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点火头算违禁品吗:强大家 帮我介绍 熊十力 大师 谢谢大家

熊十力，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1885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其父是一位乡村塾师。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时曾为邻人牧牛，间或随父到乡塾听讲。13岁时，父母相继辞世，其长兄将他送到父亲生前好友何圣木先生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终因难耐馆束而在半年之后离开，此后全靠勤奋自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能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苏、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励、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李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发发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良久呆坐。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谅！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旷古绝后的人间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残酷地淹没在一个残忍地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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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学人，牛气者不在少数，最牛者，当属熊十力。熊十力原名继智，十力是他自己起的号，后来以号行世。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居然取来加诸自身，其“牛”可见一斑。难怪他到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学佛，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惹得欧阳大师的弟子们斋饭都吃不香，做《破新唯识论》攻之，熊十力再写《破破新唯识论》应战。估计如果对方再应战的话，熊会一直坚持“破”下去。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其实，熊十力最早的志向是政治或者革命，一出道就投身湖北新军，原是个激进的革命党，只因为性急动手早了点，遭到通缉逃出了武昌城，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熊十力弃政从学，据说是受了陈独秀的刺激，陈独秀一次以清代学风大盛的安徽人身份，大贬湖北的学人，让心高气盛的熊听了毛发倒竖，从此以后一头扎在故纸堆里，声名日盛。

　　以佛和菩萨自居的熊十力，到北大教书的时候却碰到了对手。对手名叫冯文炳，是个文学家，大家知道的是他的笔名废名，写诗和小说都很有名。废名先生跟熊十力住邻居，忽然对佛学来了兴趣，有事没事，就跟熊十力讨论佛的问题。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到最后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打在一起了。争毕打完，明儿俩人还在一起讨论，再争再打。

　　跟熊十力吵架的学者，当然不止废名一个，他跟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梁漱溟也是牛人，从来都自信满满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俩牛人碰到一起，吵起来当然水平不会低，直到梁漱溟晚年，提起已经过世的老朋友，还是忘不了当年佛学上的争议。

　　待平辈的学者如此，对待学生更是严厉，他的学生都说，熊先生很少夸人，却爱训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会要参与意见，如果不答应的话，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上手打。说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轰出去。

　　最能彰显熊十力牛气的还是他对达官显贵的态度，他从来不管见的人是谁，将军也好，高官也罢，想教训，就教训，一点面子不留。徐复观当年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的发紫，前来问学，熊十力劈头就是一通臭骂，骂得徐复观记了一辈子，说这他求学路上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那一代的学人，是牛气的一代，是不知道谦虚为何物的一代，牛的背后，是真性情，真的执拗。对学问，对师友，对弟子，莫不如此。他们实际上是永远的孩童，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整个世界，整个的人生。

熊十力(1885-1968)是中国现代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他以思想精深、逻辑严密、议论独特而著称于世。他的思想在其生前和死后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浓厚兴趣。稍一留神他的思想体系的人都会发现：他的思想体系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他的许多学说、范畴都渊源于《周易》，另一方面他对易学有独到的看法和精彩的阐发。这说明他受益于《易》又有益于《易》，《大易》给予他以最好的思想样式和养分，他给《大易》注入了新的生机。下面就熊十力的易学思想作以概要介绍，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熊十力习《易》研《易》，最终以《易》为宗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他长期潜身学问，孜孜以求，贞定探索的结果。他在许多著作中论及了这一过程。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敬且。少提时读五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乾坤衍》第15页）熊十力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由倾心革命，转向学术，由反孔经研究佛学又走上尊孔的思考过程。熊早岁曾参加反清革命，革命失败后，念党人竞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虑自己非事功才，故而转向学术，虚心探中、印两方学，另辟一条学术救国的道路。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问佛法于当时著名大师欧阳竟无先生，渐觉佛法专从黑暗、污染的方面看人生，毅然搞拒造化，认为用此道度尽众生，终成虚愿，又觉自己的思想与《大易》甚相密契，故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即孔子的六经处，尤其是《大易》处。当然熊的学术回归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经过思考，自我思想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熊由读六经，走向反六经，由反六经再走向崇信六经之意蕴，在他那里都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熊的思想轨迹是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共有的思想轨迹。

熊十力由佛归儒，归《大易》是一种自觉自为的活动，他的思想体系是以儒为宗旨的。他虽然把其代表作称之为《新唯识论》，但他否认其哲学体系是援儒入佛的。
熊对于那种认为他是援儒入佛的论调给予以坚决的否定，认为“这等论调全不知道学问的意义和甘苦”。当然，熊并没有把佛、儒两家绝对对立起来，反击认为佛家的经典如《阿含经》、《大般若经》、《涅 经》、《华严经》等与儒家的《大易》，“有可以融会贯通的地方”，（参阅《新唯识论．转变》）熊的思想体系就其渊源而言，是融合儒释，自成一家，但就其思想归宿而言，是独崇孔学，归宗《大易》。他说：“余独宗《易》，究与二氏（道家、佛教）殊趣。”（《原儒．内圣章》又说：“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底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新唯识论．转变》）总之，熊的价值取向，人格风范、理论骨髓无一不打上了儒家、尤其是《大易》的印迹。

《新唯识论》是熊十力的代表作，他穷毕生精力血气，无一不是为拓展、阐发、解释其中的思想意蕴。而《新唯识论》就其名而言是佛家的，就是实质而言的是儒家。所以熊一再指出：“新论（即《新唯识论》，引者注）准《大易》而作。形式不同，而义蕴自相和会”。（《十力语要》卷一，第7页）“我亦本诸《大易》”。（《新唯识论．转变》）熊认为《周易》是五经之本，是儒家学说的根本，他向《大易》的回归，对《大易》的阐发就是向儒家的回归，就是对儒学的阐发。

熊是一位风格独特、个性极强，善于思索和体认的哲学家。他自以为他的思想的形成既不受任何学说的支配和左右，也不为自己的私意和曲见所欺 ，乃是廓然大公，随处体认真理。故而他向《大易》的回归是势之必至，理之必然。实质上，这里的《大易》更多的是经过他的思想加工过、体认过的大易。在他那里，《大易》既是其思想之本，也是其思想的注脚。
熊十力对《周易》有一套独特的看法，有些看法在严格的训释家看来未必经得起推敲，但他却坚信不疑。

他坚持认为《周易》是孔子的作品。在他看来，孔子的思想分为早晚两个时期，五十岁以前是早期，五十岁以后为晚期。早期的孔子主要宣扬小康礼教。所谓：“修明圣王遗教、而世大之，所谓小康礼教也。”（《乾坤衍》第1页）晚期的孔子才读易著易，以立内圣外王之弘规。他说：孔子五十以后，“读伏羲氏之易。神解焕发。其思想界、起根本变化。于是首作《周易》、《春秋》二经。”（同上）立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在熊十力看来，孔子所读的伏羲之易，是“只有卦爻、而无辞。”（同上，138页）“即八卦是也。但八卦是六十四卦之总称，非谓伏羲只画八卦也。”（同上，第2页）伏羲画八卦几乎是清以前学术界的定论，但何人重卦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弼、孔颖达等认为伏羲画八卦，伏羲自重之，郑玄认为神农重卦，孙盛认为夏禹重卦，司马迁认为文王重卦。在这里，熊十力并没有什么自我创见，只是依王弼、孔颖达之说而已。令人回味的是，他坚决反对在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文王重卦之说，认为那是背离了孔子大道之学的小康之儒为维护君统而制造的谬说。

《周易》卦、爻辞的作者历史上亦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如马融、陆绩、孔颖达）；有人认为卦辞爻辞并为文王作（如司马迁、郑玄等）。故史适迁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汉书．艺文志》亦称《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此说影响颇大，自宋欧阳修《易童子问》对孔子作《易传》提出疑问，经历代学者及今人的研究，否定的结论几成定案。孔子除了读《易》、习《易》外，几乎与《周易》没有什么关系。但熊十力则不去考虑前人如何想，也不管今人如何说，他坚持认为卦、爻辞与文王、周公没有什么关系，连同《易传》皆为孔子所作。
在熊十力看来，卦辞、爻辞皆为孔子作。当然伏羲画八卦，在远古的时候，术数家用八卦以卜，也系卦辞和爻辞，但这些卦、爻辞纯属迷情构画、缺乏实证，皆为迷信。孔子将这些迷信思想根本改过，且有另系卦辞和爻辞。使八卦由占卜迷信转化为博大弘深之哲学器识。因而孔子把八卦从卜筮家手中拯救出来，创内圣外王一贯之道，“自天地开辟以来，未有此盛事也。”（同上，第181页）

他认为文王收藏、搜罗过古术数家之易是可能，但他决没有作过卦辞、爻辞。他说：“文王居羑里时、或曾行卜筮之事。其平时或收藏上古以来术数家之易说。周邦新兴，搜罗古籍，事所应用。若谓文王作《易》，则《易大传》称《易》兴于文王与纣之事，盖因文王居羑里 时，卜之吉，遂为此说耳。而《大传》确未妄称文王作《易》。足征决无此事。”在他看来，文王作《易》是汉人出于维护君统而伪造的。“欲以湮没孔子创造《周易》、发明内圣个王大道之功，斩绝革命思想，岂不险哉。”（同上，第182页）“小儒破坏《周易》一经、无端虚造文王作《易》之事，上掩伏羲，下拟孔子。尼山内圣外王之象，不得明。”（同上，第191页）

熊高人一筹，独具慧眼，发现了孔子在《周易》由占卜神学转化为哲学的独特地位。不管卦辞、爻辞是否孔子所作，也不管过去、时下乃至未来的易学家如何看孔子与《易大传》的关系，但孔子读《易》、习《易》、研《易》乃至传授过《易》这一事实是无法抹杀的，《易大传》有些篇章中保存了孔子思想因素也是一事实。把《周易》从神学迷雾中拯求出来的是儒家，这恐怕与孔子的易学思想不无关系吧。

当然夸大孔子在易学发展中的贡献，认为连卦辞和爻辞都是孔子所作，也未必符合事实。因为卦辞和爻辞仍然是预知吉凶的占卜语，依然没有摆脱神学体系，在那里我们还很难发现孔子思想的痕迹。不过认为它为文王所作语气亦有所不足，这一点孔颖达在其《周易正义》中已作了很好的说明。卦辞和爻辞可能非成于一个时代，亦非一人所作，它可能经过长期的流传,经后人编纂、加工而成。这其中术数家们可能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孔子思想有早期的小康礼教和晚期的大道之大学之区别，这就为后人从不同的侧面发扬以至篡改孔子思想留下了余地。孔子去世后，孔子三千弟子从不同方面去宣说儒学,皆自称真孔子。其实有人大取而小舍,有人大舍而小取。大取而小舍者,承续孔子的大道之学，如子游、子夏；大舍而小取者，继承了孔子的小康礼教、古帝王遗说，如后世的孟子、荀况等。孔子后学为了张扬自己的学说为正宗，不得不窜改孔子的六经。熊十力指出：“孔子六经，无有一经不遭改窜。改窜之祸，非独不始于汉初，亦不始于吕秦之世、盖始于六国之儒。”（同上，第10页）。《周易》横遭改窜是孔门之不幸，更有不幸者，孔子大道在吕秦之后竟学无传人，乃至断灭。“自吕政以焚坑之毒、摧残孔子儒学，维护帝制，小康之儒遂奋兴求六国小儒之遗绪，由是而猖狂肆虐。子夏之易，史迁不载，亦不得传，田何之易得势于汉。而田何向上追溯可以至商瞿。在熊看来商瞿是小康之儒，并未脱离术数易窠臼。所以“田何在六国时学易、本术数之易也。”（同上，第194页）“田何授易于汉初。天下人学易者，皆原本田何。流传近世、凡学易者，未有出于田何范围之外。”（同上，第296页）。因此，千百年来，流行的汉易和宋易都是术数易，非孔子之大易。现存《周易》一经，也是六国小康之儒篡改了的伪经，非孔子所著之原本。

熊认为流传千余年的术数易，其根本迷谬有四：其一是“信有天帝”。如《易．说卦》有“乾为天、为圆。”他认为天就是天帝之简称，圆是指天帝之形体。其二，其言阴阳则为二气，即乾为阳，为阳气，坤为阴，为阴气。其三是“以保守君主制度、拥护统治为万古不易之常道。”如“《说卦传》曰天地定位云云。虞翻曰：谓乾坤。五贵二贱、故定位也。…… 余案虞注乃遵守古帝王小康礼教之原由。…… 统治阶层自固之道，要在严分上下贵贱之等级。大君之位最上。故至尊贵。天下大多数庶民，处于极低下之地位，故甚卑贱。”（同上，第212页）其四是“为占卜而取象，无可免于杂乱之失，已非伏羲本旨。”（同上，第221页）熊十力对术数易的上述指责皆有道理，尤其是第三条和第四条尤为见底。不过他抹杀汉易、宋易之别，笼统将数千年之易学全归于术数则失之偏。这样一来，不仅使许多易学家，若泉下有知大呼冤枉，而且也把《周易》几千年在哲学上的贡献一笔抹杀。历史上象王弼、张载、王船山等易学家虽不同程度的染有术数易色彩，然就其本质而言是就易学而阐释哲学、建立哲学。既使是术数易亦不可全盘否定。它确有功于中国天文、气象、数学、地理、医学之发展。

熊十力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但却不是高明的考据家。因为他常常为阐述自己的思想而考辨，而不是为弄清历史的事实而考辨。故而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熊在其著作中，常常点名批评康有为，殊不知在学术上他与康有为所得出的结论虽有不同，但在方法上却无二致。
熊十力认为六国以后的小康之儒，虽然改窜《周易》、毁弃孔子之原本。但他们对孔子之《周易》是大舍而小取，就是说在其伪经中还保存了一些孔子的本义，只是自西汉以往，两千年来，无人发现而已。在他看来，小康之儒未忍把孔子所著《周易》之原旨全部抹杀。他说：“五经中，唯《周易》、《周官》与《礼运篇》皆未忍完全湮绝先师本旨。”“伪经于《乾》《坤》两彖辞、特保留原经本义。”“《乾》《坤》两彖辞尚保留孔子《周易》纲要。系辞（即卦辞、爻辞）、象辞、文言、易大传，小儒虽废原文而改造。而诸篇中，亦偶有圣言存留，犹可辨识。”（同上，第233－234页）这就是说《乾》《坤》二卦是孔子《周易》的纲要，被小康之儒保存了下来，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辞和爻辞中、象辞中、文言中、系辞中尚保留了一些圣人的言论。熊十力引张晏之说，认为《易大传》就是指《易传》的《系辞》，又采皮锡瑞之言，认为卦辞和爻辞即是系辞。他认为对《周易》诠释和阐发，要在辨明孔子之真义。要辨明孔子之真义，应首重《乾》《坤》两卦。

他认为《乾》《坤》两卦是孔子《周易》之纲要，也是孔子内圣学的纲要，是易之根本，是其他卦之统宗。他说：“《乾》《坤》二卦，实为其他诸卦诸爻之所从生。据此，则乾坤两彖辞，既断定二卦之义，而实为其他众卦众爻、无量之统宗也。”（同上，第233页）那么何者为乾，何者为坤，熊氏认为“圣人所谓乾者，乃生命心灵之都称耳。”“圣人所谓坤者，乃物质、能力之总名耳”。（同上，第235页）“圣人以生命、心灵，同有刚健、生生、升进、昭明等性故，同称为乾。”（同上，第239页）“圣人以物质、能力、同是势不自举，同有柔顺、迷暗等性故，同称为坤。”（同上，第239－241页）乾坤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乾坤非两物，它只是一元实体内部矛盾复杂性的两种表现。在熊氏看来，实体是一，而其功用是多，乾坤是实体内部两种相反相成之两性，可以说就是实质的两种功用，体用不二，因而乾坤本身即实体。由此，熊将《乾》《坤》两卦之义纳入了他的宇宙本体论。

熊十力的宇宙本体论实质上是心本论。他认为宇宙实体是单一的，但实体性质则是复杂的，实体内部含有心、物之两性，由于两性之推动，才起变化。他说：“宇宙大变，肇始万物。试究大变所由成，决不是独力或一性之所为。其必实体内部含藏互相反之两性，交相推动，以成变化，乾坤形焉。”（同上，第296－297页）因而在无机物阶段并非没有生命、心灵，而只是生命、心灵幽而未发，微而未显而已。生命、心灵一步步冲突坚硬闭塞之物质而显露出来，由无机物而有机物，而植物、而动物、而人类。至于人，生命、心灵方造乎其极。他认为乾卦之六爻就描述了生命和心灵奋斗过程。
卦之六爻在后人不断诠释下，具有了普遍意义。故而有人称《周易》为宇宙代数学，确有道理。因而，熊十力认为《乾》卦之六爻为生命、心灵的演化史，或将生命、心灵的演化过程代入乾之六爻之中并不为过。但这是熊本人对《周易》的诠释和阐发，决非孔子之本有之意。然他硬是托孔子之名，我们认为实在是无此必要。再者，他或处于对生命、心灵的过分挚受，或出于理论自身需要，认为乾卦之上爻是别明他事则使人深以为憾。因为任何事物有盛则有衰，有兴必有败，生命、心灵亦难逃乎其外。因而，生命、心灵的发展亦会有悔时，如核武器的出现，电脑病的流行，乃至常言所说聪明反被聪明误，都是例证。因而熊对卦爻代数的运用既有可爱处，亦有不足处。由上可知，在他那里，生命、心灵具有无限性，它与物、宇宙共终始，甚至比物更根本。

在熊十力看来以乾阳代表的生命、心灵，与以坤阴代表的物质、能力是统一的，相互依存的。他说：“乾阳心灵，斡运乎坤阴物质。坤阴物质，含载乎乾阳心灵。心物本非两体。”（同上，第297页）乾运乎坤，坤含载乾，生命、心灵与物质、能力合而为一。心物虽然合一，但它们在合一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大不相同的。生命、心灵能了别物质，分析物质，裁成物质，改造物质，乾是主动的，坤是因乾而起的。“乾是主动、导坤。坤是承乾起化而成物。”（同上，第370页）乾和坤、心和物存在着统御和被统御的关系。他说：“万物本来同一大生命、充沛流行、无间无熄。斡运乎无量物质世界中者，伟哉，其惟大生乎？故曰心灵统御物质也。”“心灵主动开物，其事实无可否认。总之统天之义，大就心灵统御诸天体大物而说”（同上，第378页）乾“有刚健、生生、昭明等性。主变以导坤。必完成其统坤之伟绩。”（同上，第466页）坤、物，只是乾、生命、心灵的陪衬，甚至是生命、心灵的向上升进的负担。究其旨，他的本体论是乾元一元论，是心本论。

他还认为实体显现的功用，万殊从过去到现在，以趋未来是发展、变化的，他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一翕一辟。翕辟一词源于《易经》。《系辞》有云：“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翕是合、收敛之意，辟是开辟之意。翕辟说归根到底是对《易传》阖辟成变思想的引伸和发挥。他说：“中国最古的哲学典册，莫如《大易》。《大易》最初的作者，只是画卦爻以明宇宙变化的理法。……《大易》谈变化的法则，实不外相反相成。”在他看来，每卦三爻的意义就是表示这相反相成的原则。（《参阅《新唯识论．转变》）相反相成是一切变化共由之的原则，而翕辟成变则是这一法则最好的体现。他认为实体、功用相续不已之动不是靠单纯的势用同时并起的结果。翕就是恒动中的一种摄聚的势用，它是一种积极收凝。由于这种不期然而然的收凝从而形成了无量的形向，这形向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建立起物质宇宙。故而翕又是坤。辟是一种运于翕中自为主宰，同时又主宰翕，不肯化于翕的一种势用。这种势用与翕俱起，运于翕中，健以自胜。它由幽而显，由微而著，终于形成了广生大生之生命、心灵，故而辟也就是乾。他说：

“《乾卦》，三爻皆奇数，吾借表示辟。《坤卦》三爻，皆偶数，吾借以表示翕。翕即成物，物界是有待的，故用偶数。辟者神也，神无形而不可分，故用奇。翕辟虽说是相互对待的，却又是相互融和的。”（《新唯识论．转变》）

在他看来，翕和辟的关系也就是乾和坤的关系，二者是相互对待、互相综合的。有翕必有辟，有辟必有翕。“辟必待翕而后得所运用，翕必待辟而后见为流行。”辟无翕便是莽莽荡荡，无复有物，“将浮靡寄而无运用之具。”这就是辟必待翕而后显发德用。若只有翕而无辟，就会物化，“宇宙只是顽固坚凝的死物。”使实体本性丧失。因而翕辟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翕辟同体，二者交互作用方成变化，失去了任何一方，变化便无从谈起。但熊认为二者在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翕主受，辟主施，翕是被动的，辟是主动的。因而翕只能是辟之资具。从体用方面说，翕辟同为实体之发用，但翕“不守自性”，“近于物化”，几乎不能成为实体之用。唯辟才不舍实体之自性，即如体之性而显发。由此他指出：“只有辟才是大用流行，也可以说辟即是体。”（《新唯识论．功能下》）实质上，他心目中的翕与坤、与物同义，辟与乾、与生命、心灵同义，辟即体是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心本论。

在熊十力那里，实体论与变化观是统一的。实体是恒动、变化的实体，变化是实体的变化。乾坤说和翕辟说本质合二为一、相互印证、相资为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乾坤论，还是翕辟说，都是熊十力借周易来宣扬自家的学说，而不是就周易而论《周易》。不过易的实质就是变动不居，在任何时代对易学作任何阐发对易学的进步都是有益的。

熊十力认为孔子的大道之学是内圣外王一贯之道。那种“深穷宇宙人生根本问题，求得正确解决，笃实践履，健以成见”是为内圣学。上述乾坤实体论、翕辟成变说既是对宇宙问题的探究，也是对人生意义的揭示。因为乾道生生、刚健、昭明，说明“人生当自力，存养乾道，扩大乾道。”（同上，第417页）而背离乾道、丧失乾道，人就会堕落，以至于陷于滔天罪恶。外王学，熊十力释王为往，即一往无前之意，故而，他的外王学是指“以天下为公、立开物成务之本；以天下一家，谋人类生活之安。”在他看来，“易经广大，虽内外皆备，而内圣为宗。”（《乾坤衍》第5页）《周易》是孔子学说的根本，《春秋》、《周礼》等其他经典皆以《周易》为宗，它们的思想最终源于《周易》，故而外王学亦从《周易》发。

他认为孔子之《周易》是呼号革命的著作，“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同上，第72页）他说：孔子“至于五十。则圣人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已造乎其极。得之于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实悟。得之于周流列国，目击上层残毒，下民困苦于水深火热之实感。于是不得不呼号革命。于是不得不作六经。”（同上，第72页）在熊十力的笔下，孔子不再是梦里思念周公的保守主义者，而成了典型的革命家，《周易》不仅是最古老的哲学典籍，而且还是最古老的革命宝典。

所以，“孔子于《乾》《坤》二卦，创明废绝君主，首出庶物，以群龙无首建皇极。”（同上，第375页）在熊看来，群龙无首就是消灭统治，人人自主，人人平等。他说：孔子“明见少数人统治天下最大多数人。横行侵削。又私有制既立。造成社会上种种不平。决不可长久容忍弗变。遂有志乎进万物于各得其所之乐。是以《大易》阐明首出庶物与群龙无首之鸿论。”（同上，第427页）“无首，则万物各自主、 彼此平等互助、犹如一体，此人道之极则，治化之隆轨也。”（同上，第424页）他还认为孔子主张庶民革命，废统治，行民主；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国家。甚至在国际关系上亦主张大国不得欺小国，小国不得侮大国，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人共有之，天下事天下人共主之，人人平等，天下一家。这那儿象几千年前的孔子思想，却好似一幅社会主义的蓝图。

更有意味的是，《乾》卦六爻，在宇宙本体论中，熊用它来说明生命、心灵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在这里，他又认为它是庶民由受压迫，起而革命，最后消灭统治阶级，建立国家的过程，简直象一部反映庶民起义的革命史。
《周易》一书的任何具体意象都赋有普遍意义，因而，《周易》所论及的具体是抽象的具体，而非感性具体。如马象刚健，牛柔顺，这里的马、牛不再是具体感知的马、牛，而是刚健和柔顺的象征，是已具有抽象意义，普遍代表意义的范畴，也可以说是对这些抽象原则的具体、形象的说明。具体卦象是这样，而作为由六爻组成的卦的整体也是如此。《乾》卦六爻，实在没有必要在龙是指龙星或是他物的考证上花费过多的功夫，《乾》卦六爻就是以龙作为抽象的个体，形象地说明一些事物的演化轨迹。以龙作为代表可，亦其他物为代表亦未尝不可，只要能表达、传递普遍意义就不为过。熊十力用《乾》卦六爻说明心灵的演化可，用它来阐述革命进程亦可。但他认为他的阐述就是孔子《周易》之本意， 我们深以为不可。《周易》本来是抽象、原则之书，是能够含摄万有的套子，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塞进不同的内容，它又象永远抽不断的茧巢，可以一代一代的不停地抽下去。但孔子塞进的内容，抽出的丝线是孔子的；朱熹如是做，或另有作法则是朱熹的；熊十力引伸发挥出来的思想是熊十力的；托孔子、托古人，是没有必要的。

熊十力四十以后，舍佛归《易》，对《易》一生膺皈勿失。因为他认定了“孔子《周易》一经为真理之藏、大道之府也。”（同上，第319页）认定了“中国哲学思想，归于易所云穷理尽性至命。”（《十力语要》、卷三、第19页）认定了《周易》仍具有现代意义。故而，他一生对《周易》考辨、诠释、阐述而不辍。尤其在晚年，犹抱病弱之躯，完成《乾坤衍》、《明心篇》等易学著作，令人感佩。尽管他的著作、他的易学观点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无损于他对易学发展的贡献。当我们回眸当代易学史，注意到李镜池、高亨、冯友兰、郭沫若等人的时候，不妨也看一眼熊十力。当然，熊算不上出色的考辨家，但他却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视大易为活泼的生命之流，把自己的思想同大易的生命之流融为一体，以为往圣继绝学，这是他不同于常人处。我们认为，熊对易学的研究，在今天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还是第一个回答的最好!

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

原名继智，号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著名哲学家。幼时在家随兄读书，14岁从军，1905年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在校期间，加入武昌“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反清革命团体，武昌首义后参加光复黄州，后赴武昌，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参谋。1917年赴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专心从哲学研究。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全国解放后，"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1968年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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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1885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其父是一位乡村塾师。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时曾为邻人牧牛，间或随父到乡塾听讲。13岁时，父母相继辞世，其长兄将他送到父亲生前好友何圣木先生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终因难耐馆束而在半年之后离开，此后全靠勤奋自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
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能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
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苏、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励、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李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发发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良久呆坐。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谅！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旷古绝后的人间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残酷地淹没在一个残忍地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