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谎言8锉刀不能拿:新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以及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政策？

我们党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一)“急于求成”中断了有益探索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党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对资本主义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尽管在党内存在着一股“左”的顽症，企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政治上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关门主义”，在经济上企图消灭资本主义成分。但作为我们党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同志是清醒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1945年4月，他在党的七大所作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强调：“在中国，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47年12月，他把“保护民族工商业”确立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强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49年3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变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建国最初的几年里，认真地加以贯彻实施，使我国经济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基本是实践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对待资本主义的思想，对它进行利用、限制、改造和和平赎买。因此说这些探索实践都是有益的，尤其是和平赎买，我们做得是很成功的，是结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大创造。可惜的是，由于改造速度的加快、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后来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我们党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越来越转向“左”的方面。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很快中断，为以后的更大损失种下了祸根。

(二)追求“纯而又纯”，导致国民经济接近崩溃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急于让资本主义绝种，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际环境的变化，使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看得越来超重，以致在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党的中心工作的确立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62年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60年代初提出“兴无灭资”的口号，资本主义经济逐步绝迹。“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随后又是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又是要“堵死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在农村，把农民的一点自留地也取消，集市贸易也取缔合并，为防止农民整天赶集，统一为一日，名其曰“割资本主义尾巴，消灭资本主义的土围子”。“四人帮”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外资在这一时期更是全部退出我国。
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自我封闭，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没有活力。农村人民公社“大锅饭”不仅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使亿万农民的温饱也得不到保障，极度贫困人口大量增加。教训十分深刻。

(三)无谓的争论对改革进程造成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国外先进技术的引导，外资的注入，对外贸易的扩大，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再被看作洪水猛兽，资本主义国家不再被看作是人间恶魔。人民从得到的实惠中体验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从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看到了运用人类优秀成果的崭新成就。但是在党内仍然存在恐资症，姓“资”姓“社”的问题争论不止，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太大的代价。生产力标准的争论，姓“资”姓“社”的争论，实际上都反映了要排斥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的倾向，不可避免地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试想若没有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我们今天仍然陷于对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中，且不说加入世贸、成为第五大贸易国和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将化为泡影，恐怕我们的国民经济也会陷入困境中。

(四)体制机制的缺陷，妨碍优秀成果的利用
我们的改革开放进行了25年，经济全球化也成大趋势，我们的进出口贸易额达6208亿美元。已跻身世界前5位；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261亿美元，经济外向依存度已近4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必须在领导现代经济工作中，更多地利用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和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但是在我们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发挥上，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上，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上，对待私营企业主收入上，以及正确处理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享受国民待遇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造成的弊端，仍然影响我国对资本主义的利用，仍然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融入世界经济起着妨碍作用。入世谈判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创下了入世谈判的世界纪录，除了帝国主义恶意排斥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因素之外，也不能不承认我们与世界经济接轨方面确实有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用市场配置资源的这一优秀成果还迟迟不敢运用。入世的首要条件就是规定你是否采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看你的市场化程度如何。
我们党毕竟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过曲折，在运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有些教训，但从这些经验教训中使我们党更加成熟、更加清醒。从教训中我们党重新确定了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中心；从教训中我们党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很不成熟，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而提出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奋斗目标；从教训中我们党坚定地推行对外开放的路线方针，大量地吸引外国资本进入国内市场；从教训中我们党把私营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放手扶持发展。不仅如此，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党更加注重用市场经济的手段管理经济，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逐步积累了正确利用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优秀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即使在遇到金融风暴和世界三大经济实体同时低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党也能够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及时应对，保持我国经济一花独秀、持续发展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