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倾国倾城柔弱宠文: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现代社会的两难问题。
??自由与效率的关系。朱学勤认为，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而立”。自由主义承认个体差异，自由释放了个体的创造力，所以自由导致了效率的提高。平等在经济上要求公平，即进行平均分配，消除个体差异，与计划经济具有亲和力。由过去的经验可知，平等诉求造成了吃大锅饭局面和经济发展的低徊。公平与效率处于一种紧张状态。
??自由的传统来之英美国家，近代才传入中国社会。平等的诉求是中国的传统，“五四”以后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刘小枫认为，社会思想家或受“社会的公义”问题支配，或对“自由的秩序”入迷，或由“欲望的个体”驱使。前者以马克思为代表，次者以托克维尔为代表，后者以尼采为代表。平等理念与自由理念的二歧性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思想中一个持久的历史性紧张。
??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在经济上体现为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世俗社会中，这一矛盾在公路的交通秩序上得到生动的表现。
??公路上有行人、车辆。车辆有轿车、货车、摩托车、自行车等。车辆与行人具有差异，一般而言，有车阶层比无车阶层富有。车辆从轿车到自行车，依其价值可以说明车主的贫富差异或者说阶级归属。各国在交通管理上，都给各种车辆和行人划分了通道，毫不例外的，都把主要通道留给机动车辆，而且设置了超车道。承认车辆优先通过，这一点在高速公路上更为明显，它为了车辆的行进不受干扰对道路实施封闭。由此可见，不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承认一个共同的原则，即效率优先。
??反过来，我们可以讨论在交通规则中强调平等时的状况。那时候，人行道要与车行道一样宽，车速不能超过行人速度，并且，要并排着走……或者根本上就不准有代步的工具。这些设想谁都觉得荒谬。
??但是，这些荒谬的想法并不是不存在。这一点，从交通秩序的混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这一点特别明显，因为中国传统中，对平等的诉求特别强烈。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常提出“均田地”的口号。土地集中成了历次社会动荡的“祸根”。在今天，堵塞交通的场面为何屡屡发生，因为谁都不让谁，谁都不承认别人具有优先权（从平等的理念出发）。于是，由追求平等（各不相让）引发争渡。相争的结果可能要诉之暴力，或者是长时间的堵塞。这就是平等理念落实在社会行为上产生的异化。
??所以，当有一辆车在我们后面按喇叭，我们不予理睬，并且骂“有车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这里面关涉到一个哲学问题，并且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问题？
??当我在上班途中，看到桥头堵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当我在下乡途中，看到农民在公路上晒稻谷的时候，我的心充满了忧患。我从这里看到一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个因素是社会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依然是平等与自由的二歧性。对贫苦我曾有多年的体验，但这并不能阻挡我向理性的归依。我小时候就曾在公路边看管晒着的稻谷。现在，当看到市管人员一脚踢翻小贩的水果担子的时候，我的心依然不忍。但这照样不能阻挡我内心对一种秩序的企求。我也曾扪心自问，是不是自己的阶级划分改变了（这是我少年时期受马克思的一点影响），才有此种想法？这也不无道理，我已经有十年的时间离开农村生活。强者追求效率，弱者追求平等。但是，能不能寻找到一种超越的秩序（不是乌托邦的）？
??中国人坚持不能忘本，作为一种道德自律，它很有效，所以不少人读了一大堆书，还是满口土话。中国的知识人因此分化缓慢。即使我在对我出身的那个阶层进行批判的时候，也要先过这个关。但是城市毕竟也容纳了我（先前也设了种种障碍，我在此处也曾受过歧视），我仍要长期在这里生存。我对两种人的诉求都能理解，因此希望两者能够和谐。
??回到交通秩序问题。当我看到桥头堵塞的时候，我联想到历史上的一些场面：成千上万人在厮杀，血流成河。死亡，对任何阶级来说都是一种痛苦。规避痛苦，是人类共同的诉求，这样，超越斗争的和谐就有可能存在。当我们追求平等，希望大家回到同一起跑线的时候，我们必须退回原始社会。但那时候照样有死亡的痛苦，威胁之一来之猛兽。于是，人类只能期求与猛兽平等。而这种期求必须借助于造物者的重新安排。但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看来还须回到经验领域。城市的道路区分了人行道和车行道，由此，车辆获得高速行驶的自由，行人获得了步行的自由。行人要改乘车也可以（当然要花一定费用），有车者要步行也可以。这样的安排突出了效率，也照顾了公平。因为步行者固然慢，仍然有路可走。如果互不相让，即双方或一方不认可这样的秩序，那么就可能导致交通的堵塞，谁都走不了。
??因此必须有这样的认同：自由是第一义的，平等是第二义的。这样，人类虽然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难以避免一些压迫和剥削，却能够共同增加财富和幸福。

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最难的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经济学书本对公平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平均分配是公平。比如一个城市严重缺水，必须平均定量供应；发洪水时，救灾食物平均分发，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特定条件下平均分配是公平。第二种解释是：机会均等是公平。比如大学招生考试，机会对所有参加考试的人是均等的，差别是竞赛的结果。但由于各人家庭经济文化条件不同，实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各人付出的努力实际上不可能一样，所以机会均等的公平有其局限性。第三种解释是：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是公平的。这个问题大家都好理解，但难就难在什么才是“合理差距”，只能模糊解释，实际做法都是根据历史形成的比例（它总有一定的系数）做一些调整而已。上述三种解释都是对的，而且是并存的，但都有局限性。除以上三种解释外，还有对公平的第四种解释，即公平来自认同。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群体中，属于群体中的一分子。当群体中的成员对群体是认同的，公平感就产生了。以一个家庭为例，一家有三个孩子，因为家境开始不好，第一个孩子读到中学就要出来挣钱；以后家境好转，第二个孩子就上大学了；第三个孩子更出国留学了。只要孩子们对家庭是认同的，对父母当时的处境是谅解的，那么谁也不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由此可见公平来自认同。要绝对分清什么是公平，是不可能的。但有了认同感，公平感就会产生。因此，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是培育职工的认同感，由此企业才有凝聚力。

关于效率的理解，最早的经济学书籍采用的是生产效率这一概念，它的涵义是多投入多产出，有投入才能有产出。到20世纪30年代后，人们感到生产效率的观点不够了，于是出现第二种效率观念，即资源配置效率。它是指投入不变，配置得好效率就会增长。资源配置效率观念使经济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过去认为生产第一线的人是产生效率的人，因为多投入就有多产出。现在则认为，做组织管理工作的人从事资源配置工作，他们把资源配置得好也是出效率的，而且提高效率。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效率的解释又有进一步发展。从理论上讲，有多少投入就应该有多少产出，但实际是产出往往与投入不符，或多了或少了，大部分情况是少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经济学研究发现，出现低效率的原因有三：一是单位的目标与成员的目标不一致，由此产生低效率。二是成员与成员不协调，效率互相抵消。三是每一个成员周围都有一个惰性区域，在他的周围总有惰性大的人，这会影响他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体效率。

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一个是效率的道德基础。企业有多少先进的设备和多少熟练劳动力，这就构成了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但要认识到，仅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有了效率的道德基础，就能产生超常规效率。比如，当一个国家遇到外来侵略时，如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有那么大的凝聚力，那么高的战斗力和工作热情，这个效率就是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再比如，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短短十几年就发展成为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移民社会的道德力量在起作用，它发扬了所有移民社会的共同特点。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对效率要从这几方面来认识。

道德调节：第三种调节

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有两大调节机制，一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无形之手，靠市场供求规律来调节。二是政府调节，它是一只有形之手，靠法律、法规、政策来调节资源配置。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调节机制？我的看法是有。从人类历史上说，市场的出现不过是几千年前的事，原始社会后期才出现了商品交换。至于政府调节的出现就更晚了。但是，人类社会在市场出现之前，在政府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了少说有几万年，那时既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社会是靠什么力量来调节的呢？是靠道德的力量调节的。再看人类社会经历了多少次大动乱，这个时候市场失灵了，政府瘫痪了，但人类社会还是延续下来了，原因就是靠道德力量的调节。再继续看，人类社会是个广大的领域，交易活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大部分是非交易领域。在这种非交易领域中的关系，是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同学关系等等，活动也是学术活动、社交活动、公益性活动等等，它们都不是按市场规则办事的，而政府也只是制定法律的、政策的大的框架，使之不越出法律和政策的规则范围，但是对于其内部怎么运行，政府是不管的。在这些非交易领域里，靠的是道德调节。道德调节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道是无形却有形，说它有形却无形，然而它的力量是巨大的。企业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都不是市场调节，也不是政府调节，而属于道德力量的调节。现在人们常说自律，这就是道德调节。自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我约束，另一方面是自我激励，不能说自律只是自我约束，对自己的行为也要激励，这样才能充分体现道德力量的调节。在没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情况下，道德力量是惟一的调节。有了市场和政府调节后，道德力量同样存在，而且时时刻刻存在。有了道德力量调节，市场运行就更正常，政府调节就更有效。

宽容与进步：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看，黄河、长江、淮河经常洪水泛滥，所以治水从古代到现代都是重大任务。有的外国历史学家说，因为中国古代洪水经常泛滥需要治水，而治水必须有高度集权的政府，所以就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在东方，专制主义是古代留下来的，有很多表现，这个问题很复杂，绝不是三言两语能讲得清楚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问题扯到治水上，那就要看到，治水留给中国文化的传统是疏导，疏导才能把水治好，比如大禹治水。中国自大禹以后的治水一直推崇疏导，而这种理念和方法又被举一反三，用于除治水以外的其他很多方面。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这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很大。宽容来自于疏导、宽容意味着和解，和解是进步的源泉。从这里，我们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矛盾宜解不宜结，要善于疏导，要有宽容，要善于和解。对于企业，也要有这种精神，这种文化传统，和解产生效益，这样企业才能搞好。

制衡与效能：一个重要的理念

在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中，制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念。有一个地方开国有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会上一位同志介绍说他们厂之所以效率这么高，原因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一个人兼，决策果断，所以效率高。我听了一半就走了。这不是好经验。董事长又兼总经理，这不符合公司制规范，因为它没有制衡机制。决策集中在一个人，虽然拍板快，但是发生错误时就没有制约，就会发生最坏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就是最大的效率的损失。建立制衡机制，有可能降低效率，然而这是为了防止最坏情况出现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都知道，企业领导人的功过是不对称的，当事业走向成功时，应归功于领导集体，当事业走向失败时，第一把手要负主要责任。原因何在呢？当事业走向成功时，第一把手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一定是跟领导层共同商量而作出决策的，共同负责，共同把事情搞好；而在事业走向失败时，很可能是第一把手独断专行，排斥异己，刚愎自用，最后造成决策失误而失败的。所以任何单位的管理者都应记住，制衡是必要的。即使制衡付出效率的代价，也仍然是必要的。

企业内部的制衡，难就难在谁来监督第一把手，设置什么机构来监督第一把手？更难的在于，即使建立了对第一把手的监督者，那么谁来监督那个监督第一把手的监督者？负责监督第一把手的监督机构和监督人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管理哲学中的深层次问题。企业文化建设不可能做到对企业、单位的完全监督，但至少可以有一种制衡作用，如职工监督也能起到制衡作用。如果形成了全企业自下而上的监督风气，这也是制衡。当监督的思想深入到领导班子每个成员的时候，企业就一定能搞好。

(1)从宏观角度看，效率表现为资源在社会各生产部门的有效配置；从微观角度看，效率表现为各经济主体生产经营效能的充分发挥。就与效率的关系而言，公平可以理解为平等，主要指机会的平等和收入的平等。(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承认差别，合理拉开个人收入的差距，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体现的是效率优先。效率优先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为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造物质条件。(3)强调效率优先，不是不讲社会公平。效率和公平始终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共同的基本目标。公平问题解决得不好，不仅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效率的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兼顾公平首先是力求起点平等的公平，为个人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给人们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其次是通过政府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利用税收杠杆和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收入差距，使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改善，以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