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雾化喷头: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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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画派”方兴未艾——论中国北方山水画派之端倪

(2005-07-12 03:28:14)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地带，黄河、黄土高原、太行山、吕梁山等北国风光孕育了古往今来的北方山水画家，使他们的山水画形成了气象雄浑和阳刚大气的共同艺术风貌，这是古今中国北方山水画派形成的首要因素。

中国北方山水画派始于唐末五代，中国绘画史称：荆浩隐居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荆浩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的一位划时代的伟大画家，他将后起的山水画推入中国绘画的首位，开创了中国北方山水画风，由此成为中国北方山水画派的奠基人。中国绘画史上的“三家山水”画派，被史家称颂为“三家鼎立、百代标程”、“三家，犹如诸子之正经矣。”“三家”乃指关仝、李成、范宽。关仝是荆浩的入室弟子，范宽、李成皆学出荆浩。荆浩以自己卓越的绘画实践和绘画理论，上承晋宋隋唐，下开五代以下1500多年以来中国绘画的新局面。

五代以下，中国北方山水画派一直在延绵不断地向前发展。北宋郭熙、王诜等山水画家，兼取法荆浩开创的“三家山水”画派，并有所创造和发展；南宋李唐别开生面，创造了大斧劈皴（后世称为“李唐画派”），又一次开创了中国北方山水画派画风的新面貌，一直影响至今。

山西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黄河、黄土高原、太行山、吕梁山为三晋山水画家提供了“外师造化”的“天然粉本”。在新时代的中国北方山水画派中，山西画家占有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和重要地位。上述中国北方山水画派的三个特点，在山西山水画家的作品中体现得最为鲜明，特别是一部分画家作品中对黄河和黄河精神的描绘体现得最为突出。所以，我将山西的画家群体命名为“黄河画派”，是名副其实和理所当然的，完全符合历来“画派”主要以地域命名的习俗，同时也体现了“画派”应具有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建国50多年以来，山西的这个山水画家群体，经历了“人才培育期”和“发展成长期”两个阶段。

上世纪50年代，黄景涛先生从四川美专中国画系毕业以后，来到山西工作，先后任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山水画教授，山西群众画报、山西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等职务。他继承了李唐的大、小斧劈皴的中国北方山水画风，创作了不少表现黄河、太行山、吕梁山的山水画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以他为主并执笔合作的山水画长卷《同蒲风光》。这幅山水画是赵延绪、高寿田、黄景涛、邓相唐、段体礼、范华亭、张晓岚（作品署名次序）七位画家为建国10周年合作的献礼作品。作者以极大的创作热情，讴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铁路建设的伟大成就，描绘了同蒲铁路由大同至古蒲州（今山西永济市）的三晋千里锦绣河山。画卷中黄河、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五台山等三晋名胜尽收其中。《同蒲风光》发表于当时的《美术》杂志，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赵延绪、黄景涛、赵球三位先生，是当时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山水画教授，为培养新一代的山水画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上世纪7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活跃在三晋山水画坛的山水画家如：王朝瑞、张明堂、王茂彬、王学辉、梁海福、董智敏、任晓军和笔者等，都是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以及后来合并至山西大学美术系毕业的学生。可以说，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60年代是三晋山水画坛人才的培育期。上世纪7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是三晋山水画创作的发展成长期。在这30年中，原山西艺术学院美术系和后来合并到山西大学美术系和其他美术院校毕业的爱好山水画的学生，以及自学成才和从外省、市调入的山水画人才，构成了山西山水画创作的基本骨干队伍。这批山水画家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逐渐成长并趋于成熟，他们在各种全国性的中国画大展中频频获得大奖，成为中国画坛一支令人刮目相看的生力军。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山西画院的赵益超和张明堂，他俩合作的《晓色初动》，获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这是国家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布的中国绘画的最高奖励，也是建国以来山西美术界获得的最高奖项。《晓色初动》的艺术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他俩对中国山水画的笔墨语言和表现形式的探索和创新方面。张明堂是我在山西艺术学院时的同班同学，据我所知，张、赵联手合作多年，在创作中，往往因为创作思想不一致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这种争论使他们的创作思想在不断升华的同时，又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张、赵原来致力的画种并不是山水画，他俩的中国山水画传统功力并不深厚，正因如此，他们在创作中没有传统模式的束缚。当他们进入山水画创作领域以后，在正确的创作思想和创新意识的支配下，很快就在山水画的创作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张、赵在创作《晓色初动》的过程中，首先是紧紧抓住生活的真实感受，同时又吸收了范宽《溪山行旅》图中的点子皴法，抽掉了传统山水画法对线的表现，将点子皴和素描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耳目一新的黎明前“朦胧美”的绘画效果。作者描绘了黄土高原上的一所小学校的小学生在黎明前上学途中的景色，在主题思想上，紧扣当时全党重视教育的时代脉搏，荣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这种“解构传统”和“中西融合”的艺术法则，能否成为当代中国山水画创作的主流意识姑且不论，但它却不失为一种新的艺术创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山西山水画创作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事实。

但遗憾的是，山西的山水画家们，多年来关门闭户、各自为政，缺乏“群体意识”和“群体行为”；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在创作方向上共同性的艺术追求（这与绘画艺术个性追求并不矛盾）；缺乏群体性的学说研究讨论，在艺术创作和创新上，形不成大气候。张、赵二人在调到陕西画院后不久，便不幸先后英年早逝，山西的这种“领先地位”也就很快地“昙花一现”了！

笔者在学习中国绘画史的过程中，逐渐看清了中国北方山水画派发展的端倪，大胆地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打造和创立“黄河画派”的观点和倡议，2004年3月，在张明堂同志逝世后，笔者撰写的《“黄河画派”的奠基人》一文，将他俩对中国山水画创作的成就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和赞扬。文章寄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学室研究员、中国著名美学史家韩林德先生手中，先生看后来电话表示：“‘黄河画派’的概念和创立‘黄河画派’的观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一定的根据，它是五代荆浩开创的中国北方山水画派在新时代的发展和延续。”

目前，三晋山水画坛有成就的山水画家约有10多人，老一辈的在70岁左右，中年一代的在60岁左右，青年一代的在50岁左右，大多年富力强，后劲十足。进入20世纪以后，三晋山水画坛的这个画家群体已经进入出作品、出人才的成熟阶段，只要能抓住时机，创立三晋“黄河画派”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中国著名美术史家陈传席先生说：“画史上凡称画派者，必备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其一是有画派之首或骨干画家；其二是画派的基本风貌有某些共同因素。否则，便很难称‘派’”。陈传席先生的立论吓倒了不少画家，谁都知道，历来的“画派”和“画派”的“领袖”人物，是社会和历史公认的结果，不是自封的。充当“画派”的“领袖”人物，必须是开宗立派的大师级画家，谈何容易！

但是，须知陈传席先生立论的“画派”的标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第一个因素中，“画派之首或骨干画家”，一个“或”字，说明了一个“画家群体”，只要具备了骨干画家和一定的共同风貌，就可以称为“画派”。例如清代的“扬州画派”中的“扬州八怪”，各家的画风并不一致，也没有公认的“扬州画派”的“领袖”人物，“严格地说，扬州并没有一个‘画派’”，“但总的来看，扬州画坛上还有一个主流画风，还有一个大概的精神状态”（陈传席《西山论道集》），这就是陈传席先生论“扬州画派”所以能够成立的主要依据。由于扬州的这个“画家群体”在中国绘画史上形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家也就公认“扬州画派”的存在了。

笔者对中国山水画史、对中国山水“画派”、对三晋山水画坛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以后得出结论：山西的这个山水画家群体，基本上具备了“画派”形成所必需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黄河画派”完全可以认定，打造和创立三晋“黄河画派”的时机已经到来。创立和打造三晋“黄河画派”的宗旨，明确体现了新时代文艺创作的先进文化方向，符合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打造三晋文化大省的战略目标，符合三晋山水画坛全体画家的根本利益。我以不知进退之愚见，希望能促成三晋山水画坛全体同仁的共识，只要大家本着“搞流派，不搞宗派”的原则，不计较名利得失，目标一致，携手共进，坚持求索，创作出一批既能体现时代精神、又有较高艺术水平的中国山水画力作，那么，可以断言：三晋“黄河画派”也就一定能够很快地得到社会和历史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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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开山水画之先河；
唐代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的青绿山水，富丽堂皇；及王维的水墨风格，纯净自然；
五代号称“荆、关、董、巨”之盛名；（荆浩、关仝、董源、巨然）
宋代是山水画繁荣时代，范宽、李成等为一时名家；
元代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元四家”名噪南北；
明朝“四王”，堪称坚守传统之典范，风格高古；
清代“四僧”，亦为水墨高手；
近代，黄宾虹“浑厚华滋”开一代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