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3寻宝天行官网:帮我找一下岳飞满江红的词和解析!

满江红赏析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 《满江红》这首词的作者是宋代著名爱国将领岳飞。他在写作 《满江红》词时，正是中原地区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岳飞矢志抗金，执着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壮志宏图；他一生征战，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光明磊落、治学严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发扬到一个高度，故 《满江红》一词，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国神州大地传颂，很少有人怀疑 《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第一个对此提出怀疑的余嘉锡，他在 《四库提要辨证》中提出了两点疑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 《金伦粹编·家集》中没有收录这首词，而岳珂在收集岳飞的文章时，曾是不遗余力的，此集从编定到重刊，历经31年，为何未收此词？此其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徐阶所编的 《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赵宽亦未说所据何本，来历不明。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 《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是伪作。在此之前，此词亦不见于宋元人的著述，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明中叶以后？此其二。作者进一步考证：在明代，北方鞑靼族倒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继余嘉锡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 《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这是一。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此为二。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如台湾 《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 《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 《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 《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 《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 《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 《满江红》不是伪作。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如 《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 《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 《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 《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 《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 《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 《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第三，如果 《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 《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的 《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此， 《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还就 《满江红》与 《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

满江红
岳飞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岳飞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岳飞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赏析】
这是首千古传诵的爱国名篇。可以说，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没有一首像本词那样有这么深远的社会影响，也从来没有像本词那样具有激奋人心，鼓舞人们杀敌上战场的力量。上片抒发作者为国立功满腔忠义奋发的豪气。以愤怒填膺的肖像描写起笔，开篇奇突。凭栏眺望，指顾山河，胸怀全局，正英雄本色。“长啸”，状感慨激愤，情绪已升温至高潮。“三十”、“八千”二句，反思以往，包罗时空，既反映转战之艰苦，又谦称建树之微薄，识度超迈，下语精妙。“莫等”期许未来，情怀急切，激越中微含悲凉。下片抒写了作者重整山河的决心和报效君王的耿耿忠心。开头四个短句，三字一顿，一锤一声，裂石崩云，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胸怀，令人扼腕。“驾长车”一句豪气直冲云霄。在那山河破碎、士气低沉的时代，将是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激励力量。“饥餐”、“渴饮”虽是夸张，却表现了诗人足以震慑敌人的英雄主义气概。最后两句语调陡转平和，表达了作者报效朝廷的一片赤诚之心。肝胆沥沥，感人至深。全词如江河直泻，曲折回荡，激发处铿然作金石声。

中国文学》“岳飞”条说：关于《满江红》（怒发冲冠）一首，以“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的《金陀粹编》中，至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所编《精忠录》始加收录，故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今人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等文，皆对此词作者、作年提出疑问。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此词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实非后人所易伪托”[1]。作为海内外学术界一直争论未决的悬案，“愚者千虑”，坚信其真伪的症结在于：认为是岳飞的杰作的人（真作说），对作者没有确切的论证，对作年其说不一莫衷一是，而对贺兰山的解释又于理未安。一些深信两位大师的疑问，认为是明人拟作的人（伪托说），则忽略了此词经历的坎坷，对贺兰山又未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更提不出有力的佐证。两方既难于自圆其说，也没法说服对方。于是，《辞海》“满江红”条便说“相传为岳飞所作的‘怒发冲冠’一首，最为有名” [2]，《中国通史纲要》讲到南宋的词[3]，则称“相传岳飞写的《满江红》也是著名的词 ”（相传说），而“实持两端以观望”了。对于这三种说法，如果沿波讨源，根据八十年代两个重要的发现，以及《明史》的确切记载，那就完全可以断定岳飞《满江红• 写怀》（怒发冲冠）绝非明人所能伪托，而只能是岳飞的作品。

智者千虑而为所见局限

人所景仰的国学大师余嘉锡（1884—1955）怀疑岳飞此词为明人所伪托：岳珂《金陀粹编》没有收录，且不见于其他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而赵宽岳坟词碑也未说明来历[4]。愚以为，这是他忽略了此词经历的坎坷，而且也许未能见到《精忠录》所致。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5月，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书《满江红》（怒发冲冠）、立“岳武穆王词”碑，没有词题，末句作“朝天阙” [5]。这绝非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赵宽写了《精忠录• 后序》，赞扬岳飞的品德，可“立教化之端，励人臣之节，使忠良知所勤，而乱贼知所惩” [6]。无可争辩，他是为岳飞那精忠报国的崇高精神所感动，又有了任浙江提学副使的机会，才毅然决然书词立碑的。而1980年12月，在河南汤阴县城岳王庙（内设岳飞纪念馆）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上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碑，为英宗天顺二年（1458）庠生王熙所书，末句作“朝金阙” [7]。毋庸置疑，这和《精忠录》所收都是来自民间，而且绝非偶然的。两碑分别出现，影响逐渐扩大，并成为珍贵的实证。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大学士徐阶编《岳武穆遗文》（附录于其《岳庙集》后），就据岳坟词碑抄入其中。而在元明杂剧传奇中，诸如《岳飞破虏东窗记》（有题《秦太师东窗事犯》的）、《精忠记》、《精忠旗》、《翻精忠》，凡用此词的末句都作“朝金阙”。其实“金阙”即“天阙”，两者都是对皇帝居住的京城宫殿的美称[8]。而所以出现异文，那就涉及此词的坎坷经历了。

在岳飞改定此词刚一年，竟被诬“意欲谋反”而冤死，且词中对赵构、秦桧的投降卖国流露着愤恨。岳飞冤死时，被簿录其家，“奏议文字同遭毁弃”；发还文稿时，“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 [9]。而岳飞冤死后，奸贼秦桧及其党羽仍窃据相位，“至孝宗始荡涤无余” [10]。是后来理学家朱熹（极少赞许武人）一再说“岳侯识道理”、“亦大段是有见识”，民族英雄文天祥也称颂岳飞“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11]，他的诗文才逐渐受到重视并为世人所知的。显然，此词遭遇的不幸正是当时难于流传的根本原因，而终于留存至今也说明了毕竟人心是不可侮的。

至于岳珂专为其祖辨诬编纂的《金陀粹编》，作为岳飞传记资料汇编而未能收入此词，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当时尚未发现。尽管他与其父不遗余力，终生搜求，一再补充刊印，终究无法收入。其次，也很可能是遗漏了。《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与同样保存了岳飞手迹的《书简尺牍三章》，岳珂均未能收入（其中收词只有《小重山》）。而1133年,岳飞“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因无人告知岳珂也被遗漏了[12]。时至今日，王瑞来还发现了岳飞《送轸上人之庐山》诗[13]。再其次，此词确有打破作词惯例之处（详后）。而“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联，“壮志”与“壮怀”微嫌重复,且出句与对句意义相同，是为“合掌”，犯了诗家的大忌。岳珂精通词学，精于鉴赏，因而不愿把其祖有“毛病”的作品选进“粹编”，或许也是未收入的一种可能性。降及元代，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压抑汉族的民族英雄。然而，“公论在野人”。不管蒙古贵族的统治如何残酷，居于正统地位的诗文态度如何，俗文学——杂剧照样歌颂岳飞，此词在民间依旧代代相传。因此，出现异文不仅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充分说明了人民是历史最好的见证人，未见于宋、元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也就势所必然，而不必奇怪了[14]。

湮没300余年后，形势才出现转机。明正统十四年（1449）8月发生了“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族瓦剌部掳走，扣留一年始归。后历代宗、英宗、宪宗、孝宗约70年，为明代的中衰时期。延及武宗、世宗时代，其统治进入很腐朽的阶段。皇帝宠信曹吉祥、汪直、李广、刘瑾等宦官，政局常不稳定。蒙古族瓦剌部鞑靼部经常侵袭掳掠，刘通、石龙、侯大苟、蓝廷瑞、刘六、杨虎等领导的流民、矿徒起义此伏彼起，庞大的军费开支，更兼朝廷的穷奢极侈，导致财政危机日益加深[15]。时局与“靖康之难”以后的南宋初年非常相似，动员全国上下奋起抗敌卫国就成了当务之急。时势需要民族英雄了，岳飞才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不过，早在岳飞被害后，朱仙镇人民即暗地串连建庙，秘密祭祀，历尽金、元统治时期。到明初（1368年），朱仙镇共有四座岳庙；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朝廷出面建庙，武宗正德四年（1509）又加以扩建[16]。代宗继位后，大学士徐珵（后改有贞）奉命前往汤阴，经查证落实奏准，于1450年在城内修建了岳飞祠，敕赐榜曰“精忠之庙”[17]；1458年，王熙为书岳飞《满江红》词碑。在这前后，朝廷又将杭州原祭祀岳飞的“褒忠衍福寺”正式改名“岳王庙”，并赐额“忠烈”；之后，屡有修葺拓展。而宜兴、九江、武昌等地早就修建了岳飞祠庙。祠庙的纷纷修建，一再为岳飞书词立碑，《精忠录》和《遗文》的成编，实为形势发展使然。这一切，能够初步判定《满江红》（怒发冲冠）只能是岳飞作的。不宁唯是，在前述三种可能性中，无论《金陀粹编》属于哪一种，岳珂终于未收也绝不能证明岳飞确实未作。明清出版的《岳忠武王文集》、《宋岳鄂王文集》所收的都比《金陀粹编》的多，并且都有《满江红》（怒发冲冠）。这个颇具说服力的旁证也说明了此词为岳飞所作是确定不移的。因此不能不说，余先生智者千虑而为所见局限，有点疏失也就理所当然了。

作者作年不容争辩

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收集到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从其卷14《诗词歌赋》集中，发现了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赠祝允哲（官居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的和作[18]。现将原词略变格式抄出，并录出流传到今天的岳飞《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以便对照研究。

岳飞《与祝允哲述怀》（调寄《满江红》）：“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阒。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和岳元帅述怀》（原调）：“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 写怀》：“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揣情度理，《写怀》应当是岳飞后来在特定环境、特殊心态中，以原作《述怀》为基础（保留41字），吸收和作的一些词语（10字），表达自己轻视过去（已建勋业不足道）、神往未来（赶走金人，收复失地）的尽忠报国的“壮怀”（新增42字），从而写成了这首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永远具有鼓动性和感染力的绝妙好词。而抓紧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为国家为民族洗雪奇耻大辱,则是两首一以贯之的。

岳飞这一震古烁今的壮志宏图由来绝非一朝,完全有理由说自他1122年应募从军即已开始萦回脑际。经过抗击女贞贵族入侵军的战斗洗礼,1130年6月,他发誓要“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8月,他向朝廷尚书省陈述个人愿望：逐步收复“故地”,以少快“平生之志”,略尽“臣子”之节；1132年7月,他重申“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是自己的志向；1133年夏,他在平定游寇、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紧张战斗中,仍然念念不忘雪国耻、复金仇；1134年夏,他上奏赵构,正式提出“直捣中原,恢复故疆”的建议[19]；1136年夏,他主动率军北进,相继克复了伊、洛、商、虢一带；1140年6月,他大举北伐,计划攻取汴京(今河南开封),北渡黄河,去收复河朔的大片失地。他历经这一切的充实、凝炼、升华,蓄之也久,其发也烈,满腔忠愤喷薄而出,《写怀》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它是岳飞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自然流露,矢志不渝地拯救沦陷区人民的真挚情感的生动写照,掷地作金石声的千古不朽的光辉篇章。

以《中国文学》所收彩图《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石刻》，前书“调寄满江红”、后题姓名盖印章[20]，必定拓自汤阴岳庙中另一块“相传为岳飞手书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碑刻[21]，均无词题；且尚未发现岳飞此词真正的手迹；因而王力先生说“这首词没有题目” [22]。唐圭璋《全宋词》第二册，《满江红• 写怀》（怒发冲冠）词后注曰：“岳集卷五”；第一册“引用书目”中列有“岳集五卷”，下注曰：“宋岳飞撰，明徐阶编，明嘉靖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23]“岳集五卷”即《岳庙集》，“岳集卷五”即《岳武穆遗文》，《四库提要》是析出分别著录于史部（卷60）和集部（卷158）的。由此证明，词题《写怀》是唐先生据其内容加上去的。以其准确鲜明、合情合理，而为学术界欣然接受了。

特定环境，换言之即写作年代。而这，有建炎初年、绍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十年、十一年诸种说法（所据选本论著从略）。愚以为，当是改定于绍兴十年（1140）秋。

这年7月，经郾城、颍昌两地的恶战，岳家军击溃了金兵的主力，毙其统军上将夏金吾（兀术之婿）。后又大败之，金兵全线崩溃。中原大震，金人大恐，恢复河山的形势空前大好。两河豪杰李通等帅众归岳飞，金人动息，山川险要，飞皆得其实。中原尽磁、相（今河北磁县、河南安阳）等8州之地，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其所揭旗，以“岳”为号。自燕京（在今北京城西南隅）以南，金人号令不行。兀术欲佥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应者。金将乌陵思谋等8人，或谕部下“待岳家军来即降”，或“密受飞旗榜”，或约定以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岳飞上奏高宗：“金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而我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24]当他满怀胜利信心、异常兴奋激动，正准备向汴京进军时，赵构、秦桧以“金字牌急递”，命令立即退兵。他愤惋泣下，无可奈何，师还鄂州（今湖北武昌），所复地尽失。他深知“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恢复河山的壮志没法实现了。在无比愤怒、万分沉痛中，他改写《述怀》，因而成就了这首壮怀激烈的千古绝唱。

“有比较才能鉴别”。诸种作年中，以主张绍兴六年者居多，也似乎言之成理。然而，还是远不如绍兴十年秋的无可辩驳。那一年，岳家军出奇制胜，攻占了伊洛商虢等地，因受到牵制,孤军无援,钱粮不继，不得已而又把大本营迁回鄂州[25]，岳飞是沉痛的。这一年，岳家军以弱胜强，重创金兵，又有“河北忠义四十余万”配合，“力图依靠本部的力量攻取汴京”，但受到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阴谋破坏，在“金字牌急递”的“高压”下班师[26]，岳飞则是万分沉痛、无比愤怒了。而按照“小商桥战后，岳飞得知河北一带形势大好”，“十分激奋”，作词“以明志”的说法[27]，人们就有理由要问：为什么词中只有壮志难酬的凄怆，而毫无大胜在望的喜悦呢？！至于绍兴十一年秋所作的认识[28]，那就更值得商榷了。“事到艰难意转平”。4月24日，岳飞与韩世忠、张俊一齐被解除了兵权。8月8日，赵构更罢了岳飞枢密副使的官职；他遂到庐山闲居去了。愚以为，在那种处境写词就应该类似其《小重山》（绍兴九年作）：委婉含蓄地表达他“不满和议，反对投降”或“曲高和寡，知音难遇”，在舒缓宁静的语气中蕴藏无限的抑郁忧伤，从而两词的格调必然相同。但实际不正相反吗？（再详后）一言以蔽之，岳飞此词改定于绍兴十年秋是颠扑不破的。

王 越 伪 托 无 以 为 验

然而，久负盛名的词学大师夏承焘（1900—1986）除了肯定此词的爱国精神和历史作用，赞同余先生的论据以外，又断言“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词中这样写，“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29]。于是，“伪托说”除了把作者、作年视为最大的疑点以外，又认为“踏破贺兰山缺”是“全词最可疑的一句”[30]。其实,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已经明确指出，共有三座贺兰山：一在宁夏中部（卷52“陕西名山”），二在河北磁县（卷49“磁州”），三在江西赣州西北（卷88“赣县”）。可是，“真作说”或囿于所见，或失之拘泥，都咬定绵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边境、长达500多里的那一座，并进而曲为之说：“泛指金人占领下的西北一带关山”[31]，“北方民族居地之泛称”[32]，犹如“用西北、楼兰来说金兵”[3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两方各持已见而互不相下，小小一座贺兰山遂大大影响着岳飞的著作权，颇为耐人寻味。

愚以为，只要对两方所持见解略加辨析，不仅“曲说”既于理未安、也与岳飞的“半生心志”大相径庭是彰明较著的，而且“伪托说”之荒谬也就毕露无遗了。一则正如夏先生所说：唐、宋及明代中叶以贺兰山入诗者，都是实指而非泛指、泛称。二则僻处西北的贺兰山当时属于西夏，宋金并未在那里打过仗，通晓地理形势、洞察金兵行踪的岳飞是绝不会去踏破它的。三则岳飞不是一般习用书本上的典故的词家（详后），而是一心救民于水火的民族英雄。他在下句中沿用“胡虏”、“匈奴”（名异实同）的蔑称、旧称，正如其题记、奏札、申状中的胡虏、金贼[34],都是为了准确地表达其“半生心志”。假若贺兰山犹如西北、楼兰也说金兵，那就既隔靴搔痒，又叠床架屋，更愚不可及了。四则据《明史•鞑靼传》的确切记载，元蒙灭亡后，其贵族退回大草原及东北各地。作为其遗民的鞑靼人对东北、西北的搔扰，从1450年起连年不断，1457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461年即入居宁夏河套，逼近陕、甘、凉；1495年更入据贺兰山后，以与河套相策应。势力更加强大，劫掠更加疯狂。直到弘治十一年（1498）秋，王越才首次击败鞑靼人于贺兰山后。史实清晰地显示了明军和鞑靼人交兵的轨迹。然而，岳飞此词则是从民间沿着元明杂剧传奇、《精忠录》（1455）、岳庙词碑（1458）、岳坟词碑（1502）、《遗文》（1536）的轨迹，历经300余年后，应时势需要而被发现的。两条各不相同的轨迹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交会了，又因为词中贺兰山确实难讲，于是抓住这种奇巧的偶合，也没有任何佐证，对此词的真正作者，就有人“宁信其为后人拟作而不敢遽以为真”了[35]，就“不敢‘保证’”“真是岳将军手笔”了[36]，就被徐著新怀疑为王越了。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以愚管见，徐著新颇具代表性。他佩服孙述宇对此词的“质疑”（详后），并回忆了多次聆听夏先生的教诲之后，“推知”此词“假令不是王越本人所作，也极有可能是幕府中人所代笔，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焉”。其根据是：王越有战功，取得了贺兰山大捷；王越能诗文，有《王襄敏集》[37]。

其根据能证成其推论吗？一、王越不具备写出此词的才力。据《中国文学》，王越并未跻身“明代诗人”行列，但岳飞却荣立“宋代词人”之林[38]。细检《王襄敏集》，殊属平庸。就选入《明诗别裁集》那仅有的一首《与李布政彦硕冯佥宪景阳对饮》(七律)说，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由前后两半合成。“青山”和“黄叶”同在，难道真是“久历边陲”的王越所见？而“雁度西风白草新”也只有在南方才能见到吧[39]！无怪乎《四库提要》说王越：“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40]该集与《遗文》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再看汤阴岳庙中王越所题《谒岳王祠》，似抒情言志的小赋，但内容上表现上贫弱拙劣，辞不达理未举，而只剩下了冗长[41]。王越焉能出此绝妙好词？！二、王越生于仁宗洪熙元年（1425。一说宣宗宣德元年，即1426），也实在太迟了。早在南宋绍兴三年(1133)，岳飞即有《述怀》一词。至于在王越登进士第（景泰二年，即1451）前后，由于种种可想而知的原因，他作伪的可能性小到没有；而明代任何人即使作伪，也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到这时，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已经在民间流传300余年了！三、王越死得太快了。据《明史》本传记载：成化十一年（1475），王越因奸人韦英勾结势倾中外的宦官汪直，孜孜以求擢升；十九年（1483），“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弘治七年（1494），越屡疏颂冤,诏复左都御史。”“复结中官李广，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被言官“交章论，乃寝”。十年（1497）冬，起用王越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十一年（秋），“越以寇巢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兵三路进剿。斩四十三级，获马驼百余”。“会李广得罪死，言官连章劾广党，皆及越。越闻忧恨，其冬卒于甘州（今甘肃张掖）。”[42]王越作伪的最大可能在进剿贺兰山前后，但是，却比《精忠录》成编（1455）晚了40余年！比岳飞由《述怀》改定为《写怀》（1140）晚了350余年！这对王越、对明代任何人来说，有心作伪也无力回天！！四、王越幕僚无暇代笔。“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王越为人，“既躁于进取，依附攀援”，“与群小关通”，“为朝议所齮”，“为礼法士所疾” [43]，又死得极不光彩。而上行下效，其幕僚“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尚且不暇，焉能为他代笔？并且，有识之士以其卑劣可鄙，与岳飞不能望其项背，也不屑于为他代笔！

更遗憾的是，徐著新非但推论绝对不能成立，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佐证！

而且，他既“暗于自见”，还引来《明史• 鞑靼传》的“十五年，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说“词碑题年”(1502)“正与贺兰山大捷的年份相符合，则此词的作年已可十得八九”[44]。此乃“奇文”，有“疑义”。找书一查，嘉靖十一年（1532），始见吉囊；而二十一年（1542）秋，吉囊死去。徐著新所引误嘉靖为弘治，且实属断章取义。原文相对完整应该是：“（嘉靖）十五年夏，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副总兵王辅御之，斩五十七级。又入庄浪境，总兵姜奭遇之于分水岭，三战三胜之。”[45]当是时，王越已死去38年，“墓木拱矣”！而且，既然“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战事确实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庄浪（今甘肃永登），又哪来什么“贺兰山大捷”？！“弘治十五年”这“词碑题年”与“子虚乌有”那“大捷年份”又怎能符合呢？！可见，“此词的作年”也就难得一二了！ 一句话说到底：王越伪托云云,实属无验而言！

踏破贺兰山为的直抵黄龙府

究其原委，“贺兰山”既为《祝词》中先用，岳飞改定时才吸收的，那就应该有其深刻的用心。要揭示其遣词造句的深刻用心，就必须对“贺兰山”作全面的历史的考察。而只要联系岳飞的战斗经历,具体分析、实事求是，那么疑云也就荡然无存了。

而且，既如上述，用宁夏贺兰山解释此词矛盾百出，那么赣州贺兰山（即郁孤台）又如何呢？绍兴三年(1133)夏天，岳飞受命去虔州、吉州（今江西赣州、吉安）镇压“土寇”（诬蔑农民起义）时，或者曾经登临过。但是，它与其“直抵黄龙府”以“取故地上版图”[46]的“半生心志”相乖悖。岳飞说的“黄龙府”所指何处？《辞源》（1986年版）说即辽国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城）；史学界“影响最大的”观点是指“当时的燕京”[47] ；而《辞海》则一“泛指金国大本营”，二“实指上京而言” [48]。愚坚信燕京是确凿不移的。农安即使显赫辽金两朝，对于岳飞既鞭长莫及,也毫无必要。“靖康之难”以后，万里中原尽成“故地”。岳飞“取故地上版图”就是“从头收拾旧山河”，亦即所书“还我河山”的意思。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市南白城乡）既为女真贵族的老巢，就并非汉族生息的“故地”，更不是北宋未收回的“旧山河”。而燕京是金国侵略军的大本营，打下燕京,故地(包括燕云十六州)可复。“方指日渡河”收复汴京时，“恂恂如书生”[49]的岳飞，以黄龙府指燕京，既饱含着诗人词家的幽默风趣,也是他一贯的误会。1122年10月，宋军6000人马攻入燕京城,与辽军巷战时败溃。岳飞时任“敢战士”小队长,到过燕京城下。之后,他就误称它为黄龙府。1136年9月中旬,岳飞撤军途中和部属闲谈时,提起自己早年曾经到过黄龙城下。还说等咱们大军向北挺进,一直打到黄龙城时,定要大大庆贺,和你们痛饮一番。他所说的黄龙府(城),均实指燕京城[50]。再就现实可能性讲,即使“他将（张俊、杨沂中等）不相为援”[51]，如果投降派不用“金字牌急递”施以“高压”，攻取汴京之后，岳家军与敌后义军合力奋战，也只能力求打下燕京，根本无法直捣会宁府。既壮志凌云又脚踏实地的岳飞，所说的黄龙府只能是燕京。赣州与燕京分处天南和地北，赣州贺兰山因无须“踏破”而与此词的写作无关，是无可争辩的。

因而应该考察坐落在河北磁县城西北30里的贺兰山。它长20里，宽1—5里，西起新坡，东至车骑关，南山为平缓起伏的丘陵，北山稍见高耸。自唐代以来，车骑关就是“贯通南北、往来必经的大道” [52]。北宋末年金兵南侵，这里自然便成了抗金的战场。靖康元年（1126），宗泽驻守磁州，贺兰山就是他北边的防线。岳飞两次从军及料理父丧，往返都经过贺兰山。建炎元年（1127）8月，岳飞诣河北招讨使张所，说曰：“国家都汴，恃河北以为固。苟凭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挠或救，金人不能窥河南，而京师根本之地固矣。”[53]被待以国士，借补武经郎，充中军统领。岳飞驻军磁州西南35里地(其地后因名岳城镇)，贺兰山就是他的练兵场所。这其间，他对磁州的山川形势了如指掌，对贺兰山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充分的认识[54]。由于宗泽、岳飞驻守期间训练了人民，加强了防御工事，后来磁州从1127年11月被围，直到1129年6月才落入金人手中，而成为最后沦陷的河北州郡之一[55]。但是，人民并没有放下武器。绍兴三年冬，经过深思熟虑的岳飞就把“连结河朔”确定为进军中原的战略方针，而十分注意支持、团结、壮大河北、河东、京东的抗金义军。绍兴五年（1135）冬，“梁兴和另外几名忠义首领,率领了上百名骁勇骑士，夺河径渡，一直向着鄂州的岳家军营奔来”[56]。岳飞很快就上奏朝廷，更增强了收复失地的决心和信心，加紧了进军中原的筹措谋划。宋金和议达成后，岳飞预见到金必败盟南侵，便派出将领李宝渡过黄河，联络磁、相等州义军，做好抗金的准备。绍兴十年(1140)6月岳飞大举北伐时，又派出将领梁兴等过河联络河东、京东抗金义军，约定河朔义军以“岳”字旗为号，牵制金兵，相机杀敌；待到大军过河即群起接应，“掩杀金贼，收复州县”[57]。显然，这一座贺兰山在“连结河朔”中是重要的战略据点，又是“直抵黄龙府”必争之地，对于岳飞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不必为大师讳，忽视这一点则正是夏先生的疏失。

但在这同时，还不能不重视另一点：岳、祝的唱和。岳飞出身佃农，为挽救国家危亡，先后四次从军，力求以身报国家。以英勇善战功勋卓著，到绍兴三年9月，即与大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列。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等官职，建帅府于江州（今江西九江），负责直到湖北江陵的沿江防务，方圆达数百里，直联中原腹地[58]。岳飞故乡早已沦陷，深知人民的苦难、父老的呼声，因而他“誓作中兴臣，必殄金贼主”（在战袍上刺绣），转战南北数千里，始终“以恢复为已任”[59]。在升任独当一面的将帅之后，自然对拯救沦陷区人民更有了信心。就在这年秋天，他作词“述怀”，决心“一统士卒捣巢穴”，洗雪奇耻大辱，“依旧奠家邦”，是毋庸置疑的。而岳飞厮杀半生，戎马倥偬，就目前所知，他与人唱和并述及自己抱负的词，对祝允哲实属仅有的一次。由此可见，这时岳即引祝为知已、同道，而彼此心心相印了。所以，祝在和词中反复致意、再三强调的，是殷切热烈地希望岳飞再接再厉，发扬威武

满江红
岳飞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