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名声最差:中国与苏联

根本原因是苏联一直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政府和行政对经济干预过多，忽视市场经济而与社会发展相违背。而且苏联领导人一直侧重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其他几大产业，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经济是根本。而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力加上美欧等国的和平演变也是苏联解体的原因。
中国要想避免走苏联的后路，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依据中国国情解决实际问题，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关键是靠领导人的正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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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苏联是一个联邦国家，而且很多加入苏联的联邦国家都并非自愿，自加入起他们都寻求独立；我们国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所以不可能会出现像苏联那样什麽解体的事发生。

一、制度性因素：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制度性因素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它指的是，以斯大林体制或模式为特征的苏联社会制度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已经失去了活力和凝聚力，到80年代初期，它已陷入全面危机，从而使整个社会进入了停顿和停滞时期。这种制度使得不管什么样的修补都无济于事，而对它进行根本性改革便使它丧命，也就是说，转变成了一场更替制度的革命。

在苏联成立到解体的69年历史上（如果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算起则为74年），除了短暂的列宁时期外，基本上是斯大林体制或者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统天下。尽管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工业化、都市化和文化教育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它压制社会和压抑人性的本质，它无法完成把俄国建设为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体制不能与时俱进地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它无法解决苏联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耗尽了所有的潜力而走到了尽头。

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是斯大林体制形成的推动力和催化剂。

1926年开始的工业化运动是在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来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军事体系。这也是为何重工业和军工产业构成工业化以及工业化后国民经济重心的原因。[12]差不多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的工业化道路。但这一令人骄傲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工业化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行为和消极现象，即，工业化并没有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是片面强调重工业，牺牲农业和排挤轻工业，无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和消费需要。工业化的结果是造就了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和与统一的世界市场相脱离的狭窄的孤岛经济。暂时的高速发展是以后来的缓慢低速为代价的。

1929年展开的全盘农业集体化是以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进行的。运动中，普遍采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在此过程中，富农被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死敌，被无情地悉数消灭。集体化运动以极端的方式人为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大动荡和生产力的大破坏，以此完成了斯大林对农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与此同时，联共（布）党内就农业发展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的争论，又演变成反右倾运动，结果揪出了“布哈林集团”。而在这之前，斯大林已经先后打倒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但是斯大林似乎兴犹未尽，他的著名的论断是：“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13] 到30年代中后期，以审讯前反对派首领为先导，又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人民敌人”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给苏联社会各方面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

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的三大运动中，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成了苏联人民不容置疑的必须接受的惟一选择。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因而始终无法在国内给人民营造出真正安居乐业的和平稳定的环境。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使民族文化不断地萎缩和衰弱。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

建立在斯大林体制基础上的苏联社会，从物到人的所有东西都成了国家的管辖和治理对象：不仅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本身被国有化，而且连人的思想也被国有化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被国家所控制。

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对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最终未能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他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应急性、随意性、矛盾性和局限性。最后，党内高层集团因不能容忍赫鲁晓夫改革而将其废黜。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18年执政期间除了个人独裁和专制演变为上层官僚集团统治外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到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陷入困境：政治上保守趋势增强，党、国家和军队部门的所谓精英集团成了新的权贵集团，他们完全脱离了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控制着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增长下降；玩世不恭和离心倾向增长；腐败和贿赂成风；民族运动难以控制；持不同政见现象无法根除。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稳定已经变成了停滞，整个社会处于僵化状态。与西方的经济鸿沟和技术差距愈益加深和扩大。

戈尔巴乔夫在概述苏联社会由发展到停滞的历史时写道：“在个人崇拜和极权主义条件下的几十年生活不能不导致冷漠、萎靡不振和丧失主动性，不能不导致社会干劲的消退。”[14]他指出：“在革命干劲成为历史后，在战争所产生的爱国热情消退后，在苏共二十大所引起的欢快被倡议者自己消灭后，社会似乎僵化了。有效率的劳动、人们有意识地参与公共事务、除了犯罪以外的不论什么样的进取精神的推动因素消失了。平均主义的心理和政治上的协调一致已经根深蒂固。社会的停滞使得社会遇到了产生严重后果的威胁，这些后果在各方面都已经暴露出来。在停滞和停顿年代，国家已经滑入悬崖。”[15]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在面临困难和危机的条件下，决意要对斯大林体制进行改革。开始时他深信由斯大林体制所产生的苏联社会的一切畸形状态和不正常现象，经过治理是能够得到纠正和克服的。

他先是提出加速战略，并进行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效后，又发起了迅猛的政治改革。而正是政治改革给这个重病缠身的制度带来了致命的危险，使开始时对制度的改善到最后变成了对制度本身的否定和改变。

政治改革的结果是：废除了长期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和舆论统制，瓦解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促进了非官方组织的产生，结束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从而动摇和摧毁了制度本身，造成了联盟无法生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