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ml中span隐藏属性:关于少数民族的地域风情~

桂林城是岭南八桂大地上一座古老的城市。
桂林始见于史籍，是在秦始皇时代。当年秦始皇帝兵定岭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个行政区域，算来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那个时代起，桂林城就成为中国西南部各民族聚居的重要边塞城市。
站在桂林的漓江边上举目眺望，是桂林城里的著名山峰：面前的象鼻山；右边远方是穿山、塔山；中间的远山是七星山；左边远方是伏波山、叠彩山。这些山有很多真实和传说的历史人文景观。比如伏波山，据说是东汉年间伏波将军马援为了平定洞苗叛乱在此屯兵而留下的古迹。伏波山下有块倒垂的钟乳石与地面欲接未接，据说是伏波将军的试剑石。再比如穿山，据说就是当年的伏波将军为了震慑敌军，奋发勇武，一箭射穿的；还有那叠彩山上有明末抗清志士殉难的遗迹和古碑；七星山前有李定国将军练兵御敌的故事。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桂林是一个见证沧桑巨变的古城。
桂林城闻名于旅游，出名于桂林和漓江的美丽风景。但是桂林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重镇，一个西南边陲的军事、经济、文化重镇。在很长的历史年代里，桂林曾经是王公贵族镇守西南的驻地，曾经是广西乃至西南的区域性首府。
历史上岭南曾经是西南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桂林城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这里是各民族杂居之地。但是桂林城远离中原，桂林附近生活的少数民族的力量相对弱小，故而汉族中央政府对西南重镇桂林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北方长城重镇，也不如中原襄樊、徐州、潼关等重镇。
历尽沧桑的桂林城更多地见证了中央政府各种民族政策的实施。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不外乎战、和两种政策。
战，就是发动大规模战争，以暴易暴，用武力强行镇压异族可能的各种反抗和抵御异族外来的各种军事威胁。
和，要区分出几种情况。一种是统治集团压制抵抗派，自毁长城，谄外求和，带有极强的屈辱性质。就如南宋有名的“绍兴和约”，以及中国近代的“南京条约”“中法新约”等等。一种是敌强我弱，被迫求和，带有不平等性质。比如汉高祖“白登之围”之后向匈奴求和，近代史里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一种是武力威慑成功收效以后采取的“和亲”“求和”政策。历史上的例子比较多，著名的有唐朝唐太宗吐蕃和亲，宋真宗的“檀渊之盟”，明朝隆庆、万历年间鞑靼和盟的成功和例。一种是双方真心求和，达成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长久协议。比如诸葛亮与孟获最后达成的和约。最后一种是利用暂时的求和来避免两线作战，拖延时日，为未来的决战做掩护，或是为了抵抗共同强敌，两个宿敌之间签定的临时和约。历史上有郭子仪单身退回纥的和约和袁崇焕为争取战略主动与后金议和等典型例子，这种议和只是一种战术手段，和议维持的时间也很短。
无论怎么比较，尤其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考虑，战争，尤其是长年的大规模战争使百姓流离失所，田园荒芜，饿殍遍野，生产力和各种生产资料在战火中燃烧殆尽，是万不得已的下策。《孙子兵法》就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以不察也。”“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战争中，弱小的一方固然一败涂地，国破家亡。战胜方为此付出的也是直接伤害到国家经济、政治命脉的惨重代价。桂林就见证过这样一段历史。
唐王朝是世界历史中公认的强大王朝。它几度对外用兵，曾经攻灭过高丽、东突厥等强大政权。在唐王朝开元盛世的晚期，它陷入了针对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诏的长年战争，桂林作为西南重镇，自然成为唐王朝前沿的军事基地，烽火映照的焦点。一时之间兵马云集桂林，狼烟烧遍南天。来来回回的拉锯战，使唐王朝投入了大量的士兵、物资和精力，几乎耗尽了唐王朝从贞观到天宝逐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和国力。唐王朝此后表面上太平繁华，实际上却是矛盾四伏，内外交困。致使不久以后安史叛军能以十万之众横扫中原，直下长安，大伤盛唐的脸面和元气。而那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恶劣习气又深深地给唐王朝留下无穷后患，唐王朝剩下的历史，一直受困于内外战火。历史学家曾这样评价：“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战争同时也给双方民族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情感裂痕。
东汉初年伏波将军马援引兵南征，凭着将军的智慧和武勇，凭着他统帅的精锐将士，伏波将军平息了南越女子征徵、征则发起的起义。战争结束了，伏波将军的功勋一直为汉族史学家称道。
叠彩山麓的双忠亭，怀念的是南明时期壮烈牺牲的瞿式耜，张同敞两位先贤。他们在南明危亡的关头奔波在西南半壁，欲以一腔热血抗击满清的铁骑，换取汉明王朝的新生。历史是冷酷的，他们牺牲在南明王朝倾覆的前夕。但是他们得到了后人的景仰，而汉奸如孔有德之流则被后人长久唾骂。
这是站在汉族立场上看待历史。但是在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则截然不同。
在西南，征徵、征则是洞苗等少数民族与强权不屈抗争的榜样。战火的熄灭带走了暴力形式的反抗，但是战士的死亡和鲜血却在各族百姓的心里留下了长久的阴影。民族之间更加对立，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给民族的融合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所以，历史上大多数中央政府采用安抚的办法来统治西南河山。就如开元名相宋璟拒绝以西南侵略战功封赏边将，就是极其高明的远见。安抚的策略可以保持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在各阶段和平时期里，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聚居、杂居，通婚共处。客观地说，各民族之中，汉族的文化最先进，人口又最多，共同接受汉文化就成为历史前进的主流。
两千年以来，桂林先后与百越、洞苗、夜郎、吐蕃、六诏、南诏、大理、等少数民族国家（势力）接壤。不可否认，为了各自的利益汉族与他们曾经有过许多激烈的战斗。但是在长年的和平政策引导下，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时间流逝使各民族逐渐淡忘了过去的仇恨，缩小直至消失了民族之间的差异。融合成为中华民族。
和平的引导，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文化的认同则是民族发展方向的指引。
战争只镇压了反抗，文化的引进才使民族之间相互认可。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备受珍重。一直被许多渊博的学者用汗水，泪水，乃至生命呵护着。屈原跳了汨罗江，不单是为了国都的失陷，更是不堪荆楚文化的沦沉。当年王国维自沉未名湖，也是痛苦一个文化氛围的失落，用生命完成了他最后一次献祭，最后一次回首。
颠簸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华文化在这里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桂林地僻西南，作为主流的汉文化（尤其表现为儒家文化）的扼制力稍弱，比较容易接受其他民族文化的补充，也更易于被其他民族接受。
这里，大家都是黄皮肤，黑眼睛，都是炎黄二帝的后裔子孙。在这里，用于交流的是普通话，用于书写的是方块字，穿着的是流行的西装革履。站在街头，单凭衣饰、语言、习俗，各民族已分辨不出什么区别。
这里，双手排腿表示赞成，用的是少数民族的礼节；情侣之间互称“阿哥”“阿妹”用的是少数民族的惯例；日常居住的高脚吊楼，是少数民族的创造。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依旧找得到少数民族的地域风情。
在这里，用以表示爱情的同心结，用的是从前在中原的旧名，玲珑八角的式样却已经完成了有西南地域特色的转变；在这里吹奏音乐的芦笙，似乎正是由汉族古老乐器竽演变而来的。潜移默化的时候，两种文化在交流融合。
这种融合也表现在前面的象鼻山。
象是西南地区特有的动物，力量巨大，体格健壮，曾经为西南民族饲养，是他们生活中的好帮手，好朋友。用于战争的象阵，攻击力强，防守牢固，是一种强大的武器。汉族在各次西南战争中屡屡遭遇象阵，吃亏不小。为了重新找回自信，史学家就将沐英“铜角渡江，火箭射象”这样几次屈指可数的胜利大书特书，将象的威力极力贬低。象的争执，隐含着文化理念的争执和文化导向的争执。
在象鼻山，各族的争执变成了统一。这只“象”身躯硕大，象头前倾，与躯干不成比例的象鼻拳成圆圈，伸向漓江。与真实的大象形象相比，这只象刻画的是中国国画的古典美。正是这只象，它是桂林城的城徽，也是桂林各民族共同崇奉的神圣图腾。
漓水静静地流淌，几千年的春秋变幻，在这头大象身上留下了岁月沧桑的痕迹。大象沉默地站在漓江畔，就像一个远方的老人，走过千山万水，历尽风雨飘摇，终于走到这里。他从漓水中掬水一捧，漓水清明如镜，照着他的白发，映着他的皱纹。微微沉吟间，漓水珍珠般从他的指缝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