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天花机e6灯一直闪:今年是文化大革命40年，我想知道这场灾难是从哪一天开始的

看来百度抄袭成风，也不琢磨一下闭着眼睛复制。经历过文革的都知道，是1966年5月16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文革纪念日也是以这个日子定的。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共中央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1966具体的时间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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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月，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10条》。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