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孽龙洞风景区门票:能提供一些反映老舍精神品质的材料吗

纵观老舍抗战之初的转折，最显在地体现老舍抗战功利主义的是老舍创作体载的变化，即以通俗文艺作为首选文体。在抗战客观要求的催迫下，通俗文艺应运而兴，老舍恰是应时当令的弄潮儿。1937年末到1939年下半年是老舍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高产期。而其中又以1938年全年的产量最多。据有案可查的资料，1938年老舍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计鼓词6篇，京剧4出，歌词5首，快板1段，相声1则，短篇通俗小说1篇，儿童故事1则，其他各类唱词5篇。这里统计的是一般入谱集的资料.实际数目当远过于此。①而同年，老舍的新小说创作仅短篇5篇，未完成长篇1部(《蜕》)，可资对比的是，1933年到1936年的4年
　　间，老舍平均每年创作长篇小说1部.发表短篇小说12篇。这简单的数字之比这反映出在战争到来之际老舍对通俗文艺的全身心投入，这投入又反映出老舍为了贯彻国家主义从新文学立场向通俗文学立场的急速转向，并暗示了老舍的实践牺牲精神所支付的巨大代价。
　　老舍之所以以“苦痛”这样近乎极端的表述来概括他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心情②.除了因为种种技巧上的因难的遭遇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低首降心埋头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制作在极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新文学的放弃。由于老舍的市民出身，通俗文艺对于老舍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自幼戏曲曲艺的熏陶使老舍在投身的通俗文艺服务于抗战的创作潮流时比一般作家更为自觉和果决，但也使老舍在投身其中的时候更为清醒地意识到通俗文艺这一艺术形式某些天然的缺陷，尤其是它与新文学事业的质的冲突，因而产生出更
　　大的痛苦。
　　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冲突由来已久。蒋祖怡曾赋予通俗文学以“人民文学”的概念，总结其性质为<->“是口语的创作”，(二)“是集体创作的”，(三)“是勇于接受新的东西的”，(四)“是新鲜的、活泼的、粗俗的、但却是浑朴的”。认为，“因为是无名氏集体创作的，所以个人主义的文学史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因为是粗俗的，所以形式主义的文学家批评家鄙视了它。”③通俗文艺的集体制成性(即使有作者也须经过表演者变通，并历经数代表演者改造)、俗鄙性、程式性特征使它在根本上与作家个体性创作无法对话;那历代传承，因担负了教化功能而荷载了过多传统伦理观念、迷信思想的积重难返的精神的落后性更是直接与新文学的启蒙意义相抵触。尽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把矛头指向用“死语言”文言为工具的“死文学”，而旧的通俗文学因为其中的新鲜活泼的口语因素甚至得到过某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青睐，但是类似的唯形式论不久即受到周作人的批驳。他的《人的文学))①从
　　文学与精神的关系的角度剔除了包括市井小说、戏曲在内的10种“非人的文学”，诸如“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和“神圣的父与夫”的“奴隶书类”以及各种非人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而这些，正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主体。“人的文学”的立论在新文学运动中是一件大事，它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人性主题。而回过头来看，胡适《文学改良当议》⑤的“不避俗语俗字”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⑥的“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主张倒是与20世纪中国文学绵延不断的因趋近通俗而迷失自性的失误有着直载的关联。像抗战时期“旧瓶装新酒”的积极主张者之一王受真就说:“旧瓶装新酒创作手法的实行，恰是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精神
　　的继续”，另一位立论者赵象离认为:“五四时代所否定的旧形式，乃是脱离大众口语的文言文，即所谓‘桐城谬种，文选妖孽’。”至于我们现在所运用的旧形式如《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章回小说以及土腔小调，歌谣谚语与民间传说故事等形式，当时不但没有否定，反而因其接近口语通俗化(平民化)的缘故，曾经有意识的加以提倡。⑦由此可见，有些问题实在是渊源有自，有些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
　　“旧瓶装新酒”就是利用旧的通俗文艺形式如鼓词京剧等充填入与时代要求契合的内容即抗战宣传，茅盾解释为“先有了固定的故事的框子，然后填进人物去’，⑧，老舍有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旧形式新材料”⑨。在文学创作中引进“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消解文学创作的文学性和创造性特征，以通俗文艺取代新文学。老舍1938年在《谈通俗文艺》⑩中从文字、内容、思想情感、趣味四方面比较了新旧文艺形式的差异。这一比较说明老舍在积极从事通俗文艺创作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文学本性的思考，也为1941年以后老舍的回归埋下了伏笔。

　　老舍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对“文革”持断然不同的看法。他的气质，他的性格，他的信念，决定了他的命。
　　抗战爆发时，老舍曾经说过要以身殉国。后来得以保全，却又在文革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作为一个文人，他想不通自己亲爱的祖国怎么会在一夜之间面目全非，他要身谏，他要用自己的死唤起别人的觉醒，所以他一头扎进了他最亲近的湖水，与他所热爱的自然融为一体。他是为了气节而死。可见，在他眼中，个人的、民族的气节是高于一切的。在这一点上，他站在了当代文人所无法企及的高度。

就在一个最冷的冬日的黄昏，在小羊圈最靠东南角的一个小院里(现在是小杨家胡同8号)，诞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刚到人世的小生命是那么弱小，又是那么的丑，他一声也没有吭，大人们全忙着抢救他的母亲。年过四十的母亲因为失血过多昏了过去。要不是出了阁的大姐及时赶到，把他抱在怀里温暖着，这个小生命也许就会在寒冷和忙乱中结束掉。大姐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把眼泪洒在了小弟弟的小脸上。这苦涩的泪便是他的人生洗礼。
这位诞生在小羊圈的小男孩就是日后的写北京生活而著称的作家——老舍。当时家人为他起了一个相当喜庆的名字——庆春，表示庆祝早春到来的意思。如今，小羊圈改叫小杨家胡同了。它的西口在北京西城新街口南大街上。
老舍成了作家以后，曾三次大规模地把小羊圈和诞生了他的小院子写进自己的小说。最早的一次是1937年，小说叫《小人物自述》；第二次是1944年，小说叫《四世同堂》；第三次是1962年，小说叫《正红旗下》。老舍让它们把小羊圈当作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演出一幕又一幕20世纪上半叶苦难中国的悲壮史剧。
这三部小说都是被公认的老舍先生杰出的作品。这也许出于巧合，也许完全是必然。因为，若换一种幼年生活，很难想象小羊圈是否还会在作家老舍笔下出现。
追忆往事常常能写成好小说。正如老舍先生自己所说：“我们所最熟悉的社会和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所以产生好的作品。”
小羊圈和那所小院子里的一个，包括每一间房屋的陈设，在老舍作品里都有详尽的描述。一个掸瓶或一口水缸，放在什么位置是什么样子都有确切交待。也许有一天，作为高层次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会有兴趣复原老舍笔下的小羊圈胡同。人们来到这里，脑子里一定会蹦出种种老舍的文字。看见那小水缸，便身临其境地想起这段精彩的记述：“在夏天，什么地方都是烫手的热，只有这口缸老那么冰凉的，而且在缸肚儿以下出着一层凉汗。一摸好像摸到一条鱼似的，又凉又湿。”啊，那将是何等有趣而又特殊的享受啊!
不论是从作品数目,还是从字数上看,可以说,老舍作品的大部分是写北京的。这构成了老舍著作的一大特点。它们的“北京味儿”很浓。
所谓“北京味儿”，大概是指用经过提炼的普通北京话，写北京城，写北京人，写北京人的遭遇、命运和希望。
老舍的代表作，一般公认的有以下几种：长篇小说《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这九部代表作，巧得很，全部是写北京的。可以说，老舍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的。
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一生67年中在北京度过42年，最后在北京去世。不过，在他从事写作的41年里，大部分时间却不在北京，只有解放后17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纽约，他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
老舍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是作品中要有特定的背景，有具体的地点、社会、家庭、阶级、职业、时间。他反对“有那么一回”、“某地某人”式的写法，认为那像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近代小说不应如此。老舍自己的实践是严格遵循了这一主张的。作为这一主张最明显的例证是下面这个事实：老舍作品中的地名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
北京西北角是老舍的摇篮，北京西北角也成了老舍作品主人公的故乡。北京是老舍的创作源泉。
老舍在《想北平》一文中有一段话十分感人：“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他真爱北京。
老舍是爱国主义作家，他的爱国是通过爱北京表现出来的，是通过他爱积水潭的小鱼，爱高亮桥的垂柳，爱顶小顶小的小羊圈胡同，爱祥子，爱程疯子，爱王掌柜，爱祁老人，爱母亲表现出来的。
老舍是由北京的贫民小胡同中生长起来的作家，浑身上下带着固有的特点，就像他多次描写过的北京城墙砖缝中的小枣树一样，土壤、营养都贫乏到极点，可是它依附在母亲——雄伟古城的胸口上，顽强地钻了出来，骄傲地长成了树，从而独树一帜，别具风格，令人赞叹不已。
从1924年到1949年底，老舍一直不在北京，一别就是25年。在这25年里，老舍在英国住了5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在济南住了4年，在青岛住了3年，在武汉住了1年，在重庆和北碚住了7年半，在美国住了3年半。在这25年里老舍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教授，成了一个文学队伍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这25年，对中国来说，是革命的年代，是战争的年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
老舍到英国之后，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讲师，教英国人说“官话”和念“四书”，任期五年。住了不到半年，由于思乡、模仿、暴露和说理四种冲动的催促，他拿起笔，开始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手稿寄给上海《小说月报》，由1926年第7号开始刊登，一气连载半年。第1期上署名“舒庆春”，由第2期起改署“老舍”。从此，老舍的名字便和流畅的白话文，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刻的讽刺，风趣的幽默紧紧地连在一起，而使文坛耳目一新。一年之后，《老张的哲学》合印成单行本，销路很好，轰动一时。
老舍在英国完成的头三部小说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长篇白话文小说的公认的奠基人之一。正像茅盾先生说的那样：“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
抗日战争爆发后，老舍举家由青岛搬到济南，再次住进齐鲁大学，先在东村平房小住，后来住进大学院内的常柏路2号。1937年11月15日傍晚，在这里，老舍告别了妻子和年幼的儿女，提了一只小皮箱，加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老舍的决定，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使人们在羸弱的书生外表之下看到了一副极硬的筋骨，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很快就被推崇为抗战文艺的核心人物之一，成了一个联络全国各路文艺大军的勤务兵，组织成百上千的拿笔当枪的文艺英雄，在中华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老舍的案头，爱摆几朵鲜花，有烟在手，有花在桌上，是创作妙境。在武汉，山花又上了老舍的案头；不过花瓶是酒瓶子，花是豆花、菜花、野花，一朵或两朵。它们，象征着纯洁、生机和乐观。人们知道：老舍又开始写作了；不过，这回，老舍笔下迸出的是火的花!血的花!“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慨；至少须消极地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有了这点信念，老舍把流亡变成了战斗。
老舍在八年抗战中的最大的功绩是两个：一是组织和领导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团结了全国的抗战文人，使这一时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二是致力于文学的普及和曲艺的改造，成为民间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
在八年的时间里，老舍创作了：
一、长篇小说三部半：《火葬》、《四世同堂》三部曲的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半部《蜕》；
二、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半：《火车集》、《贫血集》和《东海巴山集》的巴山部分；
三、长诗集《创北篇》；
四、话剧九部，其中独立完成六部，合作三部；
五、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
六、散文、杂文、短诗、歌词、报告、论文、评论、回忆录、鼓词、相声、太平歌词、河南坠子、公开的书信等。这一类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310余篇。
上述作品，除回忆录外，大大小小每篇都和抗战有关，这个事实说明老舍的确实现了他要为抗战极尽全力的诺言。
1946年3月老舍和剧作家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和文化交流。当时正值美国翻译出版了《骆驼祥子》。它被评为“每月佳书俱乐部”的佳书，发行一百万册，成为畅销书。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老舍和曹禺决定利用这次访问广泛地对外宣传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辉成就，特别是抗战文学的成就。他们在美国用了大半年时间作了周游美国的旅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们由接触的美国各界人士口中得知：一般的美国人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就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也是非常可怜的。老舍下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这个空白。他在纽约西83街118号租了两间房，把自己锁了起来，谢绝正式的社交，按自己的安排，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此时此刻，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中国大地上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在祖国战火纷飞的日子里，老舍一个人滞留在大洋彼岸，作为一个文学家，老舍在另一个战场上孤军奋战，加紧工作，他要用繁忙的工作来抵偿自己的孤独和思乡，给自己国内的同伴一些实际的支援。
他要为宣传中国而写。他一边写作，一边翻译。他说，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在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多介绍一些现代的文化，如抗战的话剧，一定会比宋词、康熙瓶更有价值、更受欢迎。
在小屋子里，老舍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而且一边写，一边交给美国人立即翻译成英文，其中《四世同堂》的翻译是在老舍的亲自参与下完成的。老舍还组织了《离婚》的再翻译以及《牛天赐传》的翻译，加上《骆驼祥子》一共有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话剧被翻成英文。它们成为第一批被系统地介绍给美欧的长篇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成为美欧广大读者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第一批窗口。素有盛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称赞老舍的《四世同堂》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小说之一，也是在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评论家康斐尔德说：“在许多西方读者心目中，老舍比起任何其他的西方和欧洲小说家，似乎更能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辉煌的传统’。”
1949年12月9日，老舍应周恩来总理和众多知名文学家老朋友的邀请，由美国返回解放了的祖国，抵达天津。两天后，回到北京.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五百美元版税，换成一百匹布，在东城丰盛胡同10号买下一所小三合院(现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经过修缮之后，老舍和刚由四川北碚返回北京的亲属于1950年4月一起搬了进来。
老舍在这所小房的院子里，养了不少花草，栽了两棵柿子树。腿病使老舍行走不便，也不能久坐。他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花，搬搬那盆苗，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合于他的工作的生活方式。
赶上狂风暴雨，就得全家总动员。几百盆菊花，要很快地抢进屋里去。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它们运出来，非常劳累、十分紧张。
夏天，是昙花放蕊的时候，秋天，是菊花争艳和柿树结果的时候，老舍常约朋友们来赏花。朋友们在满树的丹柿之下，一边观赏着上百种姿色的菊花，一边品尝着北京传统食品，或许是烤肉，或许是不知道由什么地方变出来的什锦小吃。临走的时候，老舍一定要朋友们带上一些刚摘下来的柿子，或者分去一些花芽子。看见友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老舍心里特别喜欢。
不过，也有伤心的时候。下了一场大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一百多棵。老舍一连几天都心里难过。
所以，老舍说：“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老舍的写作间兼卧室是北屋的西耳房。在这里，老舍一共创作了二十四部戏剧、两部小说和大量的曲艺作品以及散文、杂文、诗歌。他被誉为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在书桌的上方悬挂着一幅奖状，是由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副市长张友渔、吴晗共同签署颁发的，为奖励老舍创作了优秀话剧《龙须沟》而授予他“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老舍的另一个光荣称号是“语言大师”。他创作的三幕话剧《茶馆》，由于语言艺术的炉火纯青而被当作社会主义话剧艺术的代表作。《茶馆》后来成为第一出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话剧，它的演出轰动了西欧、日本、香港、新加坡和加拿大，国内外观众对老舍语言一致给了极高的评价。
在老舍的客厅里，既可以遇见国家领导人、著名作家、演员、画家，甚至外国的大主教，也可以遇见送煤的工人、送牛奶的青年、街道上的大嫂、警察、瓦匠、花匠、少先队员、中学生、大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卖画的、护士、拳师、战士……当这些朋友来访的时候，老舍给他们泡香片，请他们看花、看猫、赏画、看他收藏的名伶画扇，有时朗诵一段刚写的作品请他们提意见。欢乐的笑声常常充满了整个小院子。这是一个让人人都感到亲切和愉快的家。
老舍一直在这里住到1966年8月24日突然离开人世为止。18年之后，丹柿百花小院被政府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一块白大理石放在院中，上刻着几个大字：“老舍故居”。

到老舍作品中的去找，尤其是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