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湖住宿:1980年的生活条件.环境

联产承包叩开农村改革之门

　　小平的话·经济强国

　　农村改革

　　1984年国庆35周年庆典，农民游行队伍的彩车上打出“联产承包好”。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摘自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谈话

　　综述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风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一按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史。

　　“1979年以来，我国农村的变化始终是围绕着改革与发展进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劲松作了这样的评价。

　　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蓝图，农村改革是奠基。对于“三农”问题，邓小平非常清楚，也一直在思考。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肯定和支持安徽农村改革经验，同时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对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肯定，明确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位确立后，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国家对农村、农业的发展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982年到1986年，连续5个“一号文件”加速了农村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始终被邓小平放在战略地位考虑。1982年9月，他与来访的外宾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时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科学教育。

　　农村改革后，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一点邓小平也是有思考的，他曾向外宾介绍：“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经验证明……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从1984年开始，乡镇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登上了舞台，不仅为农村增收，更是吸纳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人口。

　　农村改革只是改革开放的发端，经过邓小平这位总设计师之手推动，中国的改革由农村扩展到城市。1983年9月，邓小平指出，农村的责任制可以用到城市，用到工业。从农村到城市，改革开放迈进了一大步，这一步不可逆转地将中国带上繁荣发展之路。

　　进入二十一世纪，要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仍需减轻农民负担。2000年，党和政府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税费改革。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布“一号文件”。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5年内取消农业税。农民的积极性再次提高。

　　见证

　　小井庄：包产到户早于小岗村

　　小井庄入口处竖有纪念碑。

　　1978年9月5日，小井庄人的记忆里无法磨灭，这一天他们做出了一个惊天的决定，将田地承包给各家各户耕种。

　　李祖全是地道的小井庄人，经历了小井庄改革的全过程。他已经去世的父亲李绍田当时是小井庄生产队的队长，也是这场改革的始作俑者。

　　1978年安徽遭遇建国后从未遇到过的大旱，村民的生计难以维系。当年下半年，安徽省政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作出了农民可以“借地种粮”的决定。

　　小井庄的村干碰头会上，有人提出：“既然是这样，还不如借这次机会，把田全部分下去，各种各家的。”

　　9月5日，小井庄生产队32户村民每户户主悄悄地聚集在一起商议“分地”之事。一致意见是将田分成好、中、差三个等级，每户都要公平地分到三个等级的田地，对同一等级采取抓阄的方式决定承包者。

　　大家在会上还达成了“瞒上不瞒下”的意见：如果乡里下去问，坚决说是借了公家的地，否认分地一说。

　　“土地一分，大家的干劲就足了。”当年的会计李祖忠回忆，乡亲们开始没日没夜地劳作。1979年，午季的粮食产量就由1978年之前的6万斤提高到9万斤，油菜从6千斤增加到了1万3千斤，每个劳动力日平均折算收入也由7毛钱提高到了1块5毛钱。

　　1979年5月21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到小井庄视察时给了农民一个定心丸：“你们干得好，不要怕。”

　　揭秘

　　一直以来，小岗村被公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事实上，安徽省肥西县小井庄农民包产到户，比小岗村要早3个月。

　　小井庄，安徽省肥西县山南镇一个只有36户村民的小村。邓小平100周年诞辰来临之际，小井庄人以他们的方式纪念伟人———纪念小井庄“包产到户”26周年。

　　在小井庄入口处竖着一块纪念碑“中国农村包产到户发源地———小井庄”，碑名题写者是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王光宇。

　　故事

　　4000多村民年创收8000万元

　　槐房村隶属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离天安门的直线距离8公里，被称做离北京城最近的农村。

　　2003年，槐房村实现总产值8100万元，上缴税收2000万元，槐房村现有农业户910户，农业人口4660人，也就是说槐房村的农业人口人均收入达到了18000元。

　　“改革开放之前哪敢想啊，一家一年能挣上五六百元就不错了，有时候干了一年到头还欠集体的钱。”村委会主任姚杰峰这么说，他从1975年就在村委会任职至今，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槐房村的所有变迁。

　　姚杰峰的记忆里，有些村民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转向其他产业，本村的绿化、卫生也吸纳了一些劳动力。

　　现在，槐房村还有1000亩左右地，全部种菜，其中承包给外地人的就占了一半，另一半承包给本村人经营。

　　“20多年来，槐房村的变化很大，我们搞了多种方式的经营。”姚杰蜂说，几乎是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槐房村开始创办企业，1980年成立了基建队揽建工程，到1984年、1985年乡镇企业大力发展时，全村创办了十多个企业。

　　2003年，村办企业总收入达到了800万元，资产评估部门对村办企业的资产评估是4700万元。

　　现在，槐房村又正在进行一项改革，要对农工商总公司下属的十几个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责任编辑：李楠 ]

　　http://cul.sina.com.cn/s/2004-08-20/76672.html

　　1980年5月31日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09月16日 11:33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把原来规模比较合适的生产队，硬分成几个规模很小的生产队。而另一些地方搞并队，又把生产队的规模搞得过大。实践证明这样并不好。

　　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所以，政策放宽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
　　http://www.cctv.com/special/756/1/50165.html

　　城镇居民生活
　　1949年以来，湖南城镇居民生活逐步改善。特别是近20年来，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给老百姓带来较多的实际利益，城镇居民不仅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生活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由解决温饱转为逐步达到小康水平。
　　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平均每户就业面由1952年的25.5%扩大到1998年的61.7%；平均每一就业者的负担人数（包括就业者本人），从由1952年的3.9人减少到1998年的1.6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7年达到1017.8元，首次突破千元大关，1998年又增至5434.3元，比1978年增长15.8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2.3倍，年均增长6.1%，城镇居民的收入在全国的位次也不断前移，1978年以前，全省城镇居民收入居全国中等偏下位次，到1998年跃居第10位。同时，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收入来源呈多元化趋势，尤其是进入90年代，人们投资意识增强，投资渠道日趋拓宽，居民购买国债、股票、期货、房地产等渠道而获得的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1998年人均达142.6元，比1988年增长18倍，年均递增34.2%。
　　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
　　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结构日趋优化。湖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由1952年的126元提高到1978年的289.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递增1.9%。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了物质基础，20年间城镇居民生活经历了由解决温饱到逐步迈向小康的阶段，居民家庭消费水平跃上一个新台阶。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4371元，比1978年增长14.1倍，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消费水平增长近2倍，年均递增5.6%。
　　居民的消费需求由满足生存需要为中心的必需品消费阶段，逐步向满足发展和享受需求的非必需品消费阶段过渡，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52年的60%下降到1978年的57.4%，到1998年又比1978年下降13.8个百分点。这表明，湖南城镇居民有一半以上的钱可以用于食品以外的发展和享受型消费。
　　居住条件
　　1957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3.6平方米，几代同堂的现象普遍存在。到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也只有3.9平方米。近20年来，住房建设被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针对过去几十年遗留下来的住房严重短缺问题，各级政府加大了住宅建设的投资力度。20年来，住宅投资累计达398.7亿元，占其全部投资的14.8%。1979—1998年，国有经济单位竣工住宅面积达9747.5万平方米，到1998年人均居住面积达9.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了1.6倍；不仅每年有成千上万户居民离开了简陋、潮湿的棚户区，而且新建的住房设施也有了显著改善。1998年底，有79.3%的居民家庭住上单元或成套住宅；94.7%的居民家庭有独用自来水，4.8%的居民有公用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