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茶pink店:中国近代社会为什么没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现在不是正在向它过渡吗,总要经过一些曲折的,大趋势是如此的,谁也阻挡不了

因为共产党,闹革命

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中外学者困惑不已，这就是：中国到底能不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对此有过回答：“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然而马克斯·韦伯却不这样认为，他写到：“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277页）
马克斯·韦伯是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也许还可以加上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诸多头衔，虽然他不是汉学家，却着有《儒教与道教》这样一本充满真知灼见的作品，这使他成为最早对传统中国能否走上资本主义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学者之一。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时主要是从经济基础的考察入手的，而韦伯则更侧重于从意识形态的、文化的角度予以说明。韦伯并不是孤立地讨论中国的宗教以及从中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儒教与道教》一书原本是他《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的一部分。该论文集的另一部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许更为人所熟知。整个论文集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这样，《儒教与道教》以及《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等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从反面论证并支持资本主义产生于西方的独特性。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考察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韦伯并不否认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因此《儒教与道教》的第一篇也涉及了货币、城市与行会、徭役、租税等内容，但他更多地关注上层建筑，以讨论社会制度、组织结构为主，如采邑制度、财政制度、官僚制度、氏族及村社组织、家产制法律结构等。值得一提的是，韦伯将秦以后两千年的中国社会称为家产官僚制而将此前称为封建社会，这不同于我国一般的看法。事实上，近两千年的中国社会与西方所谓的封建社会大不相同，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才真正称得上是封建社会。（在古人那里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之所以有现在的误解，大约与尊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观有关——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者）在第一篇里，韦伯既论述了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指出了许多有利因素，如人口及贵金属的增长、商业行会的力量强大等，作者写到：“人口与物质生活虽有惊人的发展，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却依然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经济领域虽存在极有利的条件，但丝毫看不到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苗头。”（69页）接下来的第二、第三篇就是探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
第二篇考察了士人阶层的基本状况和儒家思想。只要看以下这些章节的名称就能知道韦伯对很多问题认识之深刻与汉学家比起来也毫不逊色：“中国人文主义的仪式主义的和以管理技术为取向的性质 向和平主义的转变”（可理解为中国士人阶层的几个特性：人文主义、仪式主义、以管理技术为取向、和平主义）、“士 人阶层的政敌——苏丹制与宦官”、“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自然科学思维之欠缺”、“形而上学的摆脱与儒教的入世的本质”、“经济思想与对专家的排斥”。在这些论述中随处可见韦伯精当的见解。以“儒教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断地位”一节而论，韦伯就准确地指出：“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143页）；中国教育的“性质一方面是纯世俗性的，另一方面则受到正统解释的经典作者的固定规范的约束，因而是极度封闭且墨守经文的教育。”（144页）；“中国的知识阶层，从来就不是一个像婆罗门一样的自主的学者阶层，而是一个由官员和官职候补人组成的阶层。”（145页）；“由希腊城邦首先发展出来的演说乃是政治上和法庭上起作用的理性手段，这类演说在缺乏形式化司法的官僚式家产制国家里显然没有发展余地。”（150页）此外还有一些话可能让中国人觉着难听、不服气，可事实确实如此。如“逻辑学的概念对中国哲学向来是陌生的，因为中国的哲学始终以全然实际的问题与家产制官僚体系的等级利益为其思考的取向，它离不开经书，缺乏辩证性。这意味着中国哲学不知道所有西方哲学的这些核心问题。”（149页）；“中国的司法，一部分是（由高级官员主持的）草率的专制司法，一部分是案卷司法，没有辩护词，只有参加者的书面呈文与口头交待。”（150页）
第三篇关于道教。韦伯把道教（还有佛教）看作是与处于正统地位的儒教相对立的异端。他认为道教对儒教的互补性在于将民间的万神殿加以系统化，将公认的行善的或灵验的鬼神纳入神界，“儒教没做的事，道教的平民阶层都做了。”（227页）对此中国学者恐难以苟同，需要指出的是，韦伯所讲的道教主要是指广泛存在于民间的鬼神信仰，而不是文人（士人）阶层所熟悉并吸收的道家精神。正因为此，韦伯以为道教粗陋，斥之为“一种绝对反理性的、坦率地说是一种非常低下的巫术性长生术、治疗学与消灾术”，“是个巫师的组织”。在韦伯看来，神秘主义以及救赎宗教意识为儒教所缺乏，本来是可能由道教和佛教加以发展的，然而正如他所指出的，下层的救赎宗教意识始终停留在巫术的层次，道教以及佛教都“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
韦伯断言，〃基督教式的冲突，亦即发生在个人灵魂救赎之关注与自然社会秩序之要求二者间的冲突，对儒教徒而言是难以想象的。〃（237页）他认为〃儒教彻底地消除了此世与个人的超世规定之间所存在的悲观主义的紧张性〃，而这正是儒教不同于清教的根本所在。在最后一章〃儒教与清教〃中，韦伯娴熟地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分析对比了两种宗教伦理的不同之处，见解精辟，令人叫绝。这一章可谓全书的精华所在，我禁不住要摘录几段。

如果说儒教对世上的万物采取一种随和态度的话，那么清教伦理则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257页）
中国的伦理与清教的伦理形成强烈的对比，后者的要旨是使生物的任务（人的义务）客观化，而前者则力图在自然生成的个人团体（或并入或模仿这种个人团体再建的个人团体）圈子里，发展出自己最强有力的动机。（265页）
儒教的任务在于适应此世，而清教的任务在于通过理性改造此世。儒教要求不断的、清醒的自我控制，以维护绝对完美无缺的圣人的尊严，清教伦理也要求这种控制，但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把人的意志统一于神的意志。（270页）
儒教的君子只致力于外表的“镇定”而不信任他人，就像他也相信别人不会信任他一样。……相反地，清教徒信任他人，尤其是在经济上信任他人，无条件地和坚定地相信由宗教决定的教友的合法性。（274页）
清教徒与儒教徒都是〃清醒的人〃。但是清教徒的理性的“清醒”建立在一种强有力的激情的基础之上，这种激情则是儒教徒所完全没有的。（277页）

类似的对比不胜枚举。这些对比让我们对儒教以及两种宗教伦理之间的差异有更清楚和深刻的认识。应该承认韦伯的大部分论述都能言之成理，见解独到不凡。但是，在他思想深处的欧洲中心主义也不自觉地流露于笔端，且不说在全书乃至整个《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他都认定西方资本主义是人类各种文明的共同归宿，就是在一般的问题上他也多采用西方的观点。比如他认为，“任何一种以其理性的要求而与世界相对立的宗教，都会在某一点上与世界的非理性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其实这并不符合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而且，儒教也并非没有“紧张性”——在中国历史上，“邦无道”是普遍状况，一个真正儒士所怀有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实际存在的“紧张”似乎并未被韦伯所场察觉。此外，在韦伯那里儒教与儒家的含义混淆不清，将儒教看成一种宗教，看成是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儒教以及儒家思想与新教仍然有很多不可比因素。（关于儒教与儒家在概念上的异同之处，可以参见谢谦《中国古代宗教与礼乐文化》）
韦伯对许多中国问题的认识是深刻而准确的，如他指出，“比起加尔文派清教的不宽容，中国宗教的容忍是宽泛的”。但令人困惑的是，何以宽容后来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内容，而在中国却难觅踪影？译者或许敏感到了这一点，谜底在于中国是“容忍”而西方是“宽容”。西方的观念或思维模式也影响了韦伯更客观地认识中国。如他说儒教徒自我控制，为的是要保持“面子”，“它具有审美的性质，因而本质是消极的。没有确定内容的‘自制’受到推崇与追求。”（273页）这话不能说是全对，说儒家没有确定的内容不是事实，这内容在孔、孟那里是“仁”，在王阳明那里是“良知”，只是另外又有一套外在的为形式的东西，即礼、理，因此，“君子无论在任何处境下都必须在典礼与仪式上得体”（258页），而其末流则往往发展为“以理杀人”、礼教“吃人”，在这个意义上韦伯说它是“消极的”也不为过。
从孟德斯鸠到黑格尔都认为中国人虚伪，缺乏真诚和相互信任，孟德斯鸠甚至称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清末来华传教的明恩溥也持此观点，还说爱面子是中国人的第一天性。韦伯同样认为中国人爱面子，“罕见的不诚实”。这些来自西方的批评颇令人不快，但是，为何一向被认为是老实巴交的中国人（尤其是那时的中国农民）却被西方人看作是不诚实呢？韦伯认为，中国人的虚伪、缺乏信任是家产制国家的政治的直接产物，另外还因为儒教对礼仪与习俗极力崇拜以及由此导致的“爱面子”，这与清教里教友间的诚实形成强烈的对比。他进一步指出，由于一切买卖的基础是信赖，而官方的独裁、因袭的不诚实、儒教的只重维护面子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将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并且估计这影响是相当大的。真是不幸言中，在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中，这些不良影响和后果随处可见。以近二十年的假冒伪劣现象而论，我们可以据韦伯的分析毫不犹豫地指出：生产者的不诚实与消费者的爱面子正是此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所在。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恐怕得等到人的改变才行。西方人指责中国人不诚实，看来并没有冤枉我们。
不过，韦伯略带惊喜地发现，“在公行基尔特里，那些受到垄断保证、具有文化知识的外贸商人，出于对自己实际利益的考虑，发展出一种值得称赞的商业诚信。”（264页）他特别提到了广东人，说“由于过去外来的影响，加之现在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进逼”，他们学会了这些理性的经营观念。但他同时强调说，这种诚信，“与其说是从内部发展出来的（就象在清教伦理里那样），不如说是从外部培植起来的”。八十年前的这些话在今日中国仍然能得到应验，怎不令人感叹万端。值得一提的是，明恩溥持与韦伯相类似的观点，认为成就西方文明的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但他不如韦伯那么乐观，断定无论是中国的内部力量还是西方的外交、贸易、科学等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作为公理会（属新教）的传教士，他最终的结论回到了他所担负的使命，“只有基督教才能并且将会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
传统中国能不能、为什么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韦伯总算从宗教伦理的角度给出了他的回答。但是，解释和说明一种现象毕竟是容易的，困难的也是更重要的在于预测。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似乎重又回到了韦伯那里，又有谁能为中国未来的道路提供一个准确的预测呢？

因为代表最广大人名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政策方针和党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当家作主,所以,不可能会走向资本主义!

关键是老帝国主义者不想中国走资本主义，这条很重要。现在的新帝国主义者都聪明了，只要能控制他们，管他娘的是什么主义，

那是因为中国是半殖地半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