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鼠牙齿红色:关于唐代国宝兰亭序的问题

：一、兰亭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右军书是魏晋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右军书是魏晋新体，这一点，晋唐直至赵孟頫以至于清中期，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晚清至今，则不这么认识了。这里有误解、无知和有目的的曲解，是必须讲的。二、《兰亭序帖》在传世王羲之书中的特殊地位。三、兰亭问题已经成了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一个文化体系。四、兰亭传本最多，问题也最多。最后，就是有必要谈谈当年的兰亭论辩，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即便是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博物馆专业人员，有很多人业已不知道那个论辩的起因与是非曲直、发起者背后的真正意图，而把它当作一场百家争鸣般的学术争论了。
　　王羲之是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是其书法的代表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和司徒谢安、左司马孙绰、释支遁等朋友及子弟辈42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修禊”盛会，临流赋诗。《兰亭序》即是王羲之当时为这次宴集所做的序文。自唐太宗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作评传，一千多年以来，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书圣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帖的。千百年来，书学兰亭，几乎是很多书法家成名的必经之路。《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独尊地位，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兰亭传世，
　　首先同“右军人品甚高”有关
　　中国的书法品评历来书品同人品相关，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千古书圣，固然同他的书法是以往书法的集大成者，是当时书法的改革创新者，其审美意识最符合中国人的欣赏品位有关，但同他的人品、德行亦有着直接的关系。谈到王羲之和兰亭修禊，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峨冠博带、魏晋风流，但如果了解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两晋政治并不清明。东晋形势更是严峻，司马氏在南方的这半壁河山并不稳固。北伐连遭败绩，动乱灾异给人民造成了极大悲苦。虽然社会风气使得很多官僚士大夫纵酒享乐和崇尚清谈，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陶醉其间，其中王羲之就是当时难得的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是东晋极其杰出的人物，他年轻时就以特立独行为人称道，“东床”这一典故就出自王右军。针对东晋当时的崇尚虚谈，不理政务的风气，他以夏禹周文王的勤政批评谢安：“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世说·言语篇》)如果读读《晋书·王羲之本传》，更可以知道，右军爱国忧民之心是何等的痛切。他虽然志存复国北伐，“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但他看清“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所以，对用北伐以达到个人野心的桓温、殷浩，都给予直接的批评。在兰亭修禊的前一年(晋穆帝永和八年)，右军致信殷浩，批评他和桓温是“各从其志”，“未有深谋远虑，而废竭根本”，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在给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的信中，同样表达了这种忧虑：“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他“不乐在京师”，是因为看到朝廷腐败且积重难返，不肯同流合污。在会稽内史任上，他同样极为关心民间疾苦，“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晋书》说他“以骨鲠称”。他的辞官誓墓，说明其视功名富贵如腐鼠。同时，右军又是一位情感丰富而又真挚的人。除忧国忧民之外，对亲人朋友的生老病死无不关心痛切。修禊前后，北伐受到挫折，人民负担非常沉重，东土出现灾荒，人民在饥饿苛政中苦不堪言。好友庾翼、许询，其师卫夫人，亲人姨母、孙女新月等先后逝世夭亡。右军内心是不平静的。看看《全晋文》、《淳化阁帖》《大观帖》及《法书要录》右军书记，言及哀痛悲苦的不下数十处。这些施于家人朋友间的书札简帖，最见右军情感性格。否定兰亭的人以《晋书》说他“以骨鲠称”，便认为“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悲夫”“痛哉”的悲观。我想，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嵇康和鲁迅那样“倔强自负”的人了，但谁能说这二人就不悲观了呢!同样王羲之“以骨鲠称”也好，“倔强自负”也好，丝毫也不妨碍其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大丈夫伟人。右军“以骨鲠称”，下面的事例或可作为注脚，《世说新语》卷上“言语”记：“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过契、稷，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右军与许询(玄度)交谊甚笃，这可以从其传世帖中看出，但右军不无视其缺点，甚至在许询卒后，还批评他，受到孔岩告诫致使“右军甚愧”(《世说新语》卷中“规箴”)，这确实体现了右军的“骨鲠”，也表明右军在是非廉耻方面的执著。在这方面那些言行皆无所持的人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兰亭修禊，于王右军不过是一时的“放浪形骸之外”，寄情山水只是“暂得于己”。他的《兰亭序》之所以有后一段的悲观感慨，正是因为王羲之不是那种及时行乐、乐而忘忧、全无心肝的人，更不是那种无操守，只知奉迎而随人作计以求苟且的人。兰亭修禊之后隔一年，右军不愿屈居扬州太守王述之下，便在父母墓前发毒誓辞官了。蝇营狗苟、仰人鼻息辈，是不可能了解右军内心情感的痛苦的。这一点在认识兰亭全文上尤其重要。
　　王羲之除了其艺术水平极高的书法外，他的人品才能和政治见解，特别是他的忧国忧民的高人情怀，也是非常值得后人尊重的，这也是使他的书名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羲之书是魏晋新体，
　　《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新体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曾跋王羲之《兰亭序》云：“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兰亭序帖》千百年来之所以受人们重视的根本原因。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之法，其与汉文字的变化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书法艺术主要的构成因素是笔法和结体，所以中国书法作为艺术并获得独立发展，是在古文字篆书结束、新文字隶书出现的汉魏之际。但隶书依然束缚点画笔法的变化，特别是字体结构的变化。文字使用趋向简便的自然要求和书法作为艺术需要文字更适于结体造势，都促使隶书向楷书演变;章草、古草向今草演变。这方面的代表书家是由汉入魏的钟繇(151-230)，其书文献记载有“三体”，即“铭石书”“章程书”“行押书”，是根据用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书体。铭石要庄重，用当时通行的正规书体隶书;章程须明白，用渐渐脱去隶书笔画结构的特定程式化，而更自然平正的楷书;行押因随意流便，用行草。从传世的钟书《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等来看，钟繇楷书就还有很浓的隶书形态笔意，可以说是隶向楷过渡的开始。同样，章草因使用和体势适应笔法变化的要求，也渐渐与草书初兴的解散隶势而“粗书之”的古草融合，开始向今草过渡。这种过渡，特别是由隶向楷的过渡，在中原地区及北方，至西晋因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造成的社会大动乱而停滞，因为经济文化遭受到空前的破坏。
　　有一个问题必须交待一下，自汉末以来，朝廷禁止私人立碑，这是墓志产生的直接原因。西晋败亡，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没有碑禁，碑禁废弛后的反弹造成了北方立碑成风。在一次书法史论研讨会上，我形容这种情况，说当时阿狗阿猫都可以立碑。史树青先生插话：“我给连起先生补充一句，阿猪也立碑。”因为他新见到一件十几岁女孩名阿猪的魏碑。这些碑，基本上是隶楷过渡的书体而且良莠相杂，其中一些碑不但文句简陋，字多错讹，有的甚至是直接奏刀。而永嘉南渡后，南方的东晋，经济没有受到破坏，文化迅速发展，隶书向楷书演变很快，过渡很快得以完成。但由于东晋碑禁依然，所以南碑不仅少，而且更鲜有名家之书;而转入地下的墓志，亦在违禁之列。这样，地下的墓志、边远落后地方的碑刻，不能代表东晋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本来传世就不多的前人法书真迹，绝大部分归入皇家内府，一些学书者看不到前代真迹，而辗转翻刻的刻本法帖也笔意走失殆尽，又因考据学的兴起，一些人便倡学北碑，实际是北朝时的魏碑，因为这些碑，无论书法水平高下，因无人垂拓，字口都是清晰的。便重新挑起了南北书派的争论。至广东顺德李文田出，竟以南朝边境的《爨龙颜碑》、《爨宝子碑》这种几同于北碑的隶不隶、楷不楷的“铭石”书来等同王羲之书法，他以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梁武帝对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评价，从而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书。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行书法帖。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蓝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并由羲之作序。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石刻首推“定武本”。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察出《兰亭序》真迹在会稽一个名叫辨才的和尚手中，从此引出一段，唐太宗骗取《兰亭序》，原迹随唐太宗陪葬昭陵的故事。这一段故事，更增添了《兰亭序》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氛。 唐人记载兰亭故事有两种版本。刘悚《隋唐嘉话》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众所得。……果师死后，弟子僧辩才得之。太宗为秦王后，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才处，使萧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太平广记》收何延之《兰亭记》记载大有不同。何文称，至贞观中，太宗锐意学二王书，仿摹真迹备尽，唯《兰亭》未获。后访知在辩才处，三次召见，辩才诡称经乱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龄荐监察御史萧翼以智取之。萧翼隐匿身份，乔装潦倒书生，投其所好，弈棋吟咏，论书作画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悬于屋梁之《兰亭》真迹，《兰亭》，遂为萧翼乘隙私取此帖长安复命。太宗命拓数本赐太子诸王近臣，临终，语李治：“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兰亭》真迹葬入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闻辩才弟子元素于永兴寺智永禅师故房亲口述说。刘、何二说，情节悬异。一般以为，何说漂浮失实，刘说翔实可信，骗取与耳语没有了。两者情节虽异，但《兰亭序》真迹埋入昭陵，说法却一致。 此事又有余波。据《新五代史·温韬传》，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依此记载，则《兰亭》真迹经“劫陵贼”温韬之手又复见天日。另外宋代蔡挺在跋文中说，《兰亭序》偕葬时，为李世民的姐妹用伪本掉换，真迹留存人间。然此后《兰亭》真迹消息便杳如黄鹤，其下落如何，更是谜中之谜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后，曾命弘文馆拓书名手冯承素以及虞世南、褚遂良诸人钩摹数本副本，分赐亲贵近臣。太宗死，以真迹殉葬。现传世的《兰亭序》已非王羲之真迹。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 唐太宗命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龙”小印，所以将其定名为神龙本《兰亭序》，以区别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跃然纸上，摹写精细，牵丝映带，纤毫毕现，数百字之文，无字不用牵丝、俯仰袅娜，多而不觉其佻，其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基本上可窥见羲之原作风貌。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被视为珍品。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纸本，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宽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为郭天锡所获，后归大藏家项元汴，乾隆复入御府。

真迹无处可寻了，
现存的都为摹本，不过也都是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