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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高的故事
Posted on 2005-9-3 14:52:00 by zweig
凡高的故事



凡高在很年轻的时候,给他弟写的信里有这么一段话,“怀着哀伤的情感去回顾寻欢作乐的场所及与之有关的奢侈场所,对我来说,这种日子会来到的。换句话说,就是钱拿得多多的,而且受世人仰慕……我预见这一天会来的”。

这一天并没有来到。也许正因为这一天迟迟没有来到,凡高才会如此痛苦地挣扎,最终他放弃了这种挣扎。他曾经说,“我会由于绝望而毫不犹豫地自杀,尽管我很懦弱,可我会这么干的。这种做法的意义在于表明我们有权对社会进行抗议,有权维护自己的人格”。他行使了这种权利。

我读的这本书叫<凡高自传>,书的副题叫<凡高书信选>,但是严格的说,这书不是自传,所选的书信也只是凡高写给他弟的,是他一遍遍辩解自己、解剖自己、诉说自己的文字。这一个人所说的一切,会使你想起你的生活中所有的艰难和尴尬、无奈和无聊、孤独和忍受,会使你想起人的一生所要荷载的重负如此漫漫无期。但是,这个人,这个倒霉蛋,这个可怜虫,他不只引起你的怜悯,他捧出血淋淋的灵魂,会让你不知说什么好,你只能静静地听他说,如此而已。

我本来不想写这篇文章,有一个人的说话引起了我的思考,他说他痛恨俗,他和俗从来界限分明,他也无法理解凡高那段话的俗。我仔细地想想,我可是比凡高更俗的人:我也会做白日梦,我也会梦想发一笔横财,我会不会想着去寻欢做乐呢,也许会吧。我们都是这样,期待奇迹,尽管这样的奇迹是非常俗的奇迹,但它还是藏在人们找不见的地方。

现在的凡高有了惊人的身价,听说那幅<鸢尾花>就值5000万美元。但是凡高生前没有买出一幅画,凡高死后不到半年,长期从经济和精神上支持和帮助他的弟弟也离开了人间,凡高的弟媳妇和他弟弟结婚也只是很短的时间,她保存了凡高所有的作品,整理了凡高的书信。

价值连城的凡高给别人创造了寻欢作乐的机会,但凡高说,“画家——只接受死亡和埋葬,以他们的创作,对下一代或下几代人说话。在画家的生活中,死亡也许不是最难过的事”。



一开始,凡高想当一个牧师,“我刚去看望了一户烧炭人家中的瘦小的老妈妈。她病得很重,但她忍耐着,满怀着信念。我给她读了一章福音,并和他们全家人一起祈祷”。他对弟弟说,“当我站在讲道坛上时,我觉得好象是从地下一个黑暗的洞里出现,重又回到友爱的太阳光下”。他希望弟弟和他一起去教堂,“我们虽然满腹忧伤,却又总是幸福的,我们的心里有永恒的喜悦,因为我们是上帝天国中的穷人”。

当我受教育的时候,人们最爱说,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鸦片,我不知道毒害人民的东西有多少种,但我想,这种鸦片不是最坏的东西,他至少教会了人们爱、悲悯和平等,可以用来对抗世间的权威,“在他心目中既无犹太人也无希腊人;既无仆人也无主人;既无男人也无女人;而基督就是一切,在所有人的心中。”

在清道夫下班回家的时刻,凡高看到老白马拉着垃圾车,赶车的人们穿着又脏又臭的衣服,“和大师德?格罗画的《穷人的长凳》那幅画中的穷人相比,他们似乎更穷,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当我们目睹无法描写,说也说不来的孤独、贫穷和苦难的形象时,当我们目睹各种事物的结局或它们的极端情形时,我的心常受到震动,它们是那样地令人无法理解——然后,我们心里想起了上帝”。

但是有一件事上帝也不能帮忙,那就是凡高和弟弟提奥经常书信讨论的经济困难,“从家信得知,你收到斯特大夫一张总数为40盾的账单,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倘若我能帮你一点该多好!但你知道我分文莫名。我必须想方设法挣钱——比如,在卖香烟的小店里用邮票换点零钱——来买教堂里的藏书藏画”,“我渴望得到许许多多的东西。如果我有钱,我也许会立即用来买书,买其它我不必非有不可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会使我从绝对必要学习中分心。即使现在,要使自己学习上不分心也常非易事。如果我有了钱,情况会更糟”。

凡高明白这种生存斗争将是长期的而且是耗费生命的,他经常对提奥说,“只要奋斗,我们就能活下去”。



我对绘画了解得不多,我更感兴趣的是画背后的那个人。

凡高是一个浸透了爱的人,他说,“热爱许多事物是有好处的,唯此才有真正的力量。谁爱得多,谁就做得多,成就的也多。以爱心做事,事情就做得好”。他向往在狄更斯所说的“令人愉快的黄昏”里,两三个思想情趣一致,并有绘画同好的人聚在一起,各自拿出得意的旧作和新作。他的书信里经常写的是对自己居室周围的美的发现,“从我的房间窗口看工场,景致简直动人极了:但见一条小路两旁白杨林立,苗条的树干上纤细的枝条姿态优雅地指向傍晚灰暗的天空,用作仓库的旧建筑物倒映在水中,水面之平静,一如《以赛亚书》中提到的‘古老的池塘水’。仓库临近水边的那面墙长满绿苔,饱经风雨剥蚀。更靠近水的地方,有个小花园,围绕花园的栏杆旁是一簇簇玫瑰花丛。工场里到处可见工人的黑色身影”。

作为画家,他感到每时每刻都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他发现自己能够较好地和穷人或者所谓的普通人相处,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他所理解而且想表达的环境中,是恰当而公平的。他大量地画素描,研究注意比例和透视法。但是,他叔叔用“你要自食其力”一类的话来开始和他天时,他不加思索地马上回答说:“自食其力,你这是什么意思?挣面包,或享有面包。——不该享有自己的面包,或者说,不配享有它,那肯定是一种羞耻的事,因为每个诚实的人都该享有自己的面包,但遗憾的是他虽该享有,却不能挣到面包。这是一种不幸。”

还是有人同情他。因为没有钱,他告诉模特儿不用来了,可是这个贫穷的妇人还是来了,“可我不是来给你摆姿势作画的,我只是来看看你中午有没有东西吃。”她给他带来了一盘蚕豆和马铃薯。这令他感动。在他看来,“要懂得毫无怨言的忍耐,因为这是唯一现实的方法,是一门了不起的学问,一门需要学习的课程,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法宝。”



他多么需要有一个女人,有一个爱他也被他所爱的女人,“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比保护这样一位女人更为自然?我们男人的生活离不开我们与女人的关系——当然,反过来说也是如此——依我看我们绝不能轻视她们”。

他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叫凯。他爱她,但她说,“我爱的绝对不是他”,她的家里人对他说,“你的固执令人讨厌”,他只好使出最无赖的一招:把手放在蜡烛上,说“让我见见她,哪怕见面的时间跟手放在蜡烛上的时间一样长”,但是这一招从来都是不灵的。

他遇到的第二个女人是一个被自己的男人抛弃的孕妇。他请她当模特儿。尽管他的一切生活来源都是他弟弟寄钱给他,但他还是整个冬天都雇用她,和她分享面包,这样使她和她的孩子免受饥饿和寒冷的困扰。后来他们俩生活在了一起,尽管这段时间不太长,但这是凡高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她和我是两个无辜的人。我们相依为命,共同承担生活的重压。这样,生活中的不幸变成了愉快,而那些无法承受的事也变得可以忍受了”。

第三个女人凡高说她身上有某种高尚的东西,而且他相信他爱她,她也爱他,但是那些“以掏鸟窝为乐”的人们,不让他们在一起,那个叫X的女人因而服毒,最终他们也被拆开了。

现在凡高只能和女模特或者***在一起,他劝说弟弟快点结婚,他说他已失去了生儿育女的欲望,但有时,“就象浪花激打那阴森绝望的悬崖一样,我产生一种急风骤雨似的想拥抱人,拥抱一个家庭主妇型的女人的欲望”。35岁本该是娶亲的时候,但他牙齿掉了大半,额头和脸上满是皱纹,看上去好象已有四十岁,他想起人们所说的“酷爱艺术意味着失去真正的爱情”,就痛恨绘画这一行业,“为情欲而劳动比起为油彩而劳动更值得,生儿育女比创作、比做生意更值得”。

他曾说,“画家单身生活是多么愚蠢,过多地在自己身上花钱,使我感到不安。为了补救这种情况,我唯一能办的就是要找到一个有钱的女人,或找到一些愿意与我合作的绘画人”;他想画一张画,画一张出自一个想念岸上的妻子但又不会作画的水手之手的想象中的女性形象画;他对弟弟要结婚的消息既高兴又很不是滋味,“在节日喜庆场合我通常难于启齿向别人表示良好的祝愿,这对我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在妓院里他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要送给***,这使得有80多人签名,要求把他监禁起来,他说“我所求的是在我作画,或吃饭,或睡觉,或到妓院去换换口味时,人们不要干涉我。现在,他们什么都干涉”。



凡高说,“谁在爱,谁就在活着;谁活着,谁就要工作;谁工作,谁就有面包。”但是凡高常常没有自己的面包,尽管他在努力地爱,努力地工作。他常常给弟弟提奥写信要钱,“今天早上收到你的钱的时候,我实际上已有差不多一周时间一个钱也没有了;现在我手头有几件事情必须完成。如果你能再寄10个法郎给我,这个星期就可以平安度过;如果不行,将会导致令人不愉快的损失。不过请不要生我的气;这是好几样东西合起来的费用,全都是绝对必需而又无法省去的”。他也经常穿着弟弟或父亲穿过的不合身的旧衣服,“假如你的衣柜里有你已经不穿、但又适合我穿的外衣和裤子,我会十分高兴的”。

他的弟弟是他唯一的朋友,尽管如此,他们对他们两个人的未来不敢抱有任何幻想,“你所说的话我压抑不住自己悲哀的感情。你说:‘对于你的将来我不抱希望’”。他只好一次次向弟弟说,“要是我的画不能象其他画家的画那样卖出去,那会令我非常吃惊的。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现在还是以后发生,但我觉得,那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最稳妥的方法是,不知疲倦地临摹大自然。对大自然的感情和热爱迟早会赢得人们的回报。全身心沉浸在大自然里,用他的智慧通过绘画作品来表达思想感情,使其他人理解他的感情,这是画家的责任”。

他也常常自责,他渴望着同情,当得不到同情时,他对周围的事情冷淡,说话也很刻薄;他不愿与人为伴,和别人在一起,和他们交谈,对他来说常常是一种痛苦而又困难的事。他说,“在寒冷的街上度过的那些夜晚,渴望得到面包,失业给精神上带来的不断的压力,与朋友和家人疏远,这些至少是引起我如此古怪的主要原因,而我那些令人讨厌的情绪和意志消沉的时刻必然与此有关”。

他是敏感的,“我觉察到,父亲和母亲对我怀有一种本能的看法。他们把我收留在家里,就象收留了一条粗野的大狗一样感到担惊受怕:它会四脚湿淋淋跑进屋来!它会妨碍大家;它会叫得很大声。而那只狗觉得,他们让它留在屋里,也只是对它的一种宽容”。他父亲和他弟弟也不愿和他一起散步,他们因为他的举止、行为和服饰而批评他,他对弟弟说,“你们做得太过分了”,“你看,在一切问题上,我都是尽可能地克制让步,而不是咄咄逼人。不要让礼仪导致大家疏远。那一年一度全家聚会的快乐时刻绝不能被蒙上阴影”。他在信中给弟弟许了许多愿,包括以后对他的作品的处置权。他一遍遍向弟弟解释自己要钱的用处。他也要向弟弟证明,他不愿成为一个听起来被弟弟救济的人,他相信他的作品是对弟弟帮他的最好回答。

万幸的是,他弟弟是搞书画经纪的人。



凡高眼中的大自然是有生命的,“在自然界中,我处处发现感情和灵魂。有时候一排被截去树梢的柳树和一排在救济院前的穷人相似。麦苗有某种无法形容的纯洁和幼弱的东西,使人们如同看到熟睡的婴儿的表情,产生一种爱抚的感情。路边被踩踏过的野草象贫民窟的穷人一样显得疲劳和满是灰尘。几天前,雨后我看到一棵白色的卷心菜在寒冷中瑟瑟发抖,这使我想起那天一大清早我看到的穿着单薄的裙子、披着陈旧的披肩站在一个咖啡店附近的一群妇女”。

但是这样的自然不可能简单地摹写,“人们从仿效自然的无望努力开始,但一切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人们平静地根据自己的调色板进行创作,而自然与其相适应并仿效它。但是,这两个对立的事物并不单独存在。这个吃力的工作,尽管看来徒劳无用,却使人与自然关系密切,对事物了解得更正确、可靠”。凡高找到了与大自然适应的三个钥匙:

一是改变古代大师不画劳动的人的做法,他会去画那些矿工、农民和***,凡高说,“如果一幅农民画散发出咸肉的烟味、土豆的热气,有什么关系?它并不影响健康;如果马厩散发出马粪的气味,那是马厩应有的;如果田地里散发出成熟的小麦或土豆的香味,或者散发出鸟粪或人、畜粪的气味,那对健康有益,特别对城里来的人更有益”,“直接根据生活创作绘画,意味着日复一日地生活在那些农舍里,象农民那样在田地里劳动;夏天要忍受太阳的酷热,冬天要不畏霜雪,而且要呆在户外而不是室内,不仅仅是出去散散步而是象农民那样天天如此”。

二是从画室里走出来,“在那些最可怜的棚屋里,在那些最肮脏的角落里,我看出了某种素描和油画,我的理智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引向这些图画”,“走出画室到现场作画,那就什么情况都会发生!从你将收到的那四幅画上,我至少赶走了百多只苍蝇;这还不包括清除上面的灰尘和沙子;不包括我一连几个钟头背着它们穿过荒原、钻过树篱,画被刺丛划破;不包括在烈日下步行好几个钟头之后到达目的地时,我热得疲惫不堪、精疲力尽;不包括那些人不象职业模特儿那样站着不动,结果你想画的形象第二天又变了”。

三是比例与真实。“使人们感受最深的是人物的形态,而比例有时候则几乎是随心所欲,‘在学究们的眼里’,结构常常很不合适。但这样的人物画栩栩如生”,“我正在努力去做的是画出一种手势,而不是一只手;是表情,而不是精确无误的一个人头——例如,画出一个挖泥炭的工人抬起头来,吃力地在风中吸气或说话时的表情。总之一句话,真实”,“我对画人的眼睛远比画教堂更喜欢,因为尽管教堂很庄严、雄伟,但人的眼睛包含有教堂所没有的东西。人的心灵,不管是可怜的叫花子的或***的,都更有意思”,“我认为,一件作品包含的感情越丰富,它就越忠于自然”。



凡高期望人们看懂他的作品,他说,“此刻我孤独地坐在这儿,但是当我坐在这儿并保持沉默的时候,我的作品也许在对我的朋友说话,不论谁看了它,都不会怀疑我是冷酷无情的”。

但是连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就像个老麻疯病人,让人不要靠近他,和他交往会带来损害和悔恨。他以一张冷静的普通人的面孔进行工作,他对于这种现状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与那种忧郁的心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同时也享受着一种工作的愉悦,他越钻研下去,就越觉得这工作有趣。他弟弟说他会永远孤独的。他说,“我不相信你的话。我根本不打算考虑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去过一种毫无激情的生活”,“我总感到遗憾,提奥,我站在某一街垒的一边,而你站在另一边——一种人行道上看不见而在社会上却确确实实存在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的街垒”。

他想赚大量的钱,把印象派画家们集中起来,他和他的弟弟给高更了很多帮助,他常常因为颜料的成本而中止一幅画的创作计划,他不得不与经常袭上心头的绝望作斗争,他觉得他不应再奢望成功,他通过绘画所追求的只是逃避生活。他被孤独和绝望压垮了,割耳事件后,他弟弟说他所钟爱的一切都在极度兴奋中被抛弃了,他会认为有人给他下毒,他被送进疯人院的时候,一个月的时间,他一言不发。他已经出现了幻听和幻视,最严重的一次他被人用担架抬了回来,没人知道他在哪儿过的夜。在清醒的时候他说,“我是在与不可避免的命运抗争;或者说由于性格的软弱,我被命运抛弃了,仅剩下深深的懊悔。一言难尽。这大概就是我在发作期间之所以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的原因——我想保护自己,却又不能办到”。

他写信告诉他弟弟,不再是让他弟弟相信可以成功,现在的语言是让人心碎的绝望,他说,“在很可能使你们缺钱维持家庭生活的状况下,仍继续花钱让我作画实在是造孽。你完全清楚,成功的机会小得可怜。确实,我相信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在阻碍我”。

痛苦就这样摧垮了凡高,在他被打倒之前,他说,“正是在学会毫无抱怨地忍受,学会毫无厌恶地注视痛苦之中,人们冒着晕头转向的危险;然而人们却看见了一丝可能性,即在生活的某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很有理由允许痛苦的存在,有时从这儿来看,痛苦如此地充满在地平线上,其份量简直让人们面临一场灭顶之灾。对此我们不甚了解,因而最好是去凝视麦田,甚至从画上去打量”。



凡高曾说过这样的话,“伟人的历史是一个悲剧,他们通常会在他们的作品得到公认的时候已经死去;而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碰到许多困难和障碍,不断承受着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压力。所以每当我听到公众提起某某人的成就时,我会格外怀念那些没有朋友的默默无闻的忧郁的人们;从他们的现实和纯洁中,我发现他们更加伟大,更值得人们同情”。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个体存在的人,都会有自己的痛苦。有的社会讳言痛苦,怕给社会形象抹黑。有的人讳言痛苦,怕别人的不痛苦的生活让自己嫉妒。有的人对别人的痛苦幸灾乐祸。只有对生命有真正的热爱,只有在人人都有自己的自由选择的社会里,人的痛苦才会被关注,被揭示,被尊重。人人都有发泄自己的痛苦的权利,既使别人总觉得“到处茑歌燕舞”,痛苦是很傻的行为。

我常常想,一个没有悲悯的社会,一个不懂得尊重和关心别人痛苦的社会,到底能够给爱留多大空间。一个没有爱的生活,到底有多大的意义。不要再想办法压抑别人的痛苦,嘲笑别人的痛苦,有痛苦的生活并不丢人。而对于自己生活的痛苦,能够倾诉痛苦就能够少一些崩溃,少一些疯子,说出来的痛苦总是会让人感到轻松的。

如凡高一样的人很多,他们有权利痛苦,有权利挣扎和放弃。但是,假如多一些人伸出援手,使人性不再扭曲,使人们不再孤独,他们挣扎的同时会看到希望,会感到温暖,会坚定走下去的勇气:我们宁可不要凡高的作品,也不要凡高逃避生活,让凡高成为健康的人,快乐的人,幸福的人,不缺钱花的人,哪怕他会去寻欢作乐,那又有什么,寻欢作乐哪条法律也不要禁止呀。

凡高传
一 与画结缘的童年
1853年,荷兰北部布拉班特州的松德特镇牧师提奥多勒斯·凡高夫归生下一男孩,他们给他取了一个与去年一出就夭折的男孩同样的名字:文森特·威廉·凡高,凡这几年来父亲提奥多勒斯·凡高是荷兰咯尔文教派的牧师,为人笃厚忠实,平凡而默默地生活在乡下。母亲安娜·柯尼莉亚·卡本托丝出身于海牙,外祖父曾参与第一本荷兰宪法的拟定,祖上也曾有人任司教之职,由此可知凡高的母系方面有相当好的家世。但必须提到的是,母亲的姐妹当中有人患过羊癫疯,从遗传学的角度上来看,凡高日后被送进圣雷米精神疗养院是与之有关的。
凡高的母亲安娜是个郁郁寡欢、容易激动的女人,在那次遭受丧子之痛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也没法对这个刚出生的儿子产生感情。母亲的拒绝所带来的痛苦伴随了凡高的一生,不过安娜把对土地的热爱传给了孩子们,她还教孩子们素描和水彩画。凡高的绘画在九岁和十一岁这两年里得到了人们的赞扬。凡高有五个兄妹,但只有与他小四岁的提奥关系最亲密,他们的这种关系维持了凡高的一生。凡高从小是一个固执而寡言的孩子。他每天都带着提奥出门观察大自然,是个特别热爱自然、性情温和的小孩。提奥是少数能理解他的人之一,也是他最爱的人。
凡高的家族中有很多人都从事过与绘画相关的工作。凡高出生时,他的三个伯父都是著名的美术商人:二伯父亨德利克·文森特在阿姆斯丹开画廊,后来迁到布鲁塞尔;三伯父在阿姆斯特丹经营一家很有名的大画廊;与凡高同名的另一个伯父最初在海牙卖绘画材料,没几年时间,就成为欧洲著名的画商,当时世界最大的巴黎画廊——古比尔公司与他订立了合同。凡高与弟弟提奥最早就是在伯父的店里,即海牙的古比尔公司工作。
凡高的童年曾随着富裕的伯父们住在豪华的别墅,那里有丰富的绘画收藏。身处艺术氛围浓厚的环境,凡高小时候却没有什么奇异的表现。他在十岁以前所画的素描《狗》、《草束》、《牛奶瓶子》、《桥》等速写一直保存到现在,从这些作品可以预见凡高日后在素描上所表现出的强韧力,但还无法看出个性。素描《狗》由于线条果断而准确,以致于有人对这幅作品的真假产生怀疑。凡高虽然在十分清贫的生活中长大,但良好的绘画环境,造就了他的善良和对自然界、对动物、花鸟,甚至鸟巢的倾心关爱和敏感。这些品质影响了他为爱情、友谊、艺术而献身的一生。
在凡高十五岁那年,他的生活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家庭经济的拮据使他不得不辍学,于是他受雇于伯父在海牙的古比尔画廊,这是欧洲最大的一家经销绘画作品的公司。在那里凡高所接触的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绘画和雕刻。他的眼前展开了一个琳琅满目的艺术的新天地,这对第一次离家的凡高来说,自然是件令人激动不已、兴高采烈的事情。为了更好的工作,他经常参观博物馆、画廊、学习辨别艺术的优劣。此外他还勤奋读书,掌握了法语、德语和英语。四年后被调往伦敦的古比尔分公司。他的工作一直得到周围人的好评,光明的前途似乎指日可待。此时的凡高意气风发,年收入90英磅,偶尔他也寄钱给双亲。像一般工薪阶层的人一样,他也买了一顶礼帽。这时的凡高充满了年轻人的热情与朝气。

二 遭受挫折的初恋

二十一岁的凡高,在伦敦的古比尔公司工作十分地勤奋。他每天都要不是为公司出售50张左右绘画翻制的照片,尽管实际上他更乐意和油画和版画打交道。他非常欣赏古斯塔夫·多雷描绘英国平民的绘画。他从小性格就有点乖僻,不大合群,甚至有人认为他古怪,偏执。但是房东的女儿厄修拉改变了他的性格,把他从个人狭小的天地里带出来,使他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他因此变得随和起来。恋爱中的凡高,心情是多么的愉快。娇小的厄修拉是位九岁的英国姑娘。大大的眼睛终日含着笑意,细嫩的皮肤和她那苗条而活跃的身材,就像一只婉转的百灵鸟,绕着凡高不停地歌唱。厄修拉和她的母亲——一个普罗旺斯牧师的遗孀——在后花园一间小房子里开办了一所幼儿园,这所幼儿园只收男孩。凡高就寄信她的家里。每天早上,凡高知道自己即使在梦中,也一直期待着厄修拉那一声带着伦敦口音的温柔呼唤:“凡高先生,该醒醒了。”那么一整天里,凡高无论有多么不高兴和烦恼的事情,都会把它们抛到九霄云外。
然而,这场美丽而令人向往的恋爱却是凡高自己的一厢情愿,当他鼓足勇气坦率地向厄修拉求爱的时候,却意外地遭到了被他称之为“娃娃天使”的断然拒绝,原因是一年前她已经和租用凡高现在住房的客人订了婚。凡高请求她重新考虑,但无济于事,这个木讷的荷兰青年根本不值一提,只是一个“红头发的傻瓜”。因此从第二天开始就再也没有人来叫他起床,再也没有了可口的早点和愉快的的心情了。后来他去向厄修拉的母亲提亲,却又和她无端争吵起来。她们乘凡高要回家探亲的时候,甚至干脆提出要他另找住所。这使得凡高十分气愤,而且伤心欲绝。他扔掉了所有的书,只留下一本圣经,以求助于上帝。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没有能使他平息怒火,而仅是将愤怒向了别人:他不断和人吵架,甚至和他的雇主争吵,以至发展到劝顾客“不要买那个不值的艺术品”。
失恋的凡高痛苦地回到了故乡,他终日徘徊在松德特镇的田野中,凝视着荒原上的无数水塘。他独自一个在那里写生。他觉得只有绘画才是他的唯一消遣,因为这样才能驱散厄修拉在他心中的影子。初恋的痛苦使凡高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频繁出现。约翰娜曾记述:“休假回家的时候,他一直沉默寡言,消瘦不堪……好好像整个人都变了,但他仍然画了许多张速写。”
痛苦有时候会产生奇特的作用,这使他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别人的痛苦。他认为古比尔画廊已经没有价值了,当顾客征询对他出售的某幅画的看法时,他会毫不迟疑地指出这幅画是如何如何的糟糕。凡高觉得,只有表现艺术家痛苦的作品,才是真实的、深刻的。这时候,愈来愈寡言,孤寂的凡高渐渐趋向宗教,离开伦敦前一年底,他在给提奥的信中说到怎样从失意中站立起来,以及他以后的生活目标和方向:“若要在世上活动,首先要埋没自我,宗教思想的传播者,尤其需要有这种观念”;他还引用宗教史家勒南的话来表明心志:“人不是只为求幸福而活在世间,人必须为社会做番大事业,为达到崇高的理想,为超越卑俗而努力。凡高沉浸在超越个体生命的神圣思想中,无心从事画商应做的接待工作。甚至于因为古怪、任性得罪高贵富有的客户。1875年圣诞节前夕,在古比尔画廊最忙碌的时候,他不辞而别,去探望心中一直单恋的厄修拉后,悄悄地独自回到故乡。
侄子的擅离职守给古比尔画廊的生意带来了一定的损失,当地的经理也向伯父文森特告状,他决定将凡高安置到巴黎普塔尔路的大陈列馆内。然而凡高并不领情,他心平气和地声称,不再从事美术商学院业的工作。伯父吃了一惊,深为不满。他申明将与凡高断绝关系。但随后不久他又为侄子在多德雷赫特的布吕塞·布拉姆书店内弄到一个职员的位置。这是两个文森特·凡高相互间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但这份工作只维持了四个月,当时在凡高寄宿的地方经营杂粮的布拉德日后追述道:“他常坐在店门前,不处理店里的工作,而将圣经译成法语、德语、英语,并在最下一行写上荷兰文。”
走投无路的凡高只好回到故乡,父亲提奥多勒斯升任埃顿的牧师,于是在夏天过后,全家迁往埃顿。父亲奉劝凡高到阿姆斯特丹去学习神学,继承自己的事业,侍奉上帝。但凡高心里念念不忘的仍是还没有嫁出去的厄修拉,她还在英国,这使他怀念的心里不能泯灭。他因此托人买了一些英国的报纸,终于从一则招聘广告中找到了在拉姆斯盖特当教师的工作,只供膳宿,没有薪俸,那里离伦敦只有四小时的路程。他在学校给那些贫苦孩子教授语文和算术,德语和法语,偶尔还带着他们到海边、山林里,像耶稣那样讲述《圣经》的故事。不久,凡高又转到艾尔瓦斯学校任教,但也一样没有薪俸。为收取学生的学费,他走遍伦敦的贫民区,结果不但没有收获,反而使他认清了贫民区令人悲哀的状态。然而他是幸福的,他认为只要人在英国,厄修拉仍然是他的,因为她能够感觉到他。当他想象与厄修拉结婚的情景时,不再把她想象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商人的妻子,他仿佛看到她是一个福音传道者的忠实的、任劳任怨的妻子,和他一起在贫民窟中为穷人服务。他几乎每个周都想徙步到伦敦去,他也很乐意到伦敦出差,因为顺便可以路过厄修拉的住所。直到有一天他亲眼目睹了厄修拉的婚礼,看到自己一直心爱的女人的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时,凡高心中的信念才最终破灭。他步履艰难地冒着大大雨回到学校,收拾好行装,永远离开了英国。

凡高曾因高更看不起他的画作,拿刀追杀高更,高更吓的躲了起来.不久,凡高觉得自己丢丑,将自己的耳朵割下.他曾两次进精神病医院,最后开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