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mg 主要客户:为什么说中国语法学的草创期是模仿的？

汉语转型语法学的草创：普遍唯理语法的模仿

　　20世纪汉语转型语法学的草创阶段（1898—1936），其主流是模仿西方普遍唯理语法。对《马氏文通》的“开创汉语语法学”之功，梁启超“中国之有文典，自马氏始”一发，随后刘大白有“中国人说了几百万年（想当然——笔者注）的话，……可是一竟并不曾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文法。直到1898年，马建忠先生底《马氏文通》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古话文的文法书”的谀辞。[4]这些论点在语法学界似乎形成一种定论——《文通》的出现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诞生”。其实《文通》之前不但已有欧人撰写了以欧洲语法为蓝本的汉语语法书，而且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汉语语义语法学研究传统，因此恰当的命题应当是——《文通》是“中国人”引进西方语法学理论建构“汉语转型语法学”的发端。
　　《文通》沿用了泰西语法学从词法（字类）到句法（句读）的思路，“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之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5] 其立足点实是“字类·句读本位”。虽然马建忠认识到“中国文字无变”，但仍然模仿西方的九分法给汉语划分字类，全书十卷而八卷专讲字类。结合汉语的特点，《文通》采取字类二层分类法：一级标准是虚实，实字划分是语义标准，虚字划分是功能标准。虽然杨华批评“意义分析法的致命弱点在于以词汇意义代替语法意义，以逻辑分析代替语法分析，这也是中国早期语法著作普遍存在的弊病”。[6]却没有进一步思考为何会采取这种标准，或者说西语为何会采取形态标准。杨华所认可的“语法分析”只是不具有世界普遍性的西方屈折语的“狭义语法”。如果追溯希腊词类划分的起源，就应当知道最初的依据始于逻辑语义，后来才演变为语义和语形的印证法，批评《文通》的语义划分法是“印欧语眼光”。虽然《文通》在确定汉语字类时比照了西方词类系统，但没有拘泥于西语形态标准，而是承袭了汉语传统语法学的语义直觉。汉语词类划分百年依然未能了断，就是因为拘泥于“形态”或“功能”，而汉语实词不仅无形态且功能复杂，勉强划分的结果就是自以为发现了汉语的特点是“词类和句法成分的不对应性”，仍然陷在形态说的思维定势中。实词的语形分类是西语的天然分类，而且体现着词类和成分的一致性。如果不拘于印欧语眼光就可看出：实词的语义类别是汉语的自发分类，现代汉语词类划分的矛盾是西语语法体系与汉语语言事实之间的必然冲突。
　　面对这一矛盾只得采取“字类假借说”补救，但分析句法结构《文通》却运用了“次分析法”（主次、宾次等）和“词分析法”（起词、止词等）两种方法。以往的看法是“这不是徒然多立一套名目，而且把非实体词的成分的位置弃置不论吗？”[7]9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重新评估“位次说”。马氏看到“中国文字无变”而据西语的“格”建立起来的位次说，是为了阐述名词、代词作为结构成份之间的关系。[8]通过《文通》的用例调查，“词”大致相当于语义结构成分，“次”才相当于句子成分。[9]套用现代语法学的术语，马建忠在1898年就创立了“两个平面的语法理论”。
　　《文通》的学科价值就在于通过引进西欧语法框架，为汉语转型语法学的建设做了尝试。长期以来，马氏模仿何种“葛朗玛”一直是个迷。陈国华通过《文通》和《普遍唯理语法》语法体系的比较，证明了《文通》“以普遍唯理语法作为理论基础”。[10]《文通》的“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各国语言“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可作内证。随后贝罗贝又提供，《普遍唯理语法》“在1803年至1846年期间，在巴黎6次再版。该书当时被叫做LA Grammaire（最主要的语法书）”。[11]因此《文通·例言》中的“此书在泰西名为《葛朗玛》”、“此书系仿《葛朗玛》而作”，两处皆为语法著作之名，而“各国皆有本国之葛朗玛”则指“语法体系”。纵观20世纪汉语语法史，只要与西方语法学“接轨”就难免模仿西洋语法理论方法。问题不在于是否“模仿”，而在于是否把“模仿”标榜为“现代”或以之抵制本土传统的改进和尝试新的理论原创。汉语和西语结构类型的不同性质注定了两种传统合流的曲折性。依据某种语言事实所建构的研究方法虽然兼具特殊性和共通性，但应避免把具体语言的方法套用到另一个性迥别的语言的研究中去。“借鉴”的前提首先是对引进的理论方法加以批判性审视，进行改造后再加运用。《文通》套用西方语法学框架的痕迹无法掩饰，在开拓汉语转型语法学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文通》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种范型：在运用西欧理论框架时，可以沿袭相应的传统概念；在考察汉语的语言材料时，可以局部改变外来的理论框架。这一范型的长处在于为汉语语法建构了一个新系统，短处则在于难免削足适履则履不全足。作为洋务先驱的马建忠，撰写《文通》的旨趣还在于智民强国。要富强就必须学习西方科技，要学习西方科技就必须改变汉语教学法，“比拟”西文规矩，揭示华文隐寓“规矩”以供儿童“通文”成为当务之急。《文通》重在“通文”，使国人尽通“华文之字法句法”。因此《文通》不仅具有转型语法学的草创价值，更重要的是吹响了“教育强国论”的号角。[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