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漫画结局:关于博士帽

一般没什麼区别，毕竟是箔来品，也就没什麼差异了。
不过一般是把穗放在额头的右前方。

啊

礼服由长袍，方帽，和头巾三个部分组成。博士和硕士的长袍士是黑色的，准学士的长袍为灰色。学士的长袍，尖袖，前面不敞开；硕士的长袍，方袖，袖口呈弧形；博士的长袍，喇叭袖，胸前扣子两旁各一道宽5英寸的天鹅绒贴边，袖子上也横着缝有三道平行的天鹅绒贴边，颜色属黑或别的颜色，它是学科类别的标志。帽子是方形“牛津帽”，各种学位的人都可以戴。帽子左边垂下漂亮的流苏，流苏的颜色表示授予学位所属院系。

最能体现学位等级的是头巾，其尺寸大小，形状，随学位的不同而不同，学位越高，尺寸就越大，做工就越精致。头巾的外层与长袍的黑色材料相匹配，衬里折叠向外翻出的部分，使用大学代表颜色。天鹅绒贴边的颜色表示学科类别。

2中国现行学位服的产生

中国近代的方帽长袍学位服完全是泊来品。最初，学位服是西方耶稣会、天主教会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会学校的附带物，这使人们很早就接触到这种洋装。学位服在中国的出现，有其一定历史和社会的渊源与背景，并非来自高等学府。意大利人利马窦（P.MatthoeusRicci）是最早以科学和教育为掩护，在中国进行传教的耶稣会士。他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来到北京，初步打开了入华大门。为此，在1735年，巴多明神父（Parennin）还这样写道：“为了吸引他们（指中国人）的注意，通过自然科学知识赢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是必要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能使他们潜心听讲基础真理的了。”于是，科学就成了一种诱饵，成为传教士们抵华初衷的重要实现手段。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西文化的第三次冲撞（也称交融），不仅传教士把学位服携带到中国，那些在国外获得学位的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把学位服或穿着学位服的照片也带回中国，这在刚刚被打开门户的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时，早已在中国遍布的教会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繁盛起来，尽管教会学校更多的并非高等学府。到1877年，全国基督教学校有约350所，学生5975人。到1889年，教会学校的学生已达16836人，而至1906年，更猛增到57683人。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anksPott）就把教会学校比作美国的“西点军校”（WestPoints),是教会传教必须的战略机构，正像这位传教士所论述的那样：“如果教会工作不以我们的教育工作为基础，它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样，是不牢固的。”

在此，教育不仅成为一种诱饵，而且是除了洋枪大炮外的软武器。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出现，源起于欧洲的学位服又找到自己新的生长土壤。

在本世纪初，国外的学位服已分成两派：一派以欧洲的意大利、英国为代表，即所谓的“欧派”；一派以美国为代表，即所谓的“美派”，也有称其为“新派”。“欧派”学位服基本上保持了中世纪的风貌，无论是款式还是色彩，都明显地带有“信仰时代”的痕迹。而“美派”学位服，正如附录中所述，则以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位服为蓝本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创造。与英国的学位服相比较，加德纳·伦那德所设计的学位服给人以简练、明快的印象，并更多地蕴含着时代的气息。由于到中国的传教士中许多来自美国，因而，学位服在中国最初当归入“美派”。

当人们对学位服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时，它便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和兴趣，因为它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塑造自己形象的强烈愿望，一种不断创造未来和自我的决心。我们应有自己的学位服，应有自己的衣着风范。于是，学位服的造型、款式及穿着方式被大胆地改革与创造，使之逐步地成为我们自己的一种衣文化，并纳入到丰富多彩的中华服饰中去。中国的学位服产生了。

据资料记载，中国的学位服出现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或更早一些。由图二十四可见，这七位医学博士的学位服宛如当时流行的长袍马褂。长长的衣身下摆至踝骨处。宽肥的袖子几乎把双手全部掩盖，只是显露出为之奋斗了几个春秋的毕业证书。与“美派”不同，袖身没有任何学位等级的标志。在对襟式的长袍前片，左右各有一条宽宽的黑丝绒饰边。它们让人联想起许多“新派”的博士服，这是美国学位服区别于欧洲学位服的标志之一。柔软且富有立体效果的黑丝绒，深重，高雅，既表现了博士的风度，也显示出学者的沉稳和气派。黑带被我们所借用，使之成为中国学位服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博士服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并非其服装自身，却是与之相配的并显露于外的立领学生服。究其根源，学生装是在原有中式对襟上衣的基础上，并受到“西洋东渐”的影响而形成的本世纪初典型的一种服装。由于多数男学生经常穿着（如同女学生以穿改良旗袍为其特征一样），它逐渐地成为男学生的一种特定校服。按常理，无论“欧派”还是“美派”学位服，在其里面男士通常穿笔挺的西装方才“合理”、“恰当”，而这几位中国的博士连同那位外藉博士却偏偏内穿对襟式立领的学生装。台湾的学位服更是向中国化跨了一步。小立领不再是学生装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中国学位服特征。

再者，他们所载的方帽之方式也别具特点。方形帽顶的一角没有象国外一样被放在前面，却呈现出和整个服装风格相谐调的一条横线。这是个性的表现，是着衣方式的创造。况且帽顶上没有标识学位级别的流苏，大概他们觉得这样是画蛇添足，是累赘。

由此看出，中国对西方学位服的改革与创新始于本世纪初。在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这些勇敢设计师的名字，但其作品却为我们现在探究中国学位服的发端提供了珍贵的资证材料。学士服和硕士服在三、四十年代则大多是改良式的，领口开得很深，呈V字形，若没有头上的方帽，其服装和清末的男子长衫几乎完全相同。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没有自己的学位服。原因很简单：没有建立和实行学位制。尽管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两次酝酿建立学位制，但学位服的问题也还未及考虑。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1981年开始实施。新中国有了自己的学位制度。但这一制度实施之初，学位服的问题也未提到议事日程。

随着新中国学位制的确立并被大众所接受认可，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人们隐约感到我们的学位制中还缺少点什么。新中国自己的学位服在萌动了。服饰艺术本来就不受国度的限制，况且我们有过自己的学位服。于是，在八十年代末期，在一些大学校园内出现了抑或仿制抑或设计创造的学位服。

现代意义的学位服在中国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由于社会、政治等的因素，学位服在中国消失并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伴随着新中国学位制的建立和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展，学位服开始在大学校园中出现，并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校园风景线。与此同时，有关学位服的研究工作也开始了。

自发不等于自觉。作为全国领导学位工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密切注视着这方面的情况。199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就学位服有关问题尽快组织开展研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受命在全国展开了调研工作，并与北京服装学院组成联合课题组，开展了“建构中国现代学位服体系”的专题研究。

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199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通过了新中国自己的学位服样式，并作出决定：作为统一规范的学位服，向全国学位授予单位推荐使用，其他样式的学位服一律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