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淹糖醋蒜的做法:淮军是由哪些人组成？请列举有关战例及其屠杀。

哈哈我也是江淮人

李鸿章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创办的一支勇营军队——淮军，在中国近代社会存在近40年，并深为清王朝所倚重，究其原因，除诸种社会历史因素之外，它本身的近代化（或称“西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就淮军近代化问题略抒浅见。

淮军的近代化，包括武器装备、组织编制、训练教育等方面，其中以武器装备近代化为先。

淮军成军时，一切均仿湘军，武器装备主要为大刀、长矛、小枪（鸟铳）、抬枪、劈山炮等旧式兵器。同治元年八月（1862年9月），淮军进驻上海还不到五个月，李鸿章就已令淮军各营添练洋枪小队，共有洋枪千杆。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淮军装备洋枪的数量不断增多。同治三年五月，李鸿章称：淮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1．5万人，洋枪万余支，刘铭传所部7000余人，洋枪4000支。在镇压捻军起义时，淮军陆师5万余人，约有洋枪4万杆，摒弃了旧式兵器的大部，而装备近代西洋枪炮。以后，淮军所装备的西洋武器，也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更新而更新。洋枪由前膛更新为后膛；洋炮则由前膛短炸炮更新为长炸炮、后膛钢炮。

淮军的新式武器装备，最初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购自外洋。但是，向外洋购买价格昂贵，又缓不济急。因此，在向外洋购买的同时，开始自设局厂制造新式军火，首先制造新式军火的兵工厂，有上海的三个炸弹（炮弹）局，统称“上海炸弹三局”，分别由英国人马格理、淮军将领丁日昌、韩殿甲负责，用机器制造开花炮弹。淮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把由英人负责的上海炸弹局迁至该地，并购买机器设备，成立苏州洋炮局，每周可生产1500至2000发枪弹和炮弹。同治四年五月，李鸿章在丁日昌、韩殿甲两炮局的基础上，又购买了美国的机器设备，组建了规模更大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生产的新式军火种类繁多，有西式前膛来福枪、林明敦边针枪、林明敦中针枪、黎意兵枪、快到新枪，九磅子前膛炮、阿姆斯脱郎800磅大炮、100磅至380磅大炮，以及各种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等。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把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为金陵制造局，制造各种枪炮子弹等。同治九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即接管由通商大臣崇厚督办的天津机器局，并加以扩大。以上几个兵工厂全部采用大机器生产，所制造的各种新式武器、弹药，全部或部分供应淮军，使其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有了基本保证。

淮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在组织编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洋枪队的增设。淮军初起，以营为单位，每营由刀矛、小枪、抬枪、劈山炮等队混编。同治元年八月，淮军各营已编配洋枪小队；淮军程学启部于十月还组建了洋枪营。这在当时已算是一种新式编制。其次，是炮队的编成。同治三年五月，淮军由程学启和刘铭传所部炮队，组建成专门的炮兵部队。旋又接管常胜军炮队600人。次年，淮军共组建开花炮队四营，均装备了开花炸炮。到光绪三年（1877年）淮军仿德国炮兵营制，组建新式炮队19营，装备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114尊。第三，淮军增编了名为“长夫”的“工程兵”。长夫之制本于湘军，每营设180人，承担搬运弹药、军装、抬枪、劈山炮等杂役。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淮军的长夫则主要担负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务，与西方早期的工程兵相似。此外，淮军中编有骑兵部队。骑兵虽属清军旧有建制，但淮军的骑兵已与旧式骑兵不同，弁兵皆装备双响短洋枪。

淮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必然导致采用先进的训练方法。淮军刚到上海，李鸿章就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之法”。随后，淮军将领刘铭传聘请一名法国军官，在营中教练施放洋枪。从同治二年开始，李鸿章便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到光绪十年，李鸿章又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选雇德军退伍军官24人来华，到淮军各营教练枪炮技艺和西方战阵新法。同时，又派淮军将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入武学院学习德国最新枪法、操法、设伏、绘图、布阵等军事技术。他们学成回国后，即担任淮军的军事教官。

新式训练需要大批掌握新式军事技术的教育人才，为此，淮军积极推行新式军事教育。李鸿章除派淮军部分将弁出国留学外，还自行创设军事学堂。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仿照西方军事学院之制设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10余人为教官，挑选淮军弁兵入堂学习。学堂设置的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生除完成专业课程外，每天还要操练炮队、步队、工兵队及分合阵法。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传授所学军事技术。军事学堂的设立，对于新式军事技术的普及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淮军其他方面近代化的深入发展。

淮军的近代化之所以发生和不断深入，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清朝统治者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开始惊醒过来。面对西方的武力挑战，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刀矛弓箭与枪炮船舰的差距，提出效法西方以求“自强”。咸丰十年，奕?等人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敌自不虞溃散”[1]。在奕?的倡导下，作为洋务运动早期主要内容之一的练兵活动，在沿海地区逐渐开展起来。次年，通商大臣崇厚首先在天津聘请英人教练绿营兵丁使用洋枪，总理衙门亦派京旗兵丁赴天津接受训练。同治元年六月，奕?等给上海、福州督抚将军寄去天津练兵章程，令其仿照天津情形，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兵丁。两广总督劳崇光也奉命于八月聘请英人训练广州旗、绿各营兵丁。请洋人，用洋枪的练兵活动渐趋高涨。

在上海地区镇压太平军的淮军，自然被卷入到这个练兵活动之中，淮军到上海不久，李鸿章就接到清廷上谕：“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牢笼，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该署抚不妨多为教演，以鼓舞洋人”[2]同治元年，总理衙门两次函令李鸿章“练中国兵，用外国法”[3]。于是，李鸿章大办洋务，大量购制洋枪洋炮，聘请洋人训练淮军。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淮军的近代化也日趋全面、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淮军近代化发生和深入的前提条件。

淮军的近代化，与淮军进驻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淮军到上海之前，上海地区已有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等参与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到上海后，多次与英法驻军磋商防守事宜，淮军也奉命与英、法军以及常胜军共同对太平军作战。在这种频繁而密切的合作中，淮军受到外军的极大影响。在与英、法军由南翔进攻嘉定太平军的战斗中，李鸿章看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则靡”，惊叹“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因此密令淮军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4]。英国侵华舰队司令何伯，亦趁机反复给李鸿章讲述军队操练的重要性，使李感到外国军队“战胜攻取，固由枪炮之精，亦由纪律之严”[5]。以后，李鸿章到英、法军舰上“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因此，“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将士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6]。于是，李鸿章笼络常胜军统领华尔，托他代购洋枪洋炮，并请外国铁匠制造炮弹。可见，上海的优越环境是淮军近代化迅速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鸿章及淮军将领对淮军近代化的发生与深化曾起重要作用。李鸿章到上海后，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有所认识。同治三年，他曾给陈廷经写信，说此时他“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7]。可以说，在当时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军队近代化问题上，李鸿章的认识要高于当时的其他清军将帅。八旗、绿营那些因循守旧的将帅且不论，即如同任封疆大吏的勇营领袖曾国藩、左宗棠等，也较逊色。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就已在其水师装备洋炮。但到同治元年，曾国藩写信给蔡应嵩时还说：“鄙意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每戒舍弟不必多用洋枪，而少荃到上海，复盛称洋枪之利，舍弟亦难免习俗之见，开此风气，殊非所欲。”[8]在镇压捻军时，曾国藩对“淮军好用开花炮”的效果表示怀疑，而建议李鸿章“悉心体察，应否去大炮而加长矛”[9]。左宗棠在闽浙镇压太平军时曾致力于练兵活动，但直到同治九年他还认为，作战“宜参用中国之人扛劈山炮架放短劈山炮乃为尽力”，“辅以洋枪，护以刀矛”[10]。他们的思想，确与李鸿章的认识有一定的差距。

淮军的近代化，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清军。咸丰十一年，沿海各地清军奉命陆续开始聘洋人，用洋枪练兵。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在一个奏折中说：

“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11]在另一个奏折中说：“练兵一事，惟江苏一省实力举行，尚得其力”[12]。对李鸿章在江苏的练兵活动以及淮军的近代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清末军队近代化的过程中，淮军走在前头，因而成了当时其他清军效法的榜样。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奏请在八旗、京营火器营中选派官兵48名，到江苏李鸿章的淮军中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制器，得到同治帝的谕允。左宗棠也曾请淮军将领郭松林、杨鼎勋派弁勇10余人，到他所率领的湘军中教练开花炮。曾国藩奉命镇压捻军时新招募的3000湘军，也仿淮军组建成洋枪队；并请淮军将领吴长庆到湘军中教练使用洋枪和新式阵法。同治九年清廷发布上谕，“直隶天津、江苏上海及刘铭传军营，均练习枪队、炮队，步伐尚为整齐，号令尚为严肃。其教演之法，著各该省自行咨取章程照办，总期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13]刘铭传部是淮军中的佼佼者，各地练兵，都依刘部的练兵章程组织实施。李鸿章接管直隶的练军后，先后派淮军将领前去任职，并给练军装备洋枪，按淮军操法训练。各省的练军又纷纷仿直隶练军，装备洋枪，用洋操训练，清廷对淮军的近代化高度信赖，动辄令李鸿章从淮军中给其他省份派员教练、调拨枪械。可见，淮军的近代化对当时各地清军均有较大影响。

清末新军的近代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淮军的影响。新军中最早采用新式操法训练的，有直隶武毅军、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抚标护军。武毅军是淮军将领聂士成就直隶驻防淮军内选练马步30营，仿德国军制编成的；新建陆军是淮军将领袁世凯，在另一淮军将领胡燏棻所编定武军的基础上编成的；湖北抚标护军由张之洞仿直隶武毅军编成的。上述新军均雇德国军官和津、粤武备学堂的学生充当教习，用德国最新操法进行训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下令各省改用新法练兵，各省教官“于北由新建陆军、于南由自强军派往”[14]。至此，清末军队完全成为用新式武器装备和用新式方法训练的近代化军队，结束了数千年来使用弓箭刀矛的历史。

诚然，作为一支勇营军队，淮军的近代化本身有着很大的局限，诸如它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并蓄，军队编制仍很落后，武器装备的繁杂不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限制了它向更全面更系统的近代化方向发展，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淮军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的军事科学、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军事制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军在中国军队由封建的八旗、绿营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军过渡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李鸿章于清同治元年（1862年）创办的一支勇营军队——淮军，在中国近代社会存在近40年，并深为清王朝所倚重，究其原因，除诸种社会历史因素之外，它本身的近代化（或称“西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就淮军近代化问题略抒浅见。

淮军的近代化，包括武器装备、组织编制、训练教育等方面，其中以武器装备近代化为先。

淮军成军时，一切均仿湘军，武器装备主要为大刀、长矛、小枪（鸟铳）、抬枪、劈山炮等旧式兵器。同治元年八月（1862年9月），淮军进驻上海还不到五个月，李鸿章就已令淮军各营添练洋枪小队，共有洋枪千杆。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淮军装备洋枪的数量不断增多。同治三年五月，李鸿章称：淮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1．5万人，洋枪万余支，刘铭传所部7000余人，洋枪4000支。在镇压捻军起义时，淮军陆师5万余人，约有洋枪4万杆，摒弃了旧式兵器的大部，而装备近代西洋枪炮。以后，淮军所装备的西洋武器，也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更新而更新。洋枪由前膛更新为后膛；洋炮则由前膛短炸炮更新为长炸炮、后膛钢炮。

淮军的新式武器装备，最初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购自外洋。但是，向外洋购买价格昂贵，又缓不济急。因此，在向外洋购买的同时，开始自设局厂制造新式军火，首先制造新式军火的兵工厂，有上海的三个炸弹（炮弹）局，统称“上海炸弹三局”，分别由英国人马格理、淮军将领丁日昌、韩殿甲负责，用机器制造开花炮弹。淮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把由英人负责的上海炸弹局迁至该地，并购买机器设备，成立苏州洋炮局，每周可生产1500至2000发枪弹和炮弹。同治四年五月，李鸿章在丁日昌、韩殿甲两炮局的基础上，又购买了美国的机器设备，组建了规模更大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生产的新式军火种类繁多，有西式前膛来福枪、林明敦边针枪、林明敦中针枪、黎意兵枪、快到新枪，九磅子前膛炮、阿姆斯脱郎800磅大炮、100磅至380磅大炮，以及各种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等。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把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为金陵制造局，制造各种枪炮子弹等。同治九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即接管由通商大臣崇厚督办的天津机器局，并加以扩大。以上几个兵工厂全部采用大机器生产，所制造的各种新式武器、弹药，全部或部分供应淮军，使其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有了基本保证。

淮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在组织编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洋枪队的增设。淮军初起，以营为单位，每营由刀矛、小枪、抬枪、劈山炮等队混编。同治元年八月，淮军各营已编配洋枪小队；淮军程学启部于十月还组建了洋枪营。这在当时已算是一种新式编制。其次，是炮队的编成。同治三年五月，淮军由程学启和刘铭传所部炮队，组建成专门的炮兵部队。旋又接管常胜军炮队600人。次年，淮军共组建开花炮队四营，均装备了开花炸炮。到光绪三年（1877年）淮军仿德国炮兵营制，组建新式炮队19营，装备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114尊。第三，淮军增编了名为“长夫”的“工程兵”。长夫之制本于湘军，每营设180人，承担搬运弹药、军装、抬枪、劈山炮等杂役。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淮军的长夫则主要担负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务，与西方早期的工程兵相似。此外，淮军中编有骑兵部队。骑兵虽属清军旧有建制，但淮军的骑兵已与旧式骑兵不同，弁兵皆装备双响短洋枪。

淮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必然导致采用先进的训练方法。淮军刚到上海，李鸿章就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之法”。随后，淮军将领刘铭传聘请一名法国军官，在营中教练施放洋枪。从同治二年开始，李鸿章便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到光绪十年，李鸿章又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选雇德军退伍军官24人来华，到淮军各营教练枪炮技艺和西方战阵新法。同时，又派淮军将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入武学院学习德国最新枪法、操法、设伏、绘图、布阵等军事技术。他们学成回国后，即担任淮军的军事教官。

新式训练需要大批掌握新式军事技术的教育人才，为此，淮军积极推行新式军事教育。李鸿章除派淮军部分将弁出国留学外，还自行创设军事学堂。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仿照西方军事学院之制设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10余人为教官，挑选淮军弁兵入堂学习。学堂设置的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生除完成专业课程外，每天还要操练炮队、步队、工兵队及分合阵法。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传授所学军事技术。军事学堂的设立，对于新式军事技术的普及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淮军其他方面近代化的深入发展。

淮军的近代化之所以发生和不断深入，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清朝统治者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开始惊醒过来。面对西方的武力挑战，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刀矛弓箭与枪炮船舰的差距，提出效法西方以求“自强”。咸丰十年，奕?等人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敌自不虞溃散”[1]。在奕?的倡导下，作为洋务运动早期主要内容之一的练兵活动，在沿海地区逐渐开展起来。次年，通商大臣崇厚首先在天津聘请英人教练绿营兵丁使用洋枪，总理衙门亦派京旗兵丁赴天津接受训练。同治元年六月，奕?等给上海、福州督抚将军寄去天津练兵章程，令其仿照天津情形，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兵丁。两广总督劳崇光也奉命于八月聘请英人训练广州旗、绿各营兵丁。请洋人，用洋枪的练兵活动渐趋高涨。

在上海地区镇压太平军的淮军，自然被卷入到这个练兵活动之中，淮军到上海不久，李鸿章就接到清廷上谕：“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牢笼，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该署抚不妨多为教演，以鼓舞洋人”[2]同治元年，总理衙门两次函令李鸿章“练中国兵，用外国法”[3]。于是，李鸿章大办洋务，大量购制洋枪洋炮，聘请洋人训练淮军。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淮军的近代化也日趋全面、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淮军近代化发生和深入的前提条件。

淮军的近代化，与淮军进驻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淮军到上海之前，上海地区已有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等参与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到上海后，多次与英法驻军磋商防守事宜，淮军也奉命与英、法军以及常胜军共同对太平军作战。在这种频繁而密切的合作中，淮军受到外军的极大影响。在与英、法军由南翔进攻嘉定太平军的战斗中，李鸿章看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则靡”，惊叹“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因此密令淮军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4]。英国侵华舰队司令何伯，亦趁机反复给李鸿章讲述军队操练的重要性，使李感到外国军队“战胜攻取，固由枪炮之精，亦由纪律之严”[5]。以后，李鸿章到英、法军舰上“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因此，“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将士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6]。于是，李鸿章笼络常胜军统领华尔，托他代购洋枪洋炮，并请外国铁匠制造炮弹。可见，上海的优越环境是淮军近代化迅速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鸿章及淮军将领对淮军近代化的发生与深化曾起重要作用。李鸿章到上海后，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有所认识。同治三年，他曾给陈廷经写信，说此时他“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7]。可以说，在当时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军队近代化问题上，李鸿章的认识要高于当时的其他清军将帅。八旗、绿营那些因循守旧的将帅且不论，即如同任封疆大吏的勇营领袖曾国藩、左宗棠等，也较逊色。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就已在其水师装备洋炮。但到同治元年，曾国藩写信给蔡应嵩时还说：“鄙意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每戒舍弟不必多用洋枪，而少荃到上海，复盛称洋枪之利，舍弟亦难免习俗之见，开此风气，殊非所欲。”[8]在镇压捻军时，曾国藩对“淮军好用开花炮”的效果表示怀疑，而建议李鸿章“悉心体察，应否去大炮而加长矛”[9]。左宗棠在闽浙镇压太平军时曾致力于练兵活动，但直到同治九年他还认为，作战“宜参用中国之人扛劈山炮架放短劈山炮乃为尽力”，“辅以洋枪，护以刀矛”[10]。他们的思想，确与李鸿章的认识有一定的差距。

淮军的近代化，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清军。咸丰十一年，沿海各地清军奉命陆续开始聘洋人，用洋枪练兵。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在一个奏折中说：

“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11]在另一个奏折中说：“练兵一事，惟江苏一省实力举行，尚得其力”[12]。对李鸿章在江苏的练兵活动以及淮军的近代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清末军队近代化的过程中，淮军走在前头，因而成了当时其他清军效法的榜样。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奏请在八旗、京营火器营中选派官兵48名，到江苏李鸿章的淮军中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制器，得到同治帝的谕允。左宗棠也曾请淮军将领郭松林、杨鼎勋派弁勇10余人，到他所率领的湘军中教练开花炮。曾国藩奉命镇压捻军时新招募的3000湘军，也仿淮军组建成洋枪队；并请淮军将领吴长庆到湘军中教练使用洋枪和新式阵法。同治九年清廷发布上谕，“直隶天津、江苏上海及刘铭传军营，均练习枪队、炮队，步伐尚为整齐，号令尚为严肃。其教演之法，著各该省自行咨取章程照办，总期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13]刘铭传部是淮军中的佼佼者，各地练兵，都依刘部的练兵章程组织实施。李鸿章接管直隶的练军后，先后派淮军将领前去任职，并给练军装备洋枪，按淮军操法训练。各省的练军又纷纷仿直隶练军，装备洋枪，用洋操训练，清廷对淮军的近代化高度信赖，动辄令李鸿章从淮军中给其他省份派员教练、调拨枪械。可见，淮军的近代化对当时各地清军均有较大影响。

清末新军的近代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淮军的影响。新军中最早采用新式操法训练的，有直隶武毅军、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抚标护军。武毅军是淮军将领聂士成就直隶驻防淮军内选练马步30营，仿德国军制编成的；新建陆军是淮军将领袁世凯，在另一淮军将领胡燏棻所编定武军的基础上编成的；湖北抚标护军由张之洞仿直隶武毅军编成的。上述新军均雇德国军官和津、粤武备学堂的学生充当教习，用德国最新操法进行训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下令各省改用新法练兵，各省教官“于北由新建陆军、于南由自强军派往”[14]。至此，清末军队完全成为用新式武器装备和用新式方法训练的近代化军队，结束了数千年来使用弓箭刀矛的历史。

诚然，作为一支勇营军队，淮军的近代化本身有着很大的局限，诸如它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并蓄，军队编制仍很落后，武器装备的繁杂不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限制了它向更全面更系统的近代化方向发展，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淮军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的军事科学、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军事制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军在中国军队由封建的八旗、绿营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军过渡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1862年，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又出现了一支凶悍的地主武装，这就是李鸿章的淮军。淮军是曾国藩的湘军扩张的产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展壮大，并成为扼杀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力量；之后，又成为绞杀捻军起义的主力军。随着淮军的日益强盛，其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的政治权力越来越膨胀，淮军由地主军事武装组织逐渐演变为左右时局的政治集团，不仅担负着当时军事和国防的重任，而且影响到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支撑了晚清四十年的局面，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
一、李鸿章和淮军的崛起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2月出生于安徽合肥。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及第后入翰林院，开始仕途生涯。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并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向长江中下游挺进。1853年3月，攻克金陵，更名天京，定都于此。清廷震惊，命周围各省在籍大臣举办团练，配合绿营军（清朝中央的正规军）与太平军作战。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奉命随同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此时，已在长沙举办本省团练的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抓住当时紧张局势，编练成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湘军在军事上步步得势，人数在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各地主武装中最强大的一支。在皖乡，李鸿章因与太平军作战功绩卓著而受到朝廷封赏，也因此为众人所忌，“无所就，乃弃去”，于1858年投身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湘军的一员。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清政府赖以抵御太平军、屏障苏沪的江南大营被攻破，软差大臣和春战败而亡，绿营军主力瓦解。于是，羽翼已丰的湘军便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唯一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总揽军权，湘军得以迅速扩充。
是时，太平军连克江苏、浙江等地城池，直捣杭州，威逼上海，清军孤守镇江，形势危急。清政府令曾国藩派兵援驻镇江，而惶恐不安的上海官绅也派代表赴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湘军虽然实力很强，但要应付江南四省的战局，仍感兵力不足。但出兵东援苏沪，既可以造成湘军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又可以直接控制苏沪的饷源，保证每月可得白银十万两接济湘军，以补军饷之不足。这对湘军的扩张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曾国藩经过慎重考虑，同意出兵救援。但在组建援沪之师的人选上，却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让李鸿章担此重任，回家乡招募新勇。李鸿章之所以深得曾国藩的信任，成为湘军扩张营伍的人选，一是他与曾国藩不同寻常的关系。李鸿章之父文安与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同榜进士，又同为京官，结为世交。李鸿章1844年中举后即入曾国藩门下，一直以师事曾国藩。二是李鸿章入曾氏幕府之后，由于他翰林出身的背景，以及他在皖乡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和功绩，深得曾国藩的赏识，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国藩认为他“才可大用”，保奏留在幕中，协理军务。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李鸿章把组建自己的勇营，救援苏沪，作为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转机与进阶。他回到家乡庐州，尽心竭力，快速组建了一支由旧有团练为主的地主武装——共计十三个营，六千五百人。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因为这支队伍主要是从淮河流域招募的，所以叫“淮勇”（“勇”以区别于清朝国家的正规军），史称淮军。
1862年4月至6月，上海官绅雇用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全部运抵上海，淮军开始了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从此，淮军及其创建者李鸿章开始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崛起。
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
淮军抵沪后，一切都按李鸿章的部署进行着。此时，李鸿章已授理江苏巡抚之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地位日渐巩固。
淮军也在积极扩充，因为十三营的兵力实在难以支撑当时的战局。李鸿章通过回皖乡招募、改编前江苏巡抚薛焕所部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降众等方式积极扩充营伍，新增营头达三十多个。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加紧“练兵练器”，全面提高淮军的作战能力。淮军初至上海时，洋人见淮军衣装朴陋，辄“笑指为乞丐”。李鸿章曰：“兵贵能战，非徒饰观？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清史稿·李鸿章传》卷410）1862年6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等地经过苦战，接连获捷，捕杀太平军三千余人。于是，洋人对李鸿章大加叹服，皆“以拇指示之”。
李鸿章还勾结英法干涉军以及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常胜军（即洋枪队），与淮军联手对付太平军。他亲眼目睹了洋枪洋炮的神奇，不惜重金购买洋枪洋炮武装淮军，并聘请外国军官教练淮军。淮军的装备很快精良起来，战斗力也大为提高。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李鸿章采取了“用沪平吴”的战略。他首先加强了对上海的防御，使太平军难以挺进淞沪，继而攻击其周围地区，配合湘军作战。淮军从1862年3月创建至1864年7月先后收复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城池有南汇、江阴、无锡、苏州、宜兴、溧阳、嘉兴、常州、平湖、海盐、长兴、湖州、广德等二十多个府州县，杀戮和诱降了大批太平军将士，大大削弱了太平军有生力量，对湘军攻陷天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朝廷在“论功行赏”时，封李鸿章为一等肃毅伯，并赏戴双眼花翎。
淮军以十三营的兵力进驻上海，至天京陷落时，全军已发展成为一支近一百二十营，六七万人的强大武装。之后，淮军又成为清政府“剿捻”的主力。
捻军是活动在皖北、鲁西南等地的农民武装。起初规模不是很大，1855年，各路捻军会合后，势力逐渐强盛。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捻军成为最活跃、最有力量的抗清武装。1865年5月，赖文光指挥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了清朝的主力军队，主帅、软差大臣僧格林沁战死。清朝廷大为震撼，命曾国藩为软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此时，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大部分已经裁撤了，因此“剿捻”的主要兵力是淮军。曾国藩的八万“剿捻”大军中有六万是配有洋枪洋炮、装备精良的淮军。
由于淮军一直听命于李鸿章，以致曾国藩调动指挥起来不能得心应手。1866年秋末，捻军突破曾国藩的防线，湘淮军一蹶不振。之后，捻军兵分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帮率领的一支，在山东和中原一带作战，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联合回民军在陕、甘一带成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国。同年年底，清朝廷改授李鸿章为软差大臣，专办“剿捻”。李鸿章亲临指挥，呼风唤雨，游刃有余。他妥善解决了淮军的粮饷供应问题，并借鉴曾国藩“剿捻”的经验，实行“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作战方针。这样，从1866年12月李鸿章领命到1868年1月赖文光被害，仅一年一个月的时间，东捻军就被淮军镇压下去了。
在剿杀西捻军时，淮军遭到张宗禹率部的顽强抵抗，加之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战略上的分歧，一时进攻受阻。然而天公帮了淮军的大忙，五月中旬以后，黄河水暴涨，形成天然防线，捻军受到致命威胁，淮军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八月，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投水而死。李鸿章的淮军“剿捻”大获成功。此时，淮军达到鼎盛，兵力达七万多人。
三、从军事武装到政治集团
根据清代制度和惯例，无论何种军事行动，一旦战争任务完成，八旗必须遣返防地，绿营必须遣返汛地，团勇则须解散归农，统兵将帅则各归建制。然而，自僧格林沁战死后，清朝廷已派遣不出领兵大将，而国家正规军又不足依恃，因此，淮军在“剿捻”后虽然有所裁撤，但仍是保卫国家的重要力量。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更是长期防守北疆的门户，担负国防重任。我们来粗略看看淮军布防与作战情况：
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八年(1882)，淮军所防区域为直隶、保定、天津、山东、江苏、吴淞海口、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约四五万人；1884年中法战争时，布防北洋及经扩充分防各地的淮军共有一百三十二营；1894年中日战争时，淮军增扩至一百四十六营。战后虽大量削减，留防南北洋的淮军尚有六十三营。1898年大练新军时，裁为二十营，而这二十营的淮军仍然成为1900年与八国联军之役的首当其冲者。淮军在巩固国防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之后，保卫国家的重任被袁世凯的新式陆军所取代，淮军的历史使命才宣告完结。
清政府正是依靠淮军这样一支武装安内攘外，防患固本。而淮军的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也正是凭借自己掌握的兵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李鸿章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他的戎马、封疆、洋务都与他一手创建的淮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他1870年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要职，也正是手中掌有重兵之权。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人选必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统兵大权和才能，能够确保京师安全；二是具有应对外交的经验和能力。李鸿章就任此职后权力极度膨胀，“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刘体智《异辞录》卷二，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随着李鸿章的权势日趋显赫，淮军已从军事武装演变成为势力强大的政治集团。
“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秦钟简《请罢斥李鸿章片》）的李鸿章，积极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巩固淮系集团的政治地位。他“任人唯亲”，重用亲属，提拔部属乡里，“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其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都是淮籍人。又如，李鸿章格外看重的北洋海军，也用老乡丁汝昌作统帅。本来海军提督必须具有多年领兵经验，并深谙西洋海战者才能胜任，而丁汝昌对军舰、海战茫然无知。这也是导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失利的原因之一。李鸿章深知政治集团内部团结和稳定的重要性，利用宗族、姻亲、同年、师生等关系，紧密淮系将领间、将弁音、幕僚间的联系，比如张树声与树珊、树屏为兄弟关系，张遇春与子志邦、侄志鳌为父子叔侄关系等。李鸿章还仿恩师曾国藩建立军幕，使之成为许多人获取政治地位的途径，由此而攀致高位。幕府僚臣中丁日昌、王凯泰、郭嵩焘、钱鼎铭、倪文尉、刘瑞芬、刘郇膏、李元华等都官至巡抚，而郭柏荫、周馥位至总督。
李鸿章还想方设法笼络当时在政治上、社会上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士，扩展淮系集团的政治影响。李鸿藻是同治帝的师傅，后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用他与栾＠①联手来牵制奕＠②与李鸿章的势力。李鸿藻和他的老乡直隶人张佩纶、张之洞都是当时有名的“清流派”的头目，他们议论时政，左右舆论。当张佩纶因马江战败，被夺职遣戍三年回来以后，李鸿章把爱女菊耦许配给他为妻。时菊耦刚过二十，而他已年满四旬，且系三娶。李鸿章择他为婿，表面是用其才，实际上是想借他疏通李鸿藻。
淮系集团的影响力还渗透到晚清的外交、文化教育、工业经济等许多方面。“李鸿章生平事业，就其个人而言，以淮军为重要；就国家而言，则以外交为最重要，其次则为海防设施，又次则为工业建设”（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第384页）。在文化教育方面，李鸿章为首的淮系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建立新式学堂、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工业经济方面，淮系洋务派除了发展军事工业外，还积极兴办民用企业。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李鸿章奏设的第一个棉纺织工厂；中国最早的电报、铁路也是淮系最先倡办的。在外交事务方面，“李鸿章主持外交海防，一身系国家安危，所承担者是国家的大利大害，亦即清室政权的命运”（同上）。李鸿章早在淮军抵沪后就开始与外国人接触，在以后的戎马和政治外交生涯中，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洋人、了解洋人。他被公认是当时最能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具外交能力的人，以至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他曾出使俄、英、德、法、美、荷、比等欧美国家，多次代表清政府主持与外国侵略者的谈判。1900年7月，已近八旬的李鸿章又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和谈。是擅长外交也好，丧权辱国也罢，李鸿章无疑是当时国际外交上的风云人物。
当然，淮系集团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淮系集团本身，而在于通过淮系集团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汉人在朝廷的政治地位。在清政府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满汉畛域之见，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官员在文化上利用，在政治上可能也予以尊宠，但绝不授以左右时政的权位，更没有让汉人掌握过兵权。直到太平天国革命时，赖以镇压太平军的绿营军主力瓦解，清朝廷才不得不借助当时势力正强盛的湘军去镇压太平军，于是湘军的统领曾国藩才成为第一个掌握重要兵权的汉人。之后，清政府赖以“剿捻”的领兵大将僧格林沁战死，才使得淮军成为清政府可以依恃的力量，李鸿章也才可能成为又一位掌握重兵之权的汉人。曾国藩、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勃兴，标志着满汉之间矛盾的淡化，标志着清朝的权力中心由朝廷而向官员大臣尤其是汉族官员下移。但曾国藩因病故而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李鸿章“坐镇津门”达二三十年之久，其影响自然是曾氏所不及。“凡所指置，足奠邦基。……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安内攘外，声望极一时之盛”（刘体智《异辞录》卷二，见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第393页）。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赏戴其三眼花翎，这是汉人享受到的最高尊宠，即便满族大员也仅三四人获此荣耀。
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崛起并活跃在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满汉矛盾乃至君臣之间的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从军事而至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清史稿·李鸿章传》对李鸿章有如下评论：“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汉畛域之见，真正确立了汉人的政治地位，也为康梁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政治基础。淮系的晚出者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凭手中掌握的北洋军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戍变法”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治都是李鸿章和淮军影响的继续。

1862年，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又出现了一支凶悍的地主武装，这就是李鸿章的淮军。淮军是曾国藩的湘军扩张的产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展壮大，并成为扼杀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力量；之后，又成为绞杀捻军起义的主力军。随着淮军的日益强盛，其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的政治权力越来越膨胀，淮军由地主军事武装组织逐渐演变为左右时局的政治集团，不仅担负着当时军事和国防的重任，而且影响到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支撑了晚清四十年的局面，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
一、李鸿章和淮军的崛起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2月出生于安徽合肥。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及第后入翰林院，开始仕途生涯。
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并以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向长江中下游挺进。1853年3月，攻克金陵，更名天京，定都于此。清廷震惊，命周围各省在籍大臣举办团练，配合绿营军（清朝中央的正规军）与太平军作战。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奉命随同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此时，已在长沙举办本省团练的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抓住当时紧张局势，编练成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湘军在军事上步步得势，人数在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各地主武装中最强大的一支。在皖乡，李鸿章因与太平军作战功绩卓著而受到朝廷封赏，也因此为众人所忌，“无所就，乃弃去”，于1858年投身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湘军的一员。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清政府赖以抵御太平军、屏障苏沪的江南大营被攻破，软差大臣和春战败而亡，绿营军主力瓦解。于是，羽翼已丰的湘军便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唯一可以依靠的主要力量。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总揽军权，湘军得以迅速扩充。
是时，太平军连克江苏、浙江等地城池，直捣杭州，威逼上海，清军孤守镇江，形势危急。清政府令曾国藩派兵援驻镇江，而惶恐不安的上海官绅也派代表赴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湘军虽然实力很强，但要应付江南四省的战局，仍感兵力不足。但出兵东援苏沪，既可以造成湘军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又可以直接控制苏沪的饷源，保证每月可得白银十万两接济湘军，以补军饷之不足。这对湘军的扩张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曾国藩经过慎重考虑，同意出兵救援。但在组建援沪之师的人选上，却斟酌再三，最后决定让李鸿章担此重任，回家乡招募新勇。李鸿章之所以深得曾国藩的信任，成为湘军扩张营伍的人选，一是他与曾国藩不同寻常的关系。李鸿章之父文安与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同榜进士，又同为京官，结为世交。李鸿章1844年中举后即入曾国藩门下，一直以师事曾国藩。二是李鸿章入曾氏幕府之后，由于他翰林出身的背景，以及他在皖乡办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的经验和功绩，深得曾国藩的赏识，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曾国藩认为他“才可大用”，保奏留在幕中，协理军务。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李鸿章把组建自己的勇营，救援苏沪，作为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转机与进阶。他回到家乡庐州，尽心竭力，快速组建了一支由旧有团练为主的地主武装——共计十三个营，六千五百人。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营、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因为这支队伍主要是从淮河流域招募的，所以叫“淮勇”（“勇”以区别于清朝国家的正规军），史称淮军。
1862年4月至6月，上海官绅雇用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全部运抵上海，淮军开始了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从此，淮军及其创建者李鸿章开始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崛起。
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
淮军抵沪后，一切都按李鸿章的部署进行着。此时，李鸿章已授理江苏巡抚之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地位日渐巩固。
淮军也在积极扩充，因为十三营的兵力实在难以支撑当时的战局。李鸿章通过回皖乡招募、改编前江苏巡抚薛焕所部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降众等方式积极扩充营伍，新增营头达三十多个。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加紧“练兵练器”，全面提高淮军的作战能力。淮军初至上海时，洋人见淮军衣装朴陋，辄“笑指为乞丐”。李鸿章曰：“兵贵能战，非徒饰观？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清史稿·李鸿章传》卷410）1862年6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徐家汇等地经过苦战，接连获捷，捕杀太平军三千余人。于是，洋人对李鸿章大加叹服，皆“以拇指示之”。
李鸿章还勾结英法干涉军以及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常胜军（即洋枪队），与淮军联手对付太平军。他亲眼目睹了洋枪洋炮的神奇，不惜重金购买洋枪洋炮武装淮军，并聘请外国军官教练淮军。淮军的装备很快精良起来，战斗力也大为提高。
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李鸿章采取了“用沪平吴”的战略。他首先加强了对上海的防御，使太平军难以挺进淞沪，继而攻击其周围地区，配合湘军作战。淮军从1862年3月创建至1864年7月先后收复了被太平军占领的城池有南汇、江阴、无锡、苏州、宜兴、溧阳、嘉兴、常州、平湖、海盐、长兴、湖州、广德等二十多个府州县，杀戮和诱降了大批太平军将士，大大削弱了太平军有生力量，对湘军攻陷天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朝廷在“论功行赏”时，封李鸿章为一等肃毅伯，并赏戴双眼花翎。
淮军以十三营的兵力进驻上海，至天京陷落时，全军已发展成为一支近一百二十营，六七万人的强大武装。之后，淮军又成为清政府“剿捻”的主力。
捻军是活动在皖北、鲁西南等地的农民武装。起初规模不是很大，1855年，各路捻军会合后，势力逐渐强盛。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捻军成为最活跃、最有力量的抗清武装。1865年5月，赖文光指挥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了清朝的主力军队，主帅、软差大臣僧格林沁战死。清朝廷大为震撼，命曾国藩为软差大臣赴山东督师“剿捻”。此时，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大部分已经裁撤了，因此“剿捻”的主要兵力是淮军。曾国藩的八万“剿捻”大军中有六万是配有洋枪洋炮、装备精良的淮军。
由于淮军一直听命于李鸿章，以致曾国藩调动指挥起来不能得心应手。1866年秋末，捻军突破曾国藩的防线，湘淮军一蹶不振。之后，捻军兵分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帮率领的一支，在山东和中原一带作战，为东捻军；由张宗禹率领的一支，联合回民军在陕、甘一带成为犄角之势，称为西捻国。同年年底，清朝廷改授李鸿章为软差大臣，专办“剿捻”。李鸿章亲临指挥，呼风唤雨，游刃有余。他妥善解决了淮军的粮饷供应问题，并借鉴曾国藩“剿捻”的经验，实行“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作战方针。这样，从1866年12月李鸿章领命到1868年1月赖文光被害，仅一年一个月的时间，东捻军就被淮军镇压下去了。
在剿杀西捻军时，淮军遭到张宗禹率部的顽强抵抗，加之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战略上的分歧，一时进攻受阻。然而天公帮了淮军的大忙，五月中旬以后，黄河水暴涨，形成天然防线，捻军受到致命威胁，淮军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八月，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投水而死。李鸿章的淮军“剿捻”大获成功。此时，淮军达到鼎盛，兵力达七万多人。
三、从军事武装到政治集团
根据清代制度和惯例，无论何种军事行动，一旦战争任务完成，八旗必须遣返防地，绿营必须遣返汛地，团勇则须解散归农，统兵将帅则各归建制。然而，自僧格林沁战死后，清朝廷已派遣不出领兵大将，而国家正规军又不足依恃，因此，淮军在“剿捻”后虽然有所裁撤，但仍是保卫国家的重要力量。1870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更是长期防守北疆的门户，担负国防重任。我们来粗略看看淮军布防与作战情况：
同治九年(1870)至光绪八年(1882)，淮军所防区域为直隶、保定、天津、山东、江苏、吴淞海口、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约四五万人；1884年中法战争时，布防北洋及经扩充分防各地的淮军共有一百三十二营；1894年中日战争时，淮军增扩至一百四十六营。战后虽大量削减，留防南北洋的淮军尚有六十三营。1898年大练新军时，裁为二十营，而这二十营的淮军仍然成为1900年与八国联军之役的首当其冲者。淮军在巩固国防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之后，保卫国家的重任被袁世凯的新式陆军所取代，淮军的历史使命才宣告完结。
清政府正是依靠淮军这样一支武装安内攘外，防患固本。而淮军的创建者和统领李鸿章也正是凭借自己掌握的兵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李鸿章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他的戎马、封疆、洋务都与他一手创建的淮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他1870年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要职，也正是手中掌有重兵之权。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人选必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统兵大权和才能，能够确保京师安全；二是具有应对外交的经验和能力。李鸿章就任此职后权力极度膨胀，“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最巨”（刘体智《异辞录》卷二，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随着李鸿章的权势日趋显赫，淮军已从军事武装演变成为势力强大的政治集团。
“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秦钟简《请罢斥李鸿章片》）的李鸿章，积极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巩固淮系集团的政治地位。他“任人唯亲”，重用亲属，提拔部属乡里，“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其兄李瀚章官至湖广总督，曾积极协助他筹建海防；部下张树声曾为两广总督，并在李鸿章丁忧期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铭传为第一任台湾巡抚；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潘鼎新为云南、广西巡抚。他们都是淮籍人。又如，李鸿章格外看重的北洋海军，也用老乡丁汝昌作统帅。本来海军提督必须具有多年领兵经验，并深谙西洋海战者才能胜任，而丁汝昌对军舰、海战茫然无知。这也是导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失利的原因之一。李鸿章深知政治集团内部团结和稳定的重要性，利用宗族、姻亲、同年、师生等关系，紧密淮系将领间、将弁音、幕僚间的联系，比如张树声与树珊、树屏为兄弟关系，张遇春与子志邦、侄志鳌为父子叔侄关系等。李鸿章还仿恩师曾国藩建立军幕，使之成为许多人获取政治地位的途径，由此而攀致高位。幕府僚臣中丁日昌、王凯泰、郭嵩焘、钱鼎铭、倪文尉、刘瑞芬、刘郇膏、李元华等都官至巡抚，而郭柏荫、周馥位至总督。
李鸿章还想方设法笼络当时在政治上、社会上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士，扩展淮系集团的政治影响。李鸿藻是同治帝的师傅，后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用他与栾＠①联手来牵制奕＠②与李鸿章的势力。李鸿藻和他的老乡直隶人张佩纶、张之洞都是当时有名的“清流派”的头目，他们议论时政，左右舆论。当张佩纶因马江战败，被夺职遣戍三年回来以后，李鸿章把爱女菊耦许配给他为妻。时菊耦刚过二十，而他已年满四旬，且系三娶。李鸿章择他为婿，表面是用其才，实际上是想借他疏通李鸿藻。
淮系集团的影响力还渗透到晚清的外交、文化教育、工业经济等许多方面。“李鸿章生平事业，就其个人而言，以淮军为重要；就国家而言，则以外交为最重要，其次则为海防设施，又次则为工业建设”（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第384页）。在文化教育方面，李鸿章为首的淮系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建立新式学堂、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工业经济方面，淮系洋务派除了发展军事工业外，还积极兴办民用企业。比如，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李鸿章奏设的第一个棉纺织工厂；中国最早的电报、铁路也是淮系最先倡办的。在外交事务方面，“李鸿章主持外交海防，一身系国家安危，所承担者是国家的大利大害，亦即清室政权的命运”（同上）。李鸿章早在淮军抵沪后就开始与外国人接触，在以后的戎马和政治外交生涯中，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洋人、了解洋人。他被公认是当时最能与外国人打交道、最具外交能力的人，以至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他曾出使俄、英、德、法、美、荷、比等欧美国家，多次代表清政府主持与外国侵略者的谈判。1900年7月，已近八旬的李鸿章又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和谈。是擅长外交也好，丧权辱国也罢，李鸿章无疑是当时国际外交上的风云人物。
当然，淮系集团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淮系集团本身，而在于通过淮系集团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了汉人在朝廷的政治地位。在清政府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满汉畛域之见，清朝的统治者对汉族官员在文化上利用，在政治上可能也予以尊宠，但绝不授以左右时政的权位，更没有让汉人掌握过兵权。直到太平天国革命时，赖以镇压太平军的绿营军主力瓦解，清朝廷才不得不借助当时势力正强盛的湘军去镇压太平军，于是湘军的统领曾国藩才成为第一个掌握重要兵权的汉人。之后，清政府赖以“剿捻”的领兵大将僧格林沁战死，才使得淮军成为清政府可以依恃的力量，李鸿章也才可能成为又一位掌握重兵之权的汉人。曾国藩、李鸿章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勃兴，标志着满汉之间矛盾的淡化，标志着清朝的权力中心由朝廷而向官员大臣尤其是汉族官员下移。但曾国藩因病故而过早地离开了政治舞台，李鸿章“坐镇津门”达二三十年之久，其影响自然是曾氏所不及。“凡所指置，足奠邦基。……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安内攘外，声望极一时之盛”（刘体智《异辞录》卷二，见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第393页）。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赏戴其三眼花翎，这是汉人享受到的最高尊宠，即便满族大员也仅三四人获此荣耀。
李鸿章和他的淮军崛起并活跃在晚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满汉矛盾乃至君臣之间的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历史时期，从军事而至政治、外交、文化、经济，维系着清政府的命运。《清史稿·李鸿章传》对李鸿章有如下评论：“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从根本上动摇了满汉畛域之见，真正确立了汉人的政治地位，也为康梁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政治基础。淮系的晚出者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凭手中掌握的北洋军镇压资产阶级革命，维护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戍变法”及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治都是李鸿章和淮军影响的继续。

中文名称: 淮军
发生时间: 1861年—1884年
所属年代: 清代
发生地点: 上海 南京 广西
事件介绍

淮军

晚清在曾国藩指使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淮军出于湘军。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向上海进军，上海清军不能作战，英国侵略军增兵又未到。时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驻安庆，上海地方官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画，即命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招募淮勇，于1862年 3月(同治元年二月)在安庆编成一军，称“淮勇”，又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国侵略军合作对抗太平军。

淮军成立时有六千五百人。1862年4、5月间抵上海后，又以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上海海关税收购置洋枪洋炮，扩编部队。至1864年，淮军先与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相勾结，在上海附近对抗太平军，继配合湘军在苏、浙等地进攻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陷落后，1864年秋冬，淮军经过裁撤，尚存一百零四营，五万余人。1865年至1868年间，先后在曾国藩、李鸿章率领下，在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直隶(约今河北)等地，作为清军主力与捻军作战。捻军被镇压后，淮军担负北自天津、保定，南迄上海、吴淞，南北数千里江海要地的防守。李鸿章以淮军势力为基础，掌握了国家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成为晚清政局中的重要人物。淮军主要将领张树声、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吴长庆、丁汝昌、叶志超、卫汝贵、聂士成等，形成淮系军阀，是统治阶层中一个重要的武装政治集团。

淮军营制，出自湘军。每营五百人，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1863年，各营于营、哨官外别延西洋军官充任“教习”，训练洋操，并改抬枪、小枪等队为洋枪队；其劈山炮队亦改为开花炮队。因使用新式兵器需人较多，故每营人数连长夫在内增至七八百人不等。1877年(光绪三年)，又参照德国营制，建立克虏伯炮队。因此，在中国近代兵制史上，由湘军创立的勇营制度，到淮军则发展为参用西法的制度。淮军虽承袭湘军制度，但训练用洋操，兵器是洋器，并聘有西洋军官为教习，这和当年湘军用土法土器与由书生自任教练者迥然有别，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但淮军并未改变勇营旧制，因而体制本身存在种种矛盾和弊端，例如，营以上指挥困难，统领与统领之间各不相下。淮军延聘西洋军官仅用于平时教练，战时调度仍由将弁。淮军的统领、营官、哨官都未习西法，作战时由他们妄行调度，军队平日所学全归无用。

1884年中法战争时，淮军在广西战败，张树声、潘鼎新被革去督、抚职；中日甲午战争中，丁汝昌指挥的北洋海军和叶志超、卫汝贵统率的陆军遭到惨败，淮军势力遂逐渐衰落。袁世凯的新式陆军产生后，淮军即失去了国防军的地位，变为次要的巡防队。光绪、宣统之交，革命军图谋在长江起义，清廷乃调北洋淮军巡防队一部移防长江，后来张勋曾指挥这支部队在南京与革命军作战。淮军巡防队迄清亡而尚存。

淮军的近代化，包括武器装备、组织编制、训练教育等方面，其中以武器装备近代化为先。

淮军成军时，一切均仿湘军，武器装备主要为大刀、长矛、小枪（鸟铳）、抬枪、劈山炮等旧式兵器。同治元年八月（1862年9月），淮军进驻上海还不到五个月，李鸿章就已令淮军各营添练洋枪小队，共有洋枪千杆。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淮军装备洋枪的数量不断增多。同治三年五月，李鸿章称：淮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松林、杨鼎勋、刘士奇、王永胜四军1．5万人，洋枪万余支，刘铭传所部7000余人，洋枪4000支。在镇压捻军起义时，淮军陆师5万余人，约有洋枪4万杆，摒弃了旧式兵器的大部，而装备近代西洋枪炮。以后，淮军所装备的西洋武器，也随着西洋武器的不断更新而更新。洋枪由前膛更新为后膛；洋炮则由前膛短炸炮更新为长炸炮、后膛钢炮。

淮军的新式武器装备，最初主要是通过各种渠道购自外洋。但是，向外洋购买价格昂贵，又缓不济急。因此，在向外洋购买的同时，开始自设局厂制造新式军火，首先制造新式军火的兵工厂，有上海的三个炸弹（炮弹）局，统称“上海炸弹三局”，分别由英国人马格理、淮军将领丁日昌、韩殿甲负责，用机器制造开花炮弹。淮军攻陷苏州后，李鸿章把由英人负责的上海炸弹局迁至该地，并购买机器设备，成立苏州洋炮局，每周可生产1500至2000发枪弹和炮弹。同治四年五月，李鸿章在丁日昌、韩殿甲两炮局的基础上，又购买了美国的机器设备，组建了规模更大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生产的新式军火种类繁多，有西式前膛来福枪、林明敦边针枪、林明敦中针枪、黎意兵枪、快到新枪，九磅子前膛炮、阿姆斯脱郎800磅大炮、100磅至380磅大炮，以及各种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等。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把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为金陵制造局，制造各种枪炮子弹等。同治九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即接管由通商大臣崇厚督办的天津机器局，并加以扩大。以上几个兵工厂全部采用大机器生产，所制造的各种新式武器、弹药，全部或部分供应淮军，使其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有了基本保证。

淮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在组织编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洋枪队的增设。淮军初起，以营为单位，每营由刀矛、小枪、抬枪、劈山炮等队混编。同治元年八月，淮军各营已编配洋枪小队；淮军程学启部于十月还组建了洋枪营。这在当时已算是一种新式编制。其次，是炮队的编成。同治三年五月，淮军由程学启和刘铭传所部炮队，组建成专门的炮兵部队。旋又接管常胜军炮队600人。次年，淮军共组建开花炮队四营，均装备了开花炸炮。到光绪三年（1877年）淮军仿德国炮兵营制，组建新式炮队19营，装备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114尊。第三，淮军增编了名为“长夫”的“工程兵”。长夫之制本于湘军，每营设180人，承担搬运弹药、军装、抬枪、劈山炮等杂役。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淮军的长夫则主要担负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务，与西方早期的工程兵相似。此外，淮军中编有骑兵部队。骑兵虽属清军旧有建制，但淮军的骑兵已与旧式骑兵不同，弁兵皆装备双响短洋枪。

淮军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必然导致采用先进的训练方法。淮军刚到上海，李鸿章就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之法”。随后，淮军将领刘铭传聘请一名法国军官，在营中教练施放洋枪。从同治二年开始，李鸿章便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到光绪十年，李鸿章又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选雇德军退伍军官24人来华，到淮军各营教练枪炮技艺和西方战阵新法。同时，又派淮军将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入武学院学习德国最新枪法、操法、设伏、绘图、布阵等军事技术。他们学成回国后，即担任淮军的军事教官。

新式训练需要大批掌握新式军事技术的教育人才，为此，淮军积极推行新式军事教育。李鸿章除派淮军部分将弁出国留学外，还自行创设军事学堂。光绪十一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仿照西方军事学院之制设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10余人为教官，挑选淮军弁兵入堂学习。学堂设置的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生除完成专业课程外，每天还要操练炮队、步队、工兵队及分合阵法。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传授所学军事技术。军事学堂的设立，对于新式军事技术的普及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淮军其他方面近代化的深入发展。

淮军的近代化之所以发生和不断深入，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后，清朝统治者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开始惊醒过来。面对西方的武力挑战，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识到刀矛弓箭与枪炮船舰的差距，提出效法西方以求“自强”。咸丰十年，奕?等人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敌自不虞溃散”[1]。在奕?的倡导下，作为洋务运动早期主要内容之一的练兵活动，在沿海地区逐渐开展起来。次年，通商大臣崇厚首先在天津聘请英人教练绿营兵丁使用洋枪，总理衙门亦派京旗兵丁赴天津接受训练。同治元年六月，奕?等给上海、福州督抚将军寄去天津练兵章程，令其仿照天津情形，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兵丁。两广总督劳崇光也奉命于八月聘请英人训练广州旗、绿各营兵丁。请洋人，用洋枪的练兵活动渐趋高涨。

在上海地区镇压太平军的淮军，自然被卷入到这个练兵活动之中，淮军到上海不久，李鸿章就接到清廷上谕：“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牢笼，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该署抚不妨多为教演，以鼓舞洋人”[2]同治元年，总理衙门两次函令李鸿章“练中国兵，用外国法”[3]。于是，李鸿章大办洋务，大量购制洋枪洋炮，聘请洋人训练淮军。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发展，淮军的近代化也日趋全面、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淮军近代化发生和深入的前提条件。

淮军的近代化，与淮军进驻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淮军到上海之前，上海地区已有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等参与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到上海后，多次与英法驻军磋商防守事宜，淮军也奉命与英、法军以及常胜军共同对太平军作战。在这种频繁而密切的合作中，淮军受到外军的极大影响。在与英、法军由南翔进攻嘉定太平军的战斗中，李鸿章看到“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则靡”，惊叹“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因此密令淮军将弁“随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4]。英国侵华舰队司令何伯，亦趁机反复给李鸿章讲述军队操练的重要性，使李感到外国军队“战胜攻取，固由枪炮之精，亦由纪律之严”[5]。以后，李鸿章到英、法军舰上“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因此，“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将士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6]。于是，李鸿章笼络常胜军统领华尔，托他代购洋枪洋炮，并请外国铁匠制造炮弹。可见，上海的优越环境是淮军近代化迅速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李鸿章及淮军将领对淮军近代化的发生与深化曾起重要作用。李鸿章到上海后，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有所认识。同治三年，他曾给陈廷经写信，说此时他“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7]。可以说，在当时这种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在军队近代化问题上，李鸿章的认识要高于当时的其他清军将帅。八旗、绿营那些因循守旧的将帅且不论，即如同任封疆大吏的勇营领袖曾国藩、左宗棠等，也较逊色。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就已在其水师装备洋炮。但到同治元年，曾国藩写信给蔡应嵩时还说：“鄙意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每戒舍弟不必多用洋枪，而少荃到上海，复盛称洋枪之利，舍弟亦难免习俗之见，开此风气，殊非所欲。”[8]在镇压捻军时，曾国藩对“淮军好用开花炮”的效果表示怀疑，而建议李鸿章“悉心体察，应否去大炮而加长矛”[9]。左宗棠在闽浙镇压太平军时曾致力于练兵活动，但直到同治九年他还认为，作战“宜参用中国之人扛劈山炮架放短劈山炮乃为尽力”，“辅以洋枪，护以刀矛”[10]。他们的思想，确与李鸿章的认识有一定的差距。

淮军的近代化，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清军。咸丰十一年，沿海各地清军奉命陆续开始聘洋人，用洋枪练兵。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在一个奏折中说：

“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11]在另一个奏折中说：“练兵一事，惟江苏一省实力举行，尚得其力”[12]。对李鸿章在江苏的练兵活动以及淮军的近代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清末军队近代化的过程中，淮军走在前头，因而成了当时其他清军效法的榜样。同治三年，总理衙门奏请在八旗、京营火器营中选派官兵48名，到江苏李鸿章的淮军中学习外洋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制器，得到同治帝的谕允。左宗棠也曾请淮军将领郭松林、杨鼎勋派弁勇10余人，到他所率领的湘军中教练开花炮。曾国藩奉命镇压捻军时新招募的3000湘军，也仿淮军组建成洋枪队；并请淮军将领吴长庆到湘军中教练使用洋枪和新式阵法。同治九年清廷发布上谕，“直隶天津、江苏上海及刘铭传军营，均练习枪队、炮队，步伐尚为整齐，号令尚为严肃。其教演之法，著各该省自行咨取章程照办，总期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13]刘铭传部是淮军中的佼佼者，各地练兵，都依刘部的练兵章程组织实施。李鸿章接管直隶的练军后，先后派淮军将领前去任职，并给练军装备洋枪，按淮军操法训练。各省的练军又纷纷仿直隶练军，装备洋枪，用洋操训练，清廷对淮军的近代化高度信赖，动辄令李鸿章从淮军中给其他省份派员教练、调拨枪械。可见，淮军的近代化对当时各地清军均有较大影响。

清末新军的近代化，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淮军的影响。新军中最早采用新式操法训练的，有直隶武毅军、新建陆军、江南自强军和湖北抚标护军。武毅军是淮军将领聂士成就直隶驻防淮军内选练马步30营，仿德国军制编成的；新建陆军是淮军将领袁世凯，在另一淮军将领胡燏棻所编定武军的基础上编成的；湖北抚标护军由张之洞仿直隶武毅军编成的。上述新军均雇德国军官和津、粤武备学堂的学生充当教习，用德国最新操法进行训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下令各省改用新法练兵，各省教官“于北由新建陆军、于南由自强军派往”[14]。至此，清末军队完全成为用新式武器装备和用新式方法训练的近代化军队，结束了数千年来使用弓箭刀矛的历史。

诚然，作为一支勇营军队，淮军的近代化本身有着很大的局限，诸如它在士兵招募方面兼收并蓄，军队编制仍很落后，武器装备的繁杂不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限制了它向更全面更系统的近代化方向发展，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淮军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的军事科学、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军事制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军在中国军队由封建的八旗、绿营向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军过渡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