子弹，把空枪交到高岗手里。

高岗假装着端详手枪，问这问那，最后说：“今天下午去练练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吧。把子弹和弹夹也给我。”

矫洪良一听就急了，“不行，首长，这是不允许的，不能给你。”

高岗沉着脸说：“亏你还是个老卫士!怎么?还不相信我吗?”

“不行，这是有规定的，不能给你，我要负责的。”

“你怕什么?由我负责，不要你负什么责，拿来!”说着，一把夺过矫洪良手里的弹夹和子弹。

矫洪良无奈地说：“那，首长可要当心啊，注意安全。”

散完步，矫洪良目送高岗上楼后，赶紧到值班室给白俊杰打电话报告情况。白俊杰立刻找到我。我当时正在贾拓夫(计委副主席)办公室商量事情，急忙告别贾拓夫，与老白匆匆赶回来。从三里河骑自行车到东交民巷，紧赶快骑，也得40多分钟，我们回来时，已是11点45分左右了。

白俊杰直奔值班室找矫洪良了解情况，我刚进秘书办公室，董文彬和李力群也先后回来，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贾拓夫打来的，他叮嘱说：你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出意外!高岗力气大，不能硬来，要采取软的办法把枪要回来。我们三人都赞成贾拓夫的意见，商定先把高岗稳住，措清枪在什么地方，再设法弄回来，在此之前，他身边一定不能离人。

于是，我们轮流上楼去缠住高岗。

紧张行动

高岗上楼后，走进办公室，坐在椅子上，把手枪从口袋里取出，放入书桌抽屉，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信稿，认真翻阅。这份信稿是在2月初，根据他的口述，由我整理誊清的，当时他没让我写抬头，所以我不知道这信是写给谁的。

现在高岗再次仔细琢磨之后，亲自写上抬头“毛主席”、署名“高岗”及日期“二月十七日”。他又端详一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把信稿装进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只写了“毛主席”。接着，他拿过一叠印着“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信笺纸(纸质很差的那种)，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求周总理照顾他的妻子儿女。这是一封托孤信，信文很短，不满一页纸，字迹工整。高岗把这页信纸装入另一个信封，写上“周总理”。然后，他又取了一个大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放进去，在大信封上面写：“刘少奇”，却没有给刘少奇写只字片言。

做完这一切，他站起身，走出办公室，经过起居室、卧室，进入洗手间，动手刮胡子，不慎，刮破左面颊下巴，擦洗干净，还在渗血，匆匆忙忙之中，手指也沾上血迹。他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把两个信封涂上胶水，封起来，放进抽屉，又抓出手枪放进裤兜。

这时，他听见有人上楼的脚步声，赶紧离开办公室，到起居室坐在沙发上，装作休息的样子。

董秘书进来，见高岗正坐在起居室沙发上，便开始汇报情况。高岗似听非听，心不在焉，最后只说了一句：“行!你下去吧!”

我一见小董下来，马上上楼，对高岗说：“没找到志文，你的发言稿怎么办?”

“等志文来，你和他一起搞吧，不一定今天讲。”

“我见到拓夫了，他很关心你，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叫你想开些!”

高岗没有吭气，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跟志文商量着写吧。”

我没有理由再呆下去，只好说了句：“千万要想开些!”就起身下楼。

李力群见我下来，赶紧上去，见起居室里没人，一时找不见高岗。正焦急间，在走廊遇到上她的儿媳丽达，忙问：“看见你爸爸了吗?”

丽达说：“刚才他到我房里，亲了亲小孩儿，后来见他进餐室的里套间去了。”

这个套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现在餐室的门掩关着，“高岗去那里干什么?”李力群顿时感到不妙，赶紧去拉开餐室的门。这是餐室的西门，东门上着锁，没有开。只见门里把手上系着一条很长的绳子，高岗手里攥着绳子的一端，猫着腰，躲藏在东门边上的墙角里。他一见李力群开门进来，便站起身来。李力群强装陪笑说：“你这是干啥?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高岗很尴尬，一边喃喃说：“没什么，没什么。”一边讪讪地坐到餐桌边。

李力群见高岗脸色苍白，样子很激动，便坐到他身边，抚摸着他的手，关切地问：“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高岗沉默不语。这时，他的长子高老虎听丽达讲了高岗的反常现象，也急忙过来，进了餐室。

等高岗稍平静后，李力群开始向他讲去习仲勋那里的情况。高岗神色茫然，似听非听，一面点头，一面说：“你马上去找师哲，看看他那里怎么样。”李只好悄声叮嘱老虎：千万不要离开。然后下楼。

高岗见老虎还站在那里，就对他说：“你去把小张(服务员)找来。”

小张一进来，高岗到隔壁办公室把两封信交给他，说：“不要交秘书了，直接给王兴悦(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小张随即下楼。这时，只有高老虎和高岗在一起。

李力群下楼来，向我们讲了找高的情况，大家觉得形势严重，他是在找行动的适当办法，现在更不能离人，要李力群赶快上去，就说电话联系，师哲不在。

李力群正要上楼，小张进了秘书办公室，把两封信交给我，说了情况。我叫小张马上上楼，就说信已交王兴悦送出。叮嘱他千万别离开。

我们三人一看这两封信，见信封上沾着斑斑血迹，大吃一惊，也顾不得信是给谁的，一致同意马上拆阅。先拆厚的，给刘少奇的那封，里面没有信纸，只装着给毛主席的信。再拆给周总理的信，是一封托孤遗书!

这时，小张又被支使下来，说首长要把信追回，不忙寄出去。显然，这是高岗有意把小张支开，并非真要追回信件，因为王兴悦骑摩托车出去，是追不回来的。大家感到情况十分紧急，必须把问题挑开，制止高岗自杀行为。

于是，我、小董和李力群三人跑在头里，小张紧跟在后，匆匆向楼上奔去。白俊杰、矫洪良等见状，也感到要出大事，紧跟着跑上楼。

这时，已是下午1点多，包括高岗在内，大家都还没有吃饭。

我跑在最前面，一进餐室，就一边激动得落泪，一边举着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这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不能呀!”说着，我抢步上前，站到高岗的坐椅边(餐桌西边南面第一张椅子)。高岗先是一惊，接着就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吧!”说着，他站起身，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他原先坐的位子上，自己坐到左边第二把椅子上。

小董和李力群等紧跟着进了餐室，站在餐桌对面紧张地看着我们，高岗让他们二人把信烧掉。他们从我手里接过信件，走到壁炉前烧信。

我仍很激动，拉着他的手，流着泪说：“你千万不要自杀呀!”

他说：“不啦，不啦。”他一面用右手轻轻拍着我的左肩，一面催董、李赶快把信烧掉。

这时，我和高岗并排坐着，面对壁炉，看董、李二人在壁炉前烧信，信纸在燃烧，发出轻微的声音。高老虎、白俊杰、小张等都站在餐室西北角的门口。整个餐室内外，安安静静，没有声息。

开枪、夺枪

就在这时，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扳机，“砰”的一响，餐室内外的人都惊呆了!在这一瞬间，包括高岗自己在内，全都确信：高岗的头颅准被打了个窟窿，完了!高岗一松手，枪掉到地上，身体也不自觉地倾倒下去。

我虽然心有戒备，但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当突然发觉他掏枪、举枪时，我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就在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我用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臂肘。枪响了，子弹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墙上。

在枪响和高岗倒下的瞬间，我确实以为他中弹了，下意识地一面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一面抱住他，一起双双倒在地毯上。

高岗被我死死抱着，仰面朝天地压在我身上，很快清醒过来。他看见手枪掉落在后侧地毯上，拼力挣扎着去捡枪。

此时我也看见枪离得不远，就在左前方二三尺地方。他越是拼力挣扎，我越是拼力紧紧抱住不放。他虽然压着我，但被我紧抱着双臂和胸部，使他的上臂不能转动。要去捡枪，必须挣脱我向左侧转身。因此，他只得靠双脚着力撑着地毯，用力把两人的躯体同时向左侧转动，而我则竭力顶住，阻止他。尽管我比他年轻14岁，可是力气远不如他，加上他压在我身上，我的双腿使不上劲，因此，阻拦不住他向手枪靠近。经过短暂剧烈的挣扎，他终于把手枪抓在左手中。如果手枪被转到他的右手，问题就严重了，肯定又会开枪，不只是打了他自己，还可能打了我或别的人。我急忙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瞬间，此时，人们从枪响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明白了形势的严峻。随着我的喊声，小董、李力群从对面壁炉前跑过来，高老虎、白俊杰等从门口跑过来，有的抓住高岗右手，有的抓他的左手，更有使劲掰开高岗左手手指的，而高岗仍被我紧紧抱住，仰面躺在我身上，奋力挣扎着，一声也不吭。经过大家的齐心努力，终于把枪夺了下来。白俊杰马上把枪膛里的子弹和弹夹退出来，把枪放入衣袋。高老虎、白俊杰、董文彬他们力气大，在夺枪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和其他人的协同合力，任何一个人是很难把枪夺下来的。

我在情急之下喊“快打电话”，这话很不明确，叫谁去打?打给谁?说什么?当时，谁也没理会，也无法执行。我自己也不清楚，是向上面报告高岗自杀这件事，还是向医院求助来人抢救?可是，这句话，在很快清醒过来的高岗头脑中引起了很大的惊恐。枪一夺下，他马上瘫软。大家把我们两个扶起来，送到隔壁办公室去休息。高岗一边走，一边说：“赵秘书叫人打电话了，一会儿就来人把我带走了。”在沙发里坐下之后，他还这么不停嘟囔着。大家一再说没人打电话，他仍将信将疑，喃喃不停，有点神经质。

从我们上楼揭盖子、烧信、开枪、夺枪，到坐下休息，从极度紧张、惊险到表面安静，好像过了很长时间，其实只不过半个钟头，高岗在办公室坐下的时候，是下午1点45分。

这时候，安志文来了。他曾是高岗的秘书，当时是国家计委的专职委员，是高岗信得过的助手。他对高岗，对高岗身边的人，都很熟悉，他到高岗家里来，穿堂入室，楼上楼下，都自由随便。这次，他从楼下找到楼上，找到办公室，推开门一看，这么多人都在那里，非常惊讶：“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番，志文听明白了，十分气恼又带有惋惜地批评高岗：“你怎么搞的嘛!”高岗答非所问地对志文说：“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来人把我带走了。”

安志文啼笑皆非，查问到底打了电话没有?大家一再说，没有人打电话。安志文向大家郑重交代：“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人说。”

这时，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突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这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专用电话。高岗慌慌张张，颤颤巍巍走过去，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喂?……”

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用乞求的眼光，直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轻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

高岗木讷地对着话筒复述了一遍。

总理说：“那好，以后把大家的发言记录给你看吧。”高岗放下话筒，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 这时已是下午2点45分。

安志文站起身来，对高岗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大家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于是，李力群和张自信扶着高岗去卧室休息，高老虎回到他自己的房间，我和安志文、小董、白俊杰等都纷纷下楼，各自去办理自己的事情。

下得楼来，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我和小董点头称是。

我对小董说：“我坐志文的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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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家梁 点击次数：760
出处：《百年潮》 发表日期：2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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