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有个家电视剧全集:《关于修内司官窑问题的思考》作者是谁？

汪庆正
　　提起汪庆正，大家都公认他是位陶瓷研究专家。他这个专家包含着三层意思，一层是对某件具体瓷器真伪的鉴别，另一层意思是对陶瓷理论的研究，还有一层意思是对古窑址的发现。这三方面的学问在汪庆正身上得到统一。汪庆正腹中还有一门学问就是对碑帖的研究。远的不说，即从他对海外归来的《淳化阁帖》的研究，确定它是现在存世的阁帖中最好的本子，而且毅然拍板购回，不只是魄力，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帖学研究上的功力。对这部阁帖虽有歧议，但还没有人能推翻汪庆正的鉴定结论。汪庆正腹中还有一门鲜为外界所知的学问，那就是对古钱币的研究。而在古钱币研究领域中，他却是备受推重的学问家。在他住院期间，笔者前往探望，他还摇晃飘洒着华发的脑袋，颇有感慨地说：“我的研究对钱币用功最多，算是第一，治碑帖之学是第二，瓷器研究算第三。不过和老一辈学者相比，我这些都是小儿科。”在治学上，汪庆正总是有着内在的谦虚，所治的钱币之学不就是藏而不露吗？

　　生活在积淀深厚的古钱文化土壤中

　　谈到对钱币的研究，汪庆正说：“在钱币的研究上我可以说是花了大半生的精力，用的功夫最多。”他还是中学生时就开始玩起古钱了。

　　汪庆正出生于苏州名门，家中颇有些收藏。但是在这方面，他是很少谈及的。只是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的夫人突然露了一句，他们的儿子周岁生日时，祖父送给孙子的礼品是一箱青花瓷器。不过，在1948年，他考的却是东吴大学法学院，而不是和文物有关的历史或文学之类的系科。1949年之后，法律已经避时，他又转学经济。1 952年毕业时虽然是国家分配，但他还是如愿以偿的进了上海市文管会，干的是行政工作。对钱币的研究虽然是业余的事，但毕竟是在文物机构，近水楼台，使他接触到更多的实物，他自称是“学业成绩突飞猛进”。

　　对古钱币的收藏与研究，在中国也算是一门比较古老的学问了。但没有脱离股掌间的赏玩之学。从清代乾嘉之后，很多学者做了大量工作，不过还是停留在出版图录等资料的收集上。上海这个地方对古钱的收藏研究土壤深厚，晚清之后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许多钱币收藏研究者萃集在这里，如丁福保、张叔未、袁寒云、宣古愚、罗伯昭、郑家相、张絅伯、戴葆庭等，他们创办钱币学会，出版刊物。汪庆正在文管会工作时，和他们中还在世的藏家多有往来。他们的藏品又大部分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汪庆正在这片土壤中对古钱币的开拓与研究，那是前人所无法具备的古钱文化丰厚的环境。汪庆正极为珍惜这样的研究环境，他说：上海博物馆古钱藏品丰富，这是我进行研究的先决条件。但是，研究先秦货币，需要多学科的配合，涉及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史料学、金属工艺学和钱币学等等，而且必须有正确的货币学的理论指导。

　　笔者：你所说的正确的货币学的理论是指什么？

　　汪庆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货币为基础对社会形态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在研究钱币的过程中，我前后把《资本论》读了三遍，此外还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认为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讲了货币的五种功能，对货币的分析是全面的，也是最权威的。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有的也讲了货币，但却是东一点，西一点，没有系统。中国搞钱币的，大多数只是为了收藏，停留在观赏和鉴别上。我是想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货币史。

　　大气综合与细镂剖析相和谐的学问

　　无论是读汪庆正的有关钱币的学术论文，或是和他交谈，我都感到他是个思维敏捷的学者，他善于用考古发掘的新材料，来探讨回答前人研究中留下的疑难课题，很快就形成新的思想，建构一个别人难以逾越的学术构架。1957年，他写了一篇《关于我国货币发生和发展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思考，到1959年才拿出来在《考古》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不长，但提出货币发展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即是中国货币发展从没有货币开始→物物交换→实物货币→金属称量货币→金属铸币。现在中国研究货币都是沿着这条线进行的。1988年，汪庆正主编《中国历史货币大系·先秦货币》在“总论”中对这个研究构架又作了进一步完善。

　　在以“贝”作为主要实物货币时代，汪庆正提出猪、牛、羊及谷类也是作为实物交换的。但到了金属铸币普遍使用的战国时代，墓葬中各种类型的仿制贝，应该是装饰品，而不应该是货币了。

　　汪庆正有细致的学风，能从极细微为人们不注意之处做出学问来。在金属称量货币的研究中，除了应用文献资料，他从金属称量币的重量变化，提出了历史断代或王朝的兴衰问题。更有趣的是从金属币重量的变化上，他提出古代也有贪污的事。

　　在金属铸造货的币中，对布中的空首布、原始布与工具铲、早期空首大布、早期平肩空首布、耸肩尖足空首布、斜肩弧足空首布以及平首布，汪庆正不但回答了前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给以后的学者开拓了新的研究空间。诸如中国金属货币制造的确切始铸年代、各种货币的演变序列及其纵横之间的关系、涉及先秦铸币的有关形式以及币面文字的释读等等。

　　刀币向来是古钱币研究领域中的复杂问题，如莒刀、齐刀、燕刀、赵刀等，其始铸时间、铸造地点、交换手段及流通区域，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前人著述常因资料的局限而产生某种误解。汪庆正根据最新的考古资料，都一一进行梳理，一方面纠正了前人之误，另一方面就是提出新的见解。读了他的论文，方能体会到他既有高屋建瓴的综合能力又有精心的细镂剖析的功力。

　　三孔布是战国布币中极为特殊的品种。虽然清初尚龄在《吉金所见录》中开始介绍给世人，但多少人能见到传世之品。到清末民初，因其稀见而价值昂贵，且伪品传世甚多，真品罕见，拓本亦少。广州王贵忱编的《三孔币汇编》于1984年出版，算是三孔布拓本最多的了。

　　关于三孔布的研究，除了裘锡圭《战国货币考》一文，是对三孔币面文字释读一次重大突破，而对铸造三孔币的国别及铸造年代，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1984年，汪庆正赴日本，考察了日本东京银行收藏的三孔布，1985年即发表了《三孔布为战国中山国货币考》一文，对三孔币面的文字加以释读，并结合历史地理学的知识，考证了中山国的历史疆域及三孔布上记载的地名，论证三孔布是中山国货币，并进一步确定三孔布铸造年代应属公元前四世纪。

　　在“布”“镈”两字相通的考证中，同时考证人死之后，其朋友往往送一笔钱，作为“奠仪”。在古代称为“赙赠”，亦即“镈赠”。可见，中国对丧家的赙赠是非常古老的。在实物货币时期，赙(镈、布)用来作为建墓挖坑时的铲土工具，赠给丧家应该是最实用的东西，在金属称量货币时期，铜铲不仅可以使用，而且是财物。这样对古钱和民俗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是饶有趣味的。

　　汪庆正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卷·总论》、《“半两”考异》等论文，在先秦货币的研究上都有新的突破。在《“半两”考异》一文中，除对“两”字的含义的变化作了有趣的探索外，还提出了“半两”和衡制的“两”联系起来始于何时等难题，给他人留下了新的研究天地。

　　带着敏捷思维进入新的学术领域，做出新的学术成果

　　1962年，文博界泰斗徐森玉在《宝晋斋帖考》一文中的开头写道：把自己研究的见解“假手青年同志”成文刊出。这个青年同志就是当时被称之为“小汪”的汪庆正。徐森玉是版本、碑帖研究大家，汪庆正被调去任秘书时，开始进入碑帖研究的新领域。

　　谈到在徐森玉身边工作，汪庆正说：在森老身边，我要做三件事，首先为他做具体工作：信件处理、公文往来，还有生活上的事情，我都要办；二是跑腿，文管会要买东西，我要往收藏家家中跑；第三件事就是学习，森老知识渊博，又是版本碑帖专家，我不学就无法在他身边工作。在徐森玉的指令下，经汪庆正的手收了许多碑帖，如《郁孤台》、《凤墅帖》、《许真人井铭》及北京琉璃厂庆云堂为上海文管会提供的碑帖，都是经汪庆正的手收进的。要收购，就要研究，就要学习，何况身边有徐森玉的指导，汪庆正很快就进入碑帖之学的新领域。

　　徐森玉一生不留著述，但他是学界公认的学问大家，像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在做学问时涉及到碑帖、版本及汉石经中的一些问题，都是恭敬地向他求教。但是一生不留著的徐森玉，当汪庆正到了他的身边，居然把他研究的心得口述，由“小汪”整理成文，公诸于世。从1961年到1965年，汪庆正为徐森玉代笔的文章除了《宝晋斋帖考》一文外，还有《郁孤台帖和凤墅帖》、《兰亭续帖》和《兰亭真伪的我见》等。大家都很清楚，他是在用这种方法培养后学。在笔者的印象中，汪庆正年轻时就是满头白发，因之问道：“你是不是由于为森老代笔，才愁了少年头？”他说：“是啊，给森老代笔不只是记录他的讲话，还要查许多书，要写成一篇文章，当时对我来说，难度很大，当然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写《兰亭真伪的我见》这篇文章时还有一个故事。1965年，郭沫若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是假的，甚至怀疑王羲之书法的存在。南京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对郭沫若提出驳辩，投给报社，结果是退稿。后经章士钊把高二适的文章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发表。其中有陈伯达、康生的参与，要组织文章支援郭沫若。徐森玉也接到通知，要他撰文支持郭沫若。徐森玉、谢稚柳、汪庆正三人商量，高二适的文章是对的，不能否定，又不能得罪郭沫若，怎么办呢？他们讨论了一个意见，由汪庆正执笔写一篇“调皮文章”应付过去。提到这件事，病中的汪庆正还直摇头，说：“那样的文章真难写啊。”

　　汪庆正聪明睿智灵活，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只要他钻进去，很快就能跳出来，做出成绩，并卓然成家。1961年以后，除了为徐森玉代笔，他自己还撰写研究论文有《隋龙藏寺碑》、《东汉石刻文字综述(上)》、《南朝石刻文字概述》、《泰山刻石略述》、《董其昌法书刻帖简述》，还有《宋拓本<茶录>帖》及《淳化阁帖最善本考》等。

　　《东汉石刻文字综述(上)》一文，不只是介绍碑刻文学艺术，而是旁征博引，涉及到石刻文字中的经济、政治、军事史料，对东汉石刻文字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史的重要性，和研究古代经济史关系及文学史料，都作了评介。在这项研究中，我确实感到汪庆正的大家风范，其见解很具有权威性。他的事务太忙，未能深入继续下去，实在是令人惋惜。

　　在《南朝石刻文字概述》中，他除了把所见诸石刻本作了编目的基础工作，还对南朝石刻文字的书体的演变作了分析，见解精辟。这为他后来研究收购最善本《淳化阁帖》打下了基础，并壮了胆量。

　　即使在病中，他还在惦记着由他倡议的中日书法名品展的事，现在藏于日本的石鼓文的各种拓本、泰山刻石、西岳华山庙碑、定武兰亭序帖、丧乱帖、李氏临川四宝等六十余种珍贵拓本及法帖，都将来上海博物馆参与展出。他由此在思考：文字、字体、书体、书法是不同的概念，就汉字来说，每种字体都有其真草两种书体，不管是篆草、隶草，还是行草，不管是篆书、隶书还是楷书，都有其书字美与否的方法和技巧，对这些问题，他还在作深入研究。

　　以小见大，大小兼顾，探索难解之谜

　　在汪庆正的学术生涯中，对陶瓷研究起步最晚。在徐森玉身边，征集文物，也接触过陶瓷，瓶瓶罐罐也摩挲过几件，但他真正把陶瓷作为课题来研究，还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但他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使他进入这个领域就能所向披靡。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参加主编并由他统稿成书的《中国陶瓷史》，被陶瓷界视为经典之作，但其意不在于此，而是要揭开陶瓷研究中的难解之谜。于是出现了《青花料考》的论文，解析了青花料的配方的形成，在陶瓷研究中尚属首次。

　　在收藏家或古董商的眼里，发现一件稀世陶瓷珍品，就如同发现一片星空，和古窑址相比，这件稀世珍品只不过是一粒芝麻。汪庆正作为博物馆领导者，当然不会放弃那粒芝麻，但他心中想着的，眼睛盯着的是寻找古窑址。读他的文章，有时会感到他像老僧念经那样，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钧窑和定窑的窑址所在地已经比较清楚了，官窑的问题解决了三分之一，汝窑窑址在哪里？哥窑的窑址在哪里？他成了一个窑址的寻觅者，经常在念这本经。他知道一旦找到窑址，陶瓷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1986年在一次陶瓷会议上，他从王留现那里发现汝窑器残片，他说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惊得目瞪口呆，有一种失重的感觉”。经他的同事范冬青、周丽丽两次调查，在连绵数十里汝窑遗址上找到器物残片，窑具及用来做釉的玛瑙。他们的研究又进一步搞清楚汝窑始于汝州，代表了汝州青瓷最高水平，从而被宫廷命为汝官窑，烧制御用瓷器。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他还在思索真正的北宋官窑究竟在哪里。已往都认为北宋官窑在开封，但汪庆正还是在思索这次发现的汝窑和北宋官窑的关系。几年之后的2002年，在汝州城内张公巷发现新的汝窑遗址，所烧制器物的釉色属于清凉寺汝窑秘色瓷一类，但比清凉寺汝窑器的釉色更纯洁，更淡雅，而且胎硬，不用支钉，这和清凉寺汝窑烧制方法亦不同。汪庆正认为这可能是北宋官窑。

　　汪庆正对南宋官窑修内司窑的研究也倾注了不少心血。在陶瓷史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对两宋官窑一直持怀疑态度。一种意见认为北宋官窑就是汝窑，而且是汝窑工匠在开封烧造的。清凉寺及张公巷两处窑的发现，对这一结论当然是一个否定。南宋官窑呢？宋人笔记中虽然记载为修内司窑，但由于没有发现窑址，前人研究对此说持否定态度。杭州老虎洞南宋修内司窑遗址的发现，汪庆正曾几度亲临现场考察，他感到多年带着希望的探索并没有落空。他从发掘现场所见的部分发掘材料和某些标本，确信该处窑址和南宋人的记载完全相同，应属南宋官窑无疑。而且他还进一步考证推断修内司官窑的创立不可能早过绍兴二十年(1150 )前，窑址烧造的下限一直延续到元代。

　　从研究老虎洞修内司官窑的启发，汪庆正又提出哥窑遗址的问题，他以为老虎洞窑址进一步发掘，能不能为解决传世哥窑的产地提供令人欣喜的资料，这正是他所期待的。

　　汪庆正的学术研究是一种连锁反应，常能从一个题目中派生出许多题目来，环环相扣，逐渐形成一个体系

没有东西思考研究空气？

汪庆正

马承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