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平凡的生活:杨振宁的英文名?

杨振宁的英文名：富兰克。

杨振宁在大学读书一开始就很幸运，4年西南联大的生活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时教过他物理学的老师有赵忠尧、周培源、吴大猷和王竹溪等，都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在吴大猷指导下完成了学士论文，从此对“对称原理”发生了最初的兴趣。吴大猷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是我国最早的院士之一，其研究成果遍及理论物理的许多领域，他也是发现李政道的伯乐。

王竹溪是杨振宁硕士论文指导老师，是关于统计力学的。王竹溪曾留学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27岁即担任物理学教授，在表面吸附、超点阵统计理论、植物细胞的吸水等方面做过很多基础性工作，是我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的开拓者。据汪曾祺等人回忆，王竹溪不仅是大物理学家，同时文史修养极高，西南联大时期，他一直是陈寅恪、冯友兰等名家课堂上的旁听者，而且，从来没有落过一节课。

晚年的杨振宁谈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吴大猷和王竹溪，曾颇富真情地说：

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如果说杨振宁上大学时的追逐名师是被动的，那么杨振宁到美国深造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有明确目的和特定对象的选择。杨振宁曾多次谈到自己万里求学追逐名师的过程，并多次谈到了几个关键人物对自己的影响，其中最大的是费米和泰勒。

杨振宁23岁从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取了公费留学生，决心跟随费米（193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从事研究。杨振宁特别欣赏爱因斯坦、狄拉克和费米3位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而选择费米的原因是他最初打算作一个实验物理学家。他于1945年底到达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找费米，没有找到。他又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找威格纳（虽然威格纳于1963年获得诺贝尔奖，比杨振宁晚几年，但他早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师，在核结构研究中造诣很深），也没有找到，因为他们在从事秘密的原子弹研究中都改换了门庭。杨振宁终于在1946年到了芝加哥大学找到了费米，坐在了费米的班上听课。他多次设法与费米会面，但费米说他不能指导他写学位论文，因为自己正在从事高度秘密的研究。然后费米把杨振宁介绍给了另一位物理学家泰勒（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因为对氢弹研究的贡献而被称为美国的“氢弹之父”）。

关于费米对杨振宁的影响，杨振宁是这样说的：

（费米）认为太多形式化的东西部是不可能出物理，只是出物理的可能性常常很小，因为它有闭门造车的危险。而跟实际接触的物理才是能够长期站得住脚的物理。我后来对于物理的价值观念是深深受到了费米的影响的。

弗里曼·戴森在一篇描写杨振宁的文章中谈到了费米对杨振宁的影响：“费米崇尚实际的精神，可以从1954年发表的杨－米尔斯这篇卓越的文章的题目中看到。今天任何一位谈到这篇文章的人，都会将它称为是引入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文章。可是，它的题目‘同位旋守恒与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并没有提到非阿贝尔规范场。如何了解同位旋守恒这个物理问题出现在先，而抽象数学观念非阿贝尔规范场出现在后。这是费米处理这类问题会用的方式，也是富兰克（杨振宁的英文名）处理这个问题所用的方式。费米的伟大在于他既懂得如何计算，又懂得如何倾听自然的声音。在其一生中，富兰克均衡地处理了他抽象数学的天才和费米对于物理细节的脚踏实地的关注。”（戴森《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21世纪》季刊，1999年8月总第54期））

泰勒对杨振宁的影响主要在研究重点的转向上。泰勒帮助杨振宁把注意力从实验物理学转到了理论物理学，因为杨振宁的实验能力较差。后来有科学家幽默地说：“这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其实这更是理论物理学的幸运。关于科学研究风格，杨振宁认为“泰勒的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很多直觉的见解。这些间接不一定都是对的，恐怕百分之九十是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百分之十是对的就行了，而且他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