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必出蛋刀了吗:请教历史达人关于司马迁与司马光的问题

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写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司马光是宋代的历史学家、政治家。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涑水乡人。他的最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另外他的政治观点保守，导致他反对当时由王安石等人领导的变法，也是他出名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两人都姓司马，但只可能有家族上的旁系联系。因为司马迁因为李陵的事情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失去了生育能力。据考证司马迁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

关于历史著作的真实性，所以这些文字的东西都是受限制的，都要为国家服务，朝廷不喜欢当然不能说。所以，真实性一定是有局限的。

虽然一个是汉朝一个是宋朝但应该是有一定的旁系关系的.
也许是司马迁几百年后又投胎到司马家族变成了司马光.脾气秉性及性格没变.
命运也没有发生改变,只是没有宫刑.

不可能是!
真实性也不是非常的强!现在已经很多学者在怀疑了!

史学双璧”，是指《史记》和《资治通鉴》。它们的作者分别是西汉司马迁和北宋司马光。由于两人姓氏相同，又被誉为“史界两司马”。司马光能与司马迁齐名，是因为《资治通鉴》和《史记》价值不相上下。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第一座丰碑，那么，《资治通鉴》就是飘扬在编年体史书最高峰的第一面旗帜。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马谈之子。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参与制定历法。天汉年间，因替李陵辩解，被处腐刑。不久任中书令，发愤著述，完成《太史公书》(后称《史记》)。这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司马迁于《吏记·太史公自序》详写其家世、父业、自己撰述及主要内容，又在《报任安书》中自述被刑及忍辱著书的情节和思想。《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元年(前96)，司马迁可能不久即死。

司马迁是在42岁那年开始写《史记》的，刚刚写了五年，一场大祸降临到他的头上。担任骑都尉的李陵率领五千人马和匈奴打仗，结果被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和士兵们奋勇战斗，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只有四百多名士兵逃回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这件事轰动朝廷上下，群臣纷纷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投降匈奴，当皇帝问及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凭着自己对李陵的了解，认为李陵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他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匈奴，虽说打了败仗，可是杀了那么多的敌人也说得过去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道理，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司马迁平时与李陵并没有私交，只是实话实说，而皇帝却认为他是在为李陵投降开脱罪责，以对抗朝廷的罪名将司马迁下了大狱。司马迁入狱后因拿不出钱来赎罪，结果被施以最难堪最残酷的“宫刑”。

在他看来，“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没有比宫刑更丢脸的了!受刑的人，没有人和他在一起，不能算是一个人)。他心中的痛苦超过肉体的痛苦千倍、万倍。再加上别人的讥讽和亲朋们的冷淡疏远，使司马迁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对他来说，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要忍受耻辱，忍受着人们的嘲讽，过着非男非女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而死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痛快的事，一死可以解百忧。因此他想到了死。但是他又想到了孔子的《春秋》、孙子的《兵法》、屈原的《离骚》，都是这些伟人在遭逢了一场大难之后，忍受住磨难而写成的。我的《史记》一书刚刚开始，为什么不能忍辱含垢将它写完呢?这样，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这项伟大的工程，终于以坚强的隐忍精神活了下来，鼓起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写作中去。难堪、耻辱、愤怒，统统凝聚到笔上，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史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历史，编写成一部五十二万字的巨著。

司马迁把个人的痛苦、耻辱埋在心灵的深处，对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视而不见，用不息的奋斗，为人类写出不朽的《史记》，用坚定的脚步走向永恒。他不仅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了历史上的许多人重于泰山的精神，也鞭笞了轻如鸿毛的人生。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公元1019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出生在光山县(今属河南)。他的父亲司马池，当时正担任光山县县令，因为光山县隶属光州，所以就把这个孩子取名为司马光。

司马光从六岁起，开始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七岁时，听人讲《左传》，感到意味盎然，归家向家人讲述，讲得头头是道。从此越发努力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废寝忘食。除去背诵之外，司马光还认真思考。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由于勤奋好学，肯动脑筋，不仅留下了砸缸救友的佳话，而且很早就锋芒毕露，十五岁时就能写出古朴淳厚、具有西汉风格的文章了。到了二十岁，一举考中进士四科，进入仕途。

司马光从小酷爱历史，长大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长期的研史过程中，深感史书浩如烟海，使“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而常想编写一部简明完整的通史来解决这种困难，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随着北宋积贫积弱、国势日蹙的局势日益加剧，朝野上下改革呼声愈趋高涨，司马光更强烈地意识到：“治乱之源，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以史为鉴，向君王提供治国施政的经验教训，实属必要。这促使司马光发愤撰史，先撰《历年图》五卷，在治平元年(1064年)献给宋英宗；后撰《通志》八卷，接着奏上。前者是战国至五代的大事年表，后者是截止到秦二世的编年详史。对于后者，宋英宗深表赞赏，遂于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命司马光设立史局，自己物色助手，继续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神宗登基，司马光进献其书，神宗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了一篇序文，鼓励他继续撰史。四年后，司马光终因同王安石政见不合，退居洛阳，以史局自随，唯《通鉴》是务，由谏臣变成了一个不求闻达、发愤修史的学者。

在撰史时，司马光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从五十三岁到六十六岁，一直住在洛阳，尽管购地二十亩，修建了一座青山在屋上、水在屋下的独乐园，也和老友举办真率会，但他还是把精力集中在撰修总字数约计三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上了。日力不足，便继之以夜，每夜只留一名老仆陪侍，陪侍到一更二点，即让老仆先睡，自己仍著书到深夜，然后掩火灭烛就寝，刚至五更，又起身点灯，从事写作。整整坚持十五年，方告辍笔。这时他已经“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不到两年，他就与世长辞。

司马光第一次创立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所谓编年体，是按照年、月、日、时的顺序记述史事的一种体裁形式。采用这种体裁编撰而成的著名史书，有《春秋》、《左传》，《汉纪》、《后汉纪》，皆为断代史。司马光重视秦王朝建立后的中国历史，纳十六代于一编，修撰出编年通史巨著。在司马光看来，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是周室衰微的一大关键，而北宋又自有国史，所以全书起自前403年，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司马光匠心独用，司马光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时间跨度内，对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和平民百姓的喜忧哀乐，展开了全面总结。反映到《通鉴》上，既有汉唐治世的典型描述，又有战国、五代等乱世的突出叙写，而乱世的篇幅往往超过治世的笔墨，一姓王朝的末世状况又比盛世景象为叙述详尽；对于统治者，既记所谓“仁、明、武”的帝王，政治清明的宰相和敢于谏诤的大臣，阐述他们为政理民的嘉言懿行，又记暴君昏主、奸贼佞臣和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揭露他们的种种罪恶和丑闻坏事。东汉灵帝的贪婪与荒唐，南宋孝武帝和隋炀帝的淫逸与残暴，晋惠帝的愚蠢，贾后的放荡，唐玄宗晚年的腐化堕落等等，皆纳入书中。即使象唐太宗这样的杰出皇帝，也指出他的一些不足。反面教员的亮相，又在正面榜样的礼赞之上。由此也就撕下了“天子”的神圣外衣，戳穿了“君权神授”的谎言，表明事在人做的道理。统治者统治过恶，必然激起被统治者的强烈反抗。《通鉴》没有回避民与官的尖锐矛盾，详细记载了历代农民起义的原因、经过以及统治者的镇压活动。在司马光笔下，王仙芝奋起长垣、黄巢聚众曹州的原因是：“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而起义发展之际，又是“数月之间，众至数万。”兵锋所向，使唐王朝文武官员闻风丧胆，握有重兵的大军阀高骈也不敢与之抗衡；占领洛阳，军纪又严明到“闾里宴然”的程度；陷潼关，驻长安，呈现出“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众“夹道聚观”的盛况。所有这一切，都远比新、旧《唐书》两部正史的记述来得真实、完备全面和生动，客观上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客观社会规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通鉴》除了描绘农民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外，还大量记载了历代统治集团争夺政权的战争以及民族战争。民族战争又包括汉族人民抗击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侵扰内地的正义战争，中原封建统治者压迫和掠夺边疆少数民族的非正义战争。前者如汉武帝能复“平城之辱”，唐太宗能雪“帝突厥”之耻，都记载周祥，而晋元帝无志北伐，后晋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甘当儿皇帝的可耻行径，则予以抨击。人民大众相率聚兵御侮的行动，也多有记录。后者如南诏叛唐，指出是由于边将措置失宜，并记南诏王阁罗凤“后世容复归唐”的心迹，即对唐王朝有损于国家统一的举措显予谴责，又揭示了各族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与维护民族统一的信念。

司马光不仅突出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息息相关所构成的政治史，而且在《通鉴》中适当叙述了兵刑礼乐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迁，历法的改革，曲籍的聚散，河渠运道的疏凿，陂塘水利的兴修，使读者一览无余，读史明智。一方面为封建帝王提供了借以参考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为士子学人提供了习史求知的优秀读本，这在史学史上功德无量。

为了完成《通鉴》的撰写，司马光第一次创设了科学化方法。第一步，拟定提纲。包括标列事目和附注资料两项工作。提纲要求时间明确，务必详备；第二步，修成长编。即写出草稿。写稿时须依提纲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资料全部检出，相互参照比较，择优用优，修正文辞，用大字写入正文。遇有模糊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并说明取舍的理由。长编要求“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第三步，删改定稿。包括内容的权衡取舍，史料的再审查，文字的加工润色等。前两步任务，由三名助手分别按照自己的特长和分工依次完成，后一步工作，由司马光一人完成。三个步骤紧密衔接，一环套着一环。它为集体修史特别是编年史的编纂留下了宝贵经验。

在修史中司马光还第一次树立了自撰《考异》的范例。所谓《考异》，是考辨史料异同真伪的专书，共计三十卷，属于《通鉴》的有机组成部分。《通鉴》中史料非常广泛、丰富，参考之书多达十类、三百三十九种，势必有相异之处。对于这类记载，前代史学家往往只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取舍。司马光则详加考证，选择比较可靠的记载列入正文，其他记载仍予保存，并说明选定的理由，另成一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它不仅为读者验证《通鉴》的记载是否正确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史料学开辟了新途径。

另外，司马光还进一步完善了编年体史书的叙事方法和评论方式。对某些重大事件，则从头至尾连续记载，十分详尽，形成相对独立的章节。例如荆轲刺秦王，开始写燕太子怨秦王无礼，想要报仇，结果到秦王增兵伐燕，太子丹被杀。事跨三年(前228—前226年)，首尾完具；文属两卷(卷六——卷七)，而一气呵成。对某个时期的历史，则集中记述一、两件大事，有时兼记他事，使主次分明，中心突出。如《唐纪三十三》，记天宝十三年正月至至德元年八月(754—756年)，主要叙述安禄山之乱。其间不乏旁逸之笔，也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次大变乱的社会背景。长篇叙事，常用追叙法，先述其由来，次及本事；或用补叙法，交代后果。同类之事，则予以并叙，如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的党锢事件，就接连叙出李膺、范滂、郭泰等人受迫害的种种情形，等于一篇党锢列传。这些叙事方法的广泛运用，扩大了编年史记事的范围，也弥补了编年体的固有缺陷。在叙事中，又加以评论。评论或用“臣光曰”独抒己见，或借用他人评语，直接评论与间接评论结合体。其中某些观点，如反对天命论、正统说和宗教迷信，强调君明臣直，纳谏善谏，知人善任，崇俭戒奢，信赏必罚等，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司马光广泛涉猎各种史料，陶冶出优美流畅、精炼巧妙的文笔，使人绝无“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对战争的描述尤其引人入胜。赤壁之战，重点记战前决策；东、西魏玉壁之战，专写城外城内的战守之术；李塑平定蔡州之役，怡静雪夜中的奇袭描述精当。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字，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充分显示了司马光这位语言巨匠的高超技艺。

司马光编撰《通鉴》，影响极为深远。其后，补前、续后的风气大盛，自成系列；改编《通鉴》而成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纲目体史书如日中天，蔚然成风；注释、订补、评论《通鉴》的著作踵兴继起，自成体系!由此形成了《通鉴》学。理学大师朱熹，中国古典哲学大家的王夫之，也自觉地加入《通鉴》学的行列。

不可能,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