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宝宝便秘怎么办:论述题（10×1）怎样利用财政、货币两大宏观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调节。

中国很早就提出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目标，这种目标既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也包括效益，是质和量的统一。其本质要求就是实现经济的稳定。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把促进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这与西方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完全一致。这种提法第一次明确地把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置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之内。

西方经济学把政府调节经济的目标界定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但协调这四大目标是比较困难的，有时会发生矛盾。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重点考虑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是不一样的。根据丁伯根法则，要实现这四个主要政策目标，政府就需要四个政策工具：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汇率政策。除此之外，特殊情况下，也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如限价政策。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各国常用的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英国年度财政预算都要在各个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美国国会讨论预算时，总要修改与1946年就业法案不协调的内容。德国1967年的“稳定规则”提出，政府的财政政策目标是价格稳定、高就业、外部平衡、适度的经济增长，70年代初，西方国家相继爆发两位数的通货膨胀。70年代末又受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人们对关于失业和通货膨胀替代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产生了严重怀疑。因此，80年代，西方国家政策目标的优先次序发生了重要转变，控制通货膨胀率代替了失业率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地位也下降了。在政策工具方面，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许多国家相继放弃了通过冻结工资和物价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收入政策，其中重要原因是收入政策的实施结果是不成功的。结构性的微观经济政策部分地替代了收入政策。由于财政政策的频繁使用，使债务占gdp的比重不断增长，80年代不少国家相继把减少赤字预算、平衡财政收支当作重要的经济目标。如日本的“巩固财政计划”，英国削减财政赤字和公共借款的中期战略。克林顿执政后，重要的政策目标是削减财政赤字，且成效显著。

西方各工业国宏观经济目标的优先次序和政策工具随着形势的变化的实践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尽管我国把促进经济增长、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但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确立不同的目标次序。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第一要义是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鉴于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在经济目标次序的选择上，有学者将就业作为首要目标。也有人认为，就业政策目标，只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就业和失业问题，历来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内容。在比较完善的市场制度条件下，就业（失业）的变动与宏观经济景气循环密切相关。但转轨进程的中国，就业的变动不仅与景气循环相关，而且和就业制度及人口问题相联。我国失业问题随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实施而开始突出。失业问题的突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刚摆脱的通货紧缩也与之有关。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十六大”报告中，就业作为仅次于经济增长的重要目标，其地位十分突出。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如何营造一个稳定增长的环境，以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没有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实现比较满意的就业也是困难的，但要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还需要体制改革和微观就业政策的调整。以经济增长服务于就业目标，不仅不利于总量调控和结构性战略调整，也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问题的核心不是二者谁优先，而是二者如何有机协调，即如何在增长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解决就业问题。

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相继完成了从多目标到单一目标的转变。即以稳定币值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基本取向，实行单一的“通货膨胀目标”。中央银行认识到，在长期内保持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最有利于经济增长。1993年以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双重的，即“稳定货币，发展经济”。最终目标不明确，短期目标的随意性就更大。1993年，国务院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通货膨胀和就业是否存在规律性的关系？90年代中期以前，通货膨胀的每次爆发，失业率没有随之增减。90年代后期，通货紧缩和失业率增加相伴生。中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并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替代关系。理论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无法证实的关系。（注：左大培：《通货膨胀与失业》，参见张曙光主编：《市场化与宏观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自“软着陆”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低通胀的稳定增长时期。总体地看，物价基本稳定。虽有经济学家不断提醒人们注意通货膨胀的诱因，但从短期看，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鉴于通货膨胀率已降到很低的程度，也需要把降低失业率作为重要的经济政策目标。

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实质上是内外稳定的政策调控目标。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外部经济对我们的影响逐步加大。1994年和90年代末世界经济景气情况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浮动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对外平衡必然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宏观调控本质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调控，主要是总量调控，如何处理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政策和体制的关系，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理论和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1.短期稳定和长期增长。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短期问题，但宏观经济学是否应把长期增长问题纳入其视野之内，中国的宏观经济学界对此存在着重大分歧。有学者认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过是研究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和如何通过宏观政策来“熨平波动”这样一个“窄”的问题，而不是长期增长问题。这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短期稳定政策。并不要在短期内改变一个国家的潜在生产能力，而是尽可能使总需求与潜在总供给之间大体平衡（樊纲1997，2001）。正统的经济学教科书对此也有明确的界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宏观经济分析虽以短期波动为主要对象，决不是不讨论长期问题。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不能墨守成规，应把制度等长期因素引入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之中（卢锋，2000；张曙光，2000）。曼昆的《经济学》，其宏观部分五章中就有三章讨论长期问题。布赖恩·斯诺登和霍华德·r·文（2000）对“不断发展的”关于稳定政策的作用和性质的争论作了历史的回顾，说明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家对供给面的问题和长期增长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短期稳定对长期增长必不可少，但社会福利的增进仍有赖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中国作为经济转轨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仍缺少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微观基础。宏观调控经济学既要研究短期问题，关注短期波动，也要兼顾长期因素（包括制度、结构）。经济政策也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宏观调控既要注意短期稳定，同时也要为市场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逆市场化而动，只注意眼前，忽视长远的发展，这方面的教训是不少的。

2.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在转轨经济条件下，经济中计划经济的痕迹有时还相当明显，而且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等），还缺乏一个有效传递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机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往往有其特殊的体制基础和结构性的根源。仅立足于总需求调节的经济稳定政策是不够的，以短期、总量为主体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需求不足的局面。产品的相对过剩很大程度上也是结构和供给方面的问题。中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以来，在扩大需求的同时，政府也应采取一些结构性的政策措施来增加有效供给。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人士后来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宏观调控要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必须同时有体制改革和结构性战略调整的进展相配合。在保持宏观稳定的同时，宏观调控政策必须和体制改革及结构性调整保持一致。

3.政策和制度（包括体制）。实质上是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中的一个方面。宏观调控政策是短期政策，制度建设是长期的因素。西方宏观经济学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还是规则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机抉择有其政策灵活性的特点；规则性的政策有其制度方面的优势，能减少滥用权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较大随意性，减少通货膨胀预期。从经济政策本身看，在宏观经济政策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在保持政策灵活性的同时，避免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的随意性，加强决策和实施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是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时应该加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http://www.nova.cn/Browse/ShowDoc.aspx?Code=3-1&Id=2006020909404334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