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蒂斯战记书包网:请问：《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现实意义

我想她不是要提倡什么，她只是想反映当时的一种社会现实，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由于社会观念比以前好了，所以，当爱时就要爱，不要结了婚了才发现爱在远方，对张洁的评价：我认为她是一个反映人们内心深处的事的人，写的东西，很有价值，能说明一定的社会问题．可以说这篇言文章影响了很多人，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人曲解了她的意思，搞起了婚外情．好经让他们念歪了，这是他们的错，不是作者的错．

对于一个人的评价?
不知道 就像下定义似的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人的角度不一样 想的也不一样

因为我没读这本书，但是都进来了，所以帮你找了找，希望对你有帮助：

张洁，从爱中解放——细读《无字》
读张洁《无字》(第一部)所受的震动，如同当年读《爱，是不能忘记的》。奔走相告，却应者寥寥，不复《爱》当年。究其原因，除了小说的社会影响力已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之外，大概是因为《无字》把男欢女爱个人琐事与革命政治公共大事表现得令人不敢、不能、不想面对的直白。其中的众多线索、多重意象，互相重叠、冲撞，怎一个爱或恨字了得。无以名之，故称《无字》，恰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张洁的创作一向以个人生命体验为基础，以女性的直觉表达对爱的理解和感受。她对婚姻与家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由表及里、由虚而实、由抽象而具体，是个割不断的过程。其中饱含的社会性别和文化意义，可以从她的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入手来把握。

爱是不能忘记的

70年代末，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与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三者题材不同，却都折射出同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浪漫的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与幼稚、空想、不成熟，可以说是这种面貌的两颊。

当年，很多人怀疑《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地位年龄相差悬殊的男女之间刻骨铭心的“天国之爱”的真实性，一些评论还说那是“格调不高”、”畸形”的爱，悖离了革命者的道德云云。其实，那种爱恰恰是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的产物。张洁后来为它作了注解：“青少年时代的吴为，向往革命生涯，崇拜各种英雄。惋惜自己不曾有过献身革命的机遇，她后来对胡秉宸的迷恋，和胡的革命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吴为总是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干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纵观她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结有关”(《无字》)。

在张洁此后的创作中，并未否定人所必经的年轻与幼稚，也没有否定对浪漫爱的追求。“尽管为了和先生结婚，吃尽人生的万般苦头，但觉得很值”(《吾爱吾夫》)。《无字》中，已经决定与胡秉宸离婚的吴为在给胡的信中说：“生活还是很公正的。我感谢此生有这样一次豁了命的爱恋，我从没这样爱过，从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让我动情，以至把我一生的两性相悦之情都在这一次燃烧光了。至今想起我们那时的恋情，仍然心动不已。”

《无字》对这种情感进行了历史的、文化的深入剖析，在对“不能忘记的爱”有了更深、更真的体验之后，张洁就超越了对男女感情的表层描述，进入了对人性与人生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爱在思考中

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与《无字》之间，张洁的思想和情感有一个过渡阶段，反映于90年代初的一些小说、散文和随笔，那是知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获得的真实感受。“渐渐地知道了人生本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平常日子，并没有初始所期待的辉煌”(《最后一个音符》)。在遭遇理想与现实、责任心与无能力、自我实现与对他人的责任、家庭与社会角色等种种性别的、人生的矛盾冲突时，张洁与其笔下的女主人公一样，备感无力与无奈。此时的张洁，虽然还不能完全地、毅然而然地昭显与传统文化的规定和期待相悖的个人本色，但已逐渐对爱情和家庭生活尤其是对男人及其“事业”，产生了诸多疑问。

应该说张洁还是希望能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女人，渴望小鸟依人般受呵护：“原本想要找一个能够疼我，又是丈夫、又是兄长、又是朋友、又是父亲般的男人”(《可怜天下女人心》)。对于“就是我病得很重的时候，还要爬起来为先生忙这忙那地照料他，从来就没说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让先生给自己端个茶、倒个水的。除了母亲的照料，再也没有享受过被人照料的滋味，这辈子也不会有了”(《无可奈何花渐落》)的境况，她不平、绝望、伤心透顶。但此时此刻，她还是多从自身找原因，要求自己去适应丈夫：“我太喜欢有自己的主张、看法，太不容易被人统一，太喜欢问一个为什么，太喜欢唱反调……常常不能让先生满意，先生免不了就要发怒。所以先生发怒实在怪不得先生。”(《可怜天下女人心》)这种以近乎调侃的口吻表现出的对男人的极度失望，使张洁及其作品几乎就此站到了女权女性主义行列之中。

说到底，张洁不是一个自觉的女权主义者。“我也知道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不应该低三下四地讨好他人，可我别无选择”(《最后一个音符》)；“想起我在外面常被人称作女权主义者，实在惭愧”(《可怜天下女人心》)。想尽妻子的本分，尽量做一个能乖乖围绕太阳旋转的贤妻良母，但骨子里却不是那块料，张洁苦不堪言：“果然落入我最不喜欢着笔的‘要事业还是要家庭′这一题材的俗套”(《难得潇洒》)。

于日常生活的“鸡零狗碎”(这是先生对她写作内容的概括，见《无地自容》)中，张洁不自觉地抗拒着传统男权建制下的角色分工和女性定位，这种以潜意识形态存在着的社会性别观念，是张洁从个人生活的鲜活体验中得来的，是她创作《无字》的根基之一，也为解读《无字》提供了另一把钥匙。

爱是如此脆弱

张洁于90年代末创作的《无字》，表明她及其笔下的女主人公终于“看破红尘”，识破了现实爱情和男权神话的真相，因而可以归位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其中所表现的各色男人特别是老干部胡秉宸对待女人的态度，两个女人争夺一个男人的战争，几代女人之间血浓于水的深刻关系，甚至白帆母女在男人手下的命运，等等，无一不关联着女性主义的话题。

在《无字》里，男女情爱、家长里短，都离不开社会历史和政治大环境，暗合了西方女性主义“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理念，使其于无意中成为女性主义的文本，也是它与“小女人文学”的区别之所在。在对两性关系的结构中，社会与历史的、性别与政治的等级秩序，都成为《无字》审视的对象。

《无字》中的一个情节是：胡秉宸对吴为说：“你的精神有病，该把你送到医院去，每天给你打几针就好了。”胡根本就不能明白，吴为的“疯”，是因为一个把写作视为生命而不是游戏的人，绝不可能甘于心如古井。将胡带吴为看心理医生的行为，和曹禺笔下周朴园强迫繁漪喝中药的情节相比照，两者何其相似乃尔！一旦女人再不如男人希望的那样顺从，就会被认为是“有病”。和繁漪相比，张洁笔下的反抗是现代版本，是黑色幽默：当胡对吴说“现在你至少是个半疯”时，她淡淡地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半疯，这比任何一种状态都让我喜欢。”全无繁漪式的悲壮，而是调侃、无奈。

吴与胡的关系，不是男女个人之间的偶然，而是社会历史、传统观念和现实制度的产物。张洁不是故意和男人过不去，只是个人经验给了她、连带着也给她的主人公、以及她的读者一个观察思考社会和历史、男人和女人的机会。如果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是男权社会给女人下的定论，那么，先生的“难养”，则是在现代条件下，从独立自觉的知识女性的角度观察男人所得出的结论。

心归何处

《无字》中有个情节，堪称揭示性别与政治关系的绝妙之笔。

“胡是相当开明的，就在他决定和吴为离婚前，还物尽其用地让吴将他那部巨著用电脑打出来。”在吴看来，胡的那些文字并无新意，“尤其到了本世纪末，世界已然变得如此开放，还势必更加开放的时候，再把这些他人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放在嘴里嚼来嚼去，究竟还能嚼出多少滋味？”胡却煞有介事地对吴说：“绝对不能让人知道这部书是我写的，”“我就是要赶在你走之前把它打好，带到国外。用你那个洋女婿的名义——千万不要用你女儿的名义，不然有关部门一查，还是会查到我头上，想办法把这部书出版，再让他发回国内。那样，谁也不会想到这部书是我写的了。”——至此，吴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彻底瓦解为小丑。由小丑主演的悲剧，可悲，亦可笑。

《无字》接着写道：吴为因为第二天出国的行李还未收拾，便建议让胡的女儿帮忙打字，胡反对，说这对她“太危险了”。吴为想冲口而出：“难道对我就没有危险？”她坐在电脑前，眼睁睁看见的是“另有一个吴为捂着心口，在地板上疼痛难熬地翻滚”。为防止胡节外生枝，能顺利上飞机，她必须隐忍，“只得拾起自己掉在地上的心，把它塞进破了膛的胸口，又把裂开的胸口往一起拽了拽、掖了掖，撑起脊梁，”把文件名从胡秉宸换成西门庆(又可见黑色幽默之一斑)，继续打到深夜。当吴把一个备份软盘交给胡时，他去找了一双手套戴上后才来接，他怕软盘上留下他的指纹。吴为问：“你怎么没想让我戴上一双手套？”

一上飞机，吴就把胡让她带出的软盘掰碎，扔进了飞机上供呕吐用的纸袋。她心里很卑琐地想：胡秉宸、胡秉宸，你就接着慢慢地抄录那些报刊、书籍吧。现在，他是鞭长莫及，再也不能强制她干这档子事，也不能让她不能按时起程了。她解放了……

吴为从性别与政治的枷锁解放之后，人性与人生还将怎样发展？至今仍然未完成的《无字》，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