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乾卦卦辞:苏轼作品简介 急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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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

  中国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 ,一字和仲 ,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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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与思想 苏轼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嘉佑元年(1056) ,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 ,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 、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
  元佑元年(1086) ,旧党执政 。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 。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 ,新党得势 ,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属海南)。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卒于常州 。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琲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 。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诗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 ,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 。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这类诗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 ,苏轼还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
  词 在北宋词坛上 ,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 ,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 ,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 ,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在词中,他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而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元佑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 听颖师琴诗 》,?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力。
  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满庭芳〕“归去来兮”等,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 。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 ,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

盖世全才无人望其项背 高洁人格建树前无古人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天奇才怪杰。他在诗、词、散文、文艺理论、语言文字学、书法、绘画、品石、饮食等众多艺术领域都堪称宗师巨子。他性情放旷高逸,为人豪爽风趣。尽管才高招嫉,仕途坎坷,但始终不变其情、不改其志,而又能做到“进亦乐、退亦乐”。这种人格魅力不知倾倒了历代多少文人骚客。可以说,苏轼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
“才”,成就了无数英雄的功业,也铸就了许多名土的悲剧命运。苏轼有云:“人人生儿盼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虽是调侃之辞,却也在一个方面道出了他命遭坎坷的原因。唯其有才,他才能在词、文、诗、书、画、品石、文论以及参禅、政务等诸多领域都成就斐然,让时人、后辈难以望其项背;唯其有才,他才有资格恃才傲物,才敢于不阿世俗,生出他那“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这在那时局动荡、党争激烈的年代,自然不免遭人嫉恨中伤。于是他被一贬再贬,最后一次竟被流放到当时人称“域外”的蛮荒之地——海南岛,差点儿老死在那里。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生于北宋景右三年(公元1036年),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l们午),享年六十六岁。他出生在一个文化品位极高的家庭。《三字经》上说“苏老泉,二十七,姑发愤,读书急”。这个苏老泉便是苏轼的父亲苏洵。苏轼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也是才高八斗的名士,父子三人后来被并称为“三苏”,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苏轼从小就学得了一身广博的学识,激发起高远的情志。
仁宗嘉右元年(1056),苏轼、苏辙随父出川,赴京赶考,结果兄弟双双进士登第。欧阳修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在礼部主考,见了苏轼的文章,极为叹赏,说:“吾当避此人一头地。”此语一出,立刻轰动了京师文界。果然,后来苏轼取代了他的地位,成为又一代文学宗师。不久,苏轼的母亲病逝,父子三人回川守制。嘉箔四年,苏拭兄弟守孝期满,再次入京,参加了选拔高级人才的“制科”考试。结果苏拭轼列为三等。这是最优秀的品级,自宋开国以来,只有他和另一个叫吴育的获此殊荣。苏辙名列四等。仁宗对苏家兄弟格外赞赏,回到内宫高兴地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宰相。”此时,“三苏”已名噪京师。
此后,苏轼外放为官。十年中,除父亲去世遵制丁忧外,仕途较为顺利。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他被诏回京师,入诰院任职。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之初。熙宁变法是历史学上的一大公案,是非曲直难以定论。但变法导致了一场党争,而且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斗争的复杂激烈程度也是历史上少见的,这是史学家的共识。许多大臣都卷入了这场党争,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命运,苏轼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王安石是有名的“拗相公”。他推行新法过于激进,再加上任用的变法官员不得力,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苏轼身为诰院言官,三次上疏,陈述王安石不容清议、全面更换御史台官员的弊害,引起了王安石的不满。王安石的亲信们到处散布谣言,说苏轼在扶父柩回川时动用卫兵,还涉嫌偷运私盐谋利。谢景温还据此奏本弹劲苏轼,迫使苏轼不得不离开京师,出任抗州通判。客观地说,苏轼与王安石虽在政见上势如冰炭,但二人私交上却很好。这说明他们公私分明,在人格上颇具君子风范。
到了杭州,苏轼在贯彻新法方面注意了因地制宜,避害就利,施行了不少善政,留下了许多优美的传说。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调任密州大守。密州很穷,难有作为。苏轼捡了几十个弃婴养在家里,算是一点功德。但在文学上却成果硕硕,真正的“苏词”就是在这里产生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十年生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是此时创作的名篇。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调任徐州。上任才三个多月,赶上黄河决口,他日夜与军民挡水筑城,四十余日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保住了城池和民房财产。洪水过后,他又向朝廷请求拨款,修筑了城南大坝,并建黄楼镇水。此举中,苏轼的治世才能得以发挥,受到神宗下旨嘉奖。他自己也十分自得,此时的文学集子便以“黄楼”命名。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奉旨调任湖州,在谢恩奏章中,他说了几句批评时政有点过分的话,引起了熙宁党人的嫉恨,他们又从苏轼以往诗作中搜罗出一些谤怨朝廷的诗句,制造了著名的“乌台(御史台的别称)诗案”。这个案子差点要了苏轼的命。苏轼这次系狱,主要原因并不在诗上,而在于政治方面。此时,熙宁变法受挫,干安石本人和变法中有才智、有威望的新派大臣都被斥退,朝中只剩下李定、舒宜之类的三流人物。他们对苏轼的政绩、才华渐渐受到神宗的重视感到了危机,因而寻机陷害。但神宗并不相信苏轼会有反心,也不全信御史们的话。他派人去监狱对苏轼进行观察,发现苏轼在狱中睡得安稳坦然,鼾声如雷,更坚信苏轼心中无愧。另外,仁宗皇后临终时,又为苏轼说了几句好话,告诫神宗不要屈枉好人。因而苏轼得获宽大处理,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时苏轼四十四岁。
在黄州,他的老朋友马正卿为他张罗了几十亩旧营地,他又在东山坡上盖了三间房子,自号为“东坡居士”,自种自吃,过起了半官半隐的生活。但他很难忘情政治,因而他时而皈依于超逸的精神世界,时而又作怀才不遇之叹,以醉酒夜游、放浪形骸来渲泄内心的苦闷。《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光耀千古的名篇,便是在这种境遇下诞生的。仕途的坎坷,使苏轼接受了佛、道思想,这与他高逸的志趣融合,成为他在小人当政的时局下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和与命运抗争的有力武器。元丰七年〔1084年〕,神宗下旨把苏轼的谪居地改到汝州,这是解放苏轼的前奏。途中路过庐山时,苏轼写了首著名的禅诗来表达他对人生世情的感悟: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元丰八年(1805年),神宗驾崩,年方10岁的哲宗继位,改年号为元右,英宗皇后高太后临时摄政。苏轼被重新启用、一年之内数度升迁一直任到有“内相”之称的翰林院知制诰。高太后反对变法。其原因倒不见得她对新法有什么研究,主要是因为她讨厌朝中的在王安石急于用人之际突击提拔的那些唯利是团、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势利小人。所以她启用保守派代表司马光为相,打算废除新法。
司马光也是个拗相公。他出山后,第一项举措就是全面废除新法,罢斥新党人物。大量启用保守旧臣(后人称之为元右党人)。做事之绝一点也不亚于王安石。凡是新法,无论利弊一概废止。苏轼对司马光的做法颇为不满,二人就“免役法”展开了激烈争论。苏轼认为法度的立废,应以适用为宜,免役法有很多优点,不可尽废。但司马光坚决不允,并称苏轼为第二个王安石。气得苏轼回家连呼“司马牛1司马牛!”司马光病逝后,苏轼成为朝中独占鳌头的人

物。元右旧臣认为苏轼恃才傲物,行为旷放,不适合在重要的政治职位上,奏
章弹劾苏轼,高太后敕命禁之而不能止。苏轼只好离朝,以龙图阁学士职衔出
任杭州太守。
当时杭州洪旱相间,又闹起瘟疫,苏轼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开仓放赈,
建立病坊、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很快稳住了局势。元右六年(1091年)苏轼被
诏回京,任翰林学士制诰,兼侍读(做哲宗的老师)。洛党贾易等人因苏轼复归
而感到如芒刺在背,对苏轼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攻击,差点儿又制造出一起诗
案,苏轼被迫再出知颖州。数月后再被诏回,任兵部尚书兼侍读。元佑八年,
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后,苏轼遭到排挤,出知定州。
因为高太后一度曾打算夺哲宗的储君之位,所以哲宗对高太后十分不满,
再加上他反对高太后废除他父亲创立的新法,便下决心重新启用新党人物。
绍圣元年(1094年)曾被苏辙弹劾过的章淳拜相,开始了对元右大臣的疯狂报
复。元右年间,苏轼曾被指为王安石第二,现在却被做为元右党人拿来做为开
刀的第一人,一月三贬,一气被贬到岭南惠州,并下旨表明“永不叙用”。
苏轼在惠州受到太守的礼遇,没吃什么苦头,他原本是个志趣高逸之士,
淡于名利,见北归无望,索性决定自己盖房“作惠州人矣”。其间他写诗填词,
作画为文,流连山水,忘情民俗,仍不改其通达乐观性情。如果说范仲淹的为
人是“进亦忧、退亦忧”,那么苏拭可谓是“进亦乐,退亦乐”了。章淳见了苏轼
此时的诗文,心中很不舒服,又把苏轼贬往海南儋州。这是绍圣四年的事,此
时苏轼已是62岁的老人了。
那时海南尚属蛮荒之地。而章淳下了作恶到底的决心,要把所有可能翻
案的政敌赶尽杀绝。他派董必去视察受贬者的生活情况。苏轼被赶出县衙官
舍,到山上结庐而居。他自己描述这段生活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在海南渡过的近四年中,虽说他在生活条件上极
度困苦,但在学术上收获颇丰:他写下一百多首和陶诗,给《易》、《论语》、《尚
书》等作了注,撰写了《东坡志林》等。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神宗太后权同听政。她反对新
法,罢别章淳,所有元右大臣一律赦罪。苏轼绝处逢生,并在北归途中授为朝
奏郎,诏准择地而居。元符四年六月,他在去常州途中染病,七月二十八日与
世长辞。
“任性追逐、随缘放旷”是苏轼从年轻时代就追求的人生境界。诗人那率
真欢乐的天性和活跃的生命力,既是他的悲剧命运在性格方面的原因,又正是
他伟大人格的魅力所在,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不尽源泉和深厚的精神底蕴。他
一生在众多的艺术领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他的散文珍品荟萃,不管是宏篇巨制还是杂文笔记,都充满灵性,含蕴隽永,极具品味。各种文萃中常选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石钟山记》、《喜雨亭记》、《凌虚亭记》、《放鹤亭记》、《超然台记》等,更是千古名篇,令人百读不厌。苏诗保存下来的有约四千首。他的诗取材广泛,表现手法丰富多彩。人物事件、风俗景观、喜怒哀乐、议论哲理无不入诗。顺手拈来的日常材料,经他匠心巧缀,无不轻灵深蕴、情调盎然。林语堂说苏轼的诗永远清新,这评价甚得苏诗真髓。
在词上.苏轼贡献更大。他一改词专事抒写个人悲欢离合的柔情和缠绵婉转的格调,拓展了词的表现题材,开创了豪迈雄奇、音调铿锵的豪放词风。《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开派作品。他在《与鲜于子俊三首》中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看来他自己对开宗立派是颇为自豪的。东坡豪放词的代表作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以豪阔的时空为背景,以故人轰轰烈烈的丰功伟业与自己壮志空怀的遭遇形成对照,抒发了深沉顿挫的不平之气。全词才气涌流,其豪放足为词林典范。
苏词中也有以婉约见长的。他的《江城子·十年生死》是悼念亡妻王弗的作品,感情细腻真挚,境界深远悠长,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他的另一篇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思念弟弟苏辙时所作,词的境界虚实旷渺、清阔神奇,格调恬淡回旋,娓娓浸润,令人回味无穷: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倩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事古难全。
许多词论家都认为这是一首最好的中秋词。
在中国书画史上,苏轼也称得上是一代巨子。他的书法是宋代米、黄、苏、蔡四大名家之一。在绘画上,苏轼以“墨竹”闻名。他与朋友米芾、李应磷、黄庭坚等经常在一起创作、切磋,在“文人画”形成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书画,不同于苦练求工的匠人,而是发自天赋才气,为书作画一如诗文,随兴所至,精神情趣自然地渲泄挥洒于毫端,从而形成了不拘形迹、极力写胸臆的风格。
苏轼以其高绝的才华、旷逸的气度、高洁的人格和前无古人的建树,赢得了世人广泛的倾慕和景仰。在当时就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紧随其后,开一代文风之盛;后代文人也无不从他那里吸取丰富的营养。毫不夸张地说,苏轼和他的创作,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块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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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9.239.11.21:8088/datalib/2004/Opus/DL/DL-20040818150633

苏轼全集 http://www.xmsk.net/bookread.asp?bookid=676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他是欧阳修以后的文坛领袖,多才多艺,诗、词、文、书、画都是一代大师,著述十分丰富。

苏轼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家,母亲程氏是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少年苏轼在父母的培育下,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成长在一个表面承平而内里各种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时代。这时代一方面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既有辽、夏入侵的外患,又有豪强兼并、人民困苦不堪的内忧。社会危机四伏,积贫积弱的形势日益严重,改革的呼声,在士大夫层中渐次高涨。苏轼在这样的家庭与社会气氛熏陶下,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的影响,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以身许国,并主张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进行改革。他二十一岁随父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时父苏洵也深受重视,父子三入,一时名噪京师, 苏轼中进士后,二十五岁卜父、弟再至汴京。授他河南主簿,不赴。二十六岁参与制科考试,队三等,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踏上仕途。苏轼在风翔三年还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因父苏洵病故,回乡睁丧。三十四岁再到汴京,判官告院。这时王安石正推行靳法,苏虽也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但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柠在分歧。他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抻宗,反时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挤。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苏轼出京作地方官,勤政爱民,尽心职守。八九年的时间,他撮然辗转迁徙,但每到一地都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而对于新法实行中的一些流弊,也“不敢默视”。后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于是在湖州任上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从元丰二年七月被押,到十·一月释放,苏轼在狱中倍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营救,才得贬出。这就是有名酌“乌台诗案”,苏轼生活、思想与创作也从此开始了巨大的转折。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团陈副使,但不得签押公事,近于流放。他因经济困难,申请城东坡荒地,躬耕求食t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五年,苏轼思想转变很大。一方面他没有放弃儒家经世济民思想,继续关心国家政局,因壮志难酬而苦闷;另方面他闭门思过,消极彷徨,又时时向佛老思想去求解脱。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怀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或雄健豪放,或清旷淡远,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高峰。元丰八年,神宗病故,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政局发生变化,起用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史称“元枯更化”。苏轼即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但苏轼对待新法,又主张“参用所长”(《辩试馆职 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这种注重现实利害的精神和耿直态度,又和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产生分歧。司马光病死,苏轼为旧党官僚所忌恨,又要求外放,于是在元祜四年三月又出知杭州。苏轼十五年后再次至杭,“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杭州谢表,)。他勤政爱民,开浚西湖,赈济灾民,兴建医坊,为百姓作了许多好事。

至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入朝后本拟有所建树,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苏轼从黄州被召还,第一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他为国家振兴积极荐举擢拔后进,于是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等才士云集京都,一时文坛兴盛。苏轼俨然成为文坛盟主,为北宋后期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远谪惠、儋时期 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又恢复神—票薪荏;于幂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但这时的新党抛弃了王安石变法的精神,将打击“元枯党人”作为主要目标,于是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王安石变法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运动,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派之争,苏轼竟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他被挤出朝廷,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苏轼在惠州度过两年谪居生活,虽是衰迈之年,处境困顿,仍然关心人民,积极发展农业与兴修水利,为改善百姓生活不遗余力。绍圣四年苏轼已六十多岁高龄,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被流放到海南岛。当时海南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极端艰苦,“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每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侔书》)。但苏轼不戚戚于个人忧患,积棋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才,一直朴朴工作到最后赦还。远贬惠、儋时期,条件最为艰苦,但苏轼思想旷达,随遇而安,并没被困难压倒,反而出现了创作丰收。这时期他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书札散文,诗风恬淡、超拔,精深华妙,成为苏轼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元符三年,鞭宗继位,苏轼获赦北还,海南父老“执手涕泣”(《遁斋闲览)。剪杜过大庾岭时,有“问翁大庚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的躺慨,还胆回朝再竭忠诚。不料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卜生。苏轼的思想主要是尊崇儒学,迫慕韩琦、范仲淹、富郑、欧阳骼等政治与文坛元老,有用世之志。他关心国计民生,揭露时弊,曾氍出巩固中央、改革官制、解除边患等一系列政治改革主张:他在幂州领导军民防洪救城。在杭州疏浚西湖。筑堤引水。开设瘸坊,抗策减税。直到远贬惠州,仍“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富。皋率众靶桥以济病涉者”(苏辙《墓志铭》)。苏轼一生积极人世,是封建时代仁政爱民的清廉官吏。但苏轼早年也接受过道家思想的奉响,喜敢《庄子》。入仕后,由于政治上不断受挫折,佛、道思想影响加深,井成为他寻求解脱政治苦闷的工具。他通判杭州时,经常出入佛司,拜访名僧。黄州五年,他的佛老思想更加急剧发展。但是直到远贬惠、儋时期,他仍然有用世之心。以儒为主,融合佛老,进退行藏,禾施不可,这就是苏轼一生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境界表现在文学佛作上,既有对现实的批判,又有人生如梦的感喟,也有潇洒自适的抒情。苏轼作品内容的复杂性。正是他复杂思想的表现。

枇杷不是此琵琶
只怨当年识字差
若使琵琶能结果
满城萧管尽开花

这个真的好全了.最后你要是还不知道的话,就GOOOLE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