泫雅babe舞蹈教学:关于二战中的问题

周黎明专栏：两个柏林小女人

　　2003年09月19日 18:33 网易娱乐 周黎明

　　莱妮·瑞芬斯塔尔
　　她们有着如此惊人的共性和更惊人的反差。在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和美貌表层下，她们对于政治和国家的理解竟然如此不同，以致任何赞同或反对的评论均被打上类似阶级属性的图章。

　　9月8日，101岁的莱妮·瑞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3-2003)寿终正寝。全球媒体按照各自哗众取宠的程度，或称她为“希特勒的情妇”、或“希特勒的御用影人”，连最严谨的报纸也以“跟希特勒相关的影人”称之。
　　11年前去世的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并没有“希特勒的敌人”的头衔，但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授予她最高的非军人荣誉——自由勋章，法国封她为“荣誉团骑士”，比利时封她为“利奥普勋爵骑士”，而在她土生土长的德国，不少人私下仍视她为“叛国者”。

　　她们俩不幸跟第三帝国同时崛起，并且因政治立场而影响到各自的艺术前程。希特勒飞黄腾达时，黛德丽已打进好莱坞，塑造了性感和冷艳的国际形象，取得了跟嘉宝并驾齐驱的影坛地位。1937年，希特勒派人请她回国，开出极为优厚的条件，遭到她断然拒绝。在离开德国之前，她已帮助过犹太朋友逃离，可以说她很早就看穿了希特勒的真面目。

　　如果黛德丽的正义感仅仅表现在这些方面，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争议了。问题是，她向前跨出了大大一步。二战期间，她用德语向自己同胞作反纳粹的广播，为盟军销售战争债券；除此之外，她跟同盟国的明星们一样，加入了劳军的队伍。一个以高高在上女神为形象卖点的艺人，不在乎睡战壕、排队打饭，跟普通士兵打成一片。换言之，她完全站到了自己祖国的对立面，跟简·方达越战时的所作所为性质相同。

　　瑞芬斯塔尔与希特勒
　　瑞芬斯塔尔早早地“爱”上了希特勒，自从她1931年第一次听到希特勒的演讲，便有一种轰然洞开的感觉。她在自传里写道：“我听到他那句‘我的德国同胞们’那一刹那，我眼前一亮，如同神谕出现，永生难忘，就像地球在我眼前无尽地绵延，并突然从中间裂成两半，喷射出巨大的水柱，直冲云霄，使得地球颤抖。当时，我似乎瘫痪了。”于是，她主动向希特勒请缨，表示愿意“做点事”。

　　瑞芬斯塔尔所做的“事”就是影史上的两个里程碑，一是1934年拍摄、次年完成的《意志的胜利》，另一部是1936年拍摄、花两年才剪成的《奥林匹亚》。

　　--------------------------------------------------------------------------------
　　※政治与艺术

　　无论国别、文化或意识形态，很多人都习惯在政治观点和艺术成就之间寻找对应点。一部政治上反动、但艺术上辉煌的作品在多数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贬低瑞芬斯塔尔的人，毫无例外把她当作纳粹帮凶来作全盘否定；认同她艺术造诣的人，往往有意无意淡化她的政治立场。这两种倾向的内在逻辑是相同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怎么可能跟世纪魔王同流合污？
　　客观地分析瑞芬斯塔尔，必须把她的各方面进行有机的拆解。先说她的那两部记录片杰作：《意志的胜利》拍的是纳粹的纽伦堡党代会，是百分之百的政治宣传片；《奥林匹亚》则不同，它并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即便在最早的原版本中，三四个钟头的片长中希特勒的镜头仅占15秒钟。该片的主题是对人体的赞美，你可以说这里面蕴涵着纳粹的种族论，但你也可以反驳，因为里面有完全不符合纳粹理论的黑人夺冠镜头。

　　莱妮·瑞芬斯塔尔
　　除此之外，瑞芬斯塔尔有没有犯罪行为(不管是从当时德国法律的角度还是同盟国的角度)？二战后她被关押了长达三四年，接受审查，但最终的定论是“纳粹同情者”。如果她有犯罪行为，无论她艺术成就多高，理应受到惩罚；但是“纳粹同情者”并不是一项法律上的罪名，仅限制她担任公职。在希特勒当政初期的德国，大多数老百姓都是纳粹同情者，否则希特勒怎么可能通过民选爬上首相的位置。至于她是否希特勒的情妇，那更不能用来作法律或道义的定性。(瑞芬斯塔尔在自传中对她跟希特勒的往来有详细的描述，她说只有一次，她能隐约感到希特勒对她有点那个意思，但没有行为。她表示，她是在1939年作为记者在前线看到纳粹暴行后，改变对纳粹的看法的，但仍保持了跟希特勒的礼节关系。关于她在波兰报道战事时是否亲眼目睹纳粹屠杀当地平民的暴行，流传着不同的说法，但有一张瑞芬斯塔尔被他人抓拍到的照片，显示出她惊恐的反应。)

　　《奥林匹亚》
　　当然，瑞芬斯塔尔的话未必能全信。比如她说《奥林匹亚》并非官方出资，这就让人难以置信。现在一般的说法是，该片是有国际奥委会委托拍摄，但资金则来自德国政府。其实，关于这两部影片，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的时代背景。两次大战之间，德国因为战争赔款等因素，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希特勒和纳粹是顺应这股潮流发展起来的。在瑞芬斯塔尔拍摄这两部影片时，纳粹的狰狞嘴脸仍未充分表露出来。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瑞芬斯塔尔跟多数德国人一样，受到鼓动，全身投入他们认为的“救国运动”中。另一点必须承认的：作为一个极其残忍的独裁者，希特勒对于艺术的品味及对艺术人才的爱护远胜于其他独裁者。上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卡拉扬及女高音歌唱家施瓦茨科夫均成长在那个政治黑暗的环境，二战后他们也曾遭到西方民众的唾弃，但最后大家都原谅了他们，毕竟他们只是第三帝国的装饰品，本人并没有“揭发犹太人”等具体的害人举动，有些甚至连纳粹党员都不是。

　　瑞芬斯塔尔也是如此。直至去年，她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仍反问：“我有什么错？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从来没有害人的意图。如果我必须后悔的话，我后悔拍了《意志的胜利》这部纳粹片，但我不能后悔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从来没有发过反犹太人的言论，我也没有加入过纳粹党。”
　　--------------------------------------------------------------------------------
　　※死不悔改

　　一般来说，西方民众普遍具有宽恕精神，只要没犯十恶不赦的罪行，能认错悔过便可以重新做人。偏偏瑞芬斯塔尔是一个拒绝认错、死不悔改的人，任凭对方用什么话套她都没用。虽然她说过她后悔拍了《意志的胜利》，但在另外的场合，她也说过：“我干吗要为《意志的胜利》而道歉？这是一部获奖片。我所有的影片都获过大奖。”

　　她晚年选择了图片摄影，把镜头对准非洲原始部落和海底世界，并再次取得举世瞩目的艺术成就。纵观她不同年代、不同形式的艺术，其共同特征是对力和美的迷恋。无论是纳粹整齐的步伐还是苏丹纽巴族的肤色，瑞芬斯塔尔眼里看到的是形式，至于这形式背后的内容则不是她关心的范畴。瑞芬斯塔尔曾表示，《意志的胜利》并不是政治宣传，因为该片并没有采用记录片通用的画外音解说。由此可见，她对内容的忽视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她完全看不到该片作为政治宣传的实际作用，其艺术性越强宣传效果也就越佳；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她从未认同过希特勒的种族观(她二战结束前的作品中除了黑人，还拍过吉普赛人，她第一部影片的合作者是犹太编剧，她表示她曾当面向希特勒质问其反犹太的种族政策)。

　　莱妮·瑞芬斯塔尔
　　但无论瑞芬斯塔尔镜头下是纳粹、运动员、非洲部落还是鲨鱼，批评者始终抓住不放。美国女作家桑塔格在70年代写了一篇极为著名的评论，她从看到了贯穿其中的“法西斯视觉形象”，因为这些美和力的象征乃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德国评论家本杰明的观点比较相似，他认为“法西斯主义乃对政治的美化”。德国文化部长怀斯相对比较宽容，她认为瑞芬斯塔尔的悲剧是错认为艺术和政治是可以分家的，“她的一生证明了没有非政治化的艺术，形式和内容是不可能分开的”。

　　瑞芬斯塔尔自己的说法是：“我是乐天派，当然喜欢捕捉生活中美的形象。”她一生中经历过坠机、车祸、羁押、谴责、指控等无数挫折，但她却拒绝“成熟”，拒绝迎合世俗。从这个意义上，她有着艺术家的傲骨。

　　批评瑞芬斯塔尔的人经常使用双重标准。比如，麦卡锡时代告发好莱坞共产党人士、后来并未公开道歉的伊利亚·卡赞得到了多数同行的原谅，因为他的电影导演成就压倒了政治考量；法国大明星莫瑞斯·夏瓦里埃是纳粹同情者，但二战后照样广受欢迎。瑞芬斯塔尔的最大不同是，她太冲，她从心底里坚信艺术应该是超越政治的，别说是低头认罪、就连大众期望的谨小慎微她都没有。换言之，她不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其实，世界上受雇于党派和政府的艺术家何其多，有些艺术家的个人信念跟该组织一致，如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而绝大多数政治宣传品则毫无艺术价值。瑞芬斯塔尔完成了两项“不可能的任务”：一，在《意志的胜利》中，她把纯粹的政治宣传品提高到罕见的艺术高度；二，在《奥林匹亚》中，她在浓烈的政治环境中创造出超越政治的艺术作品。

　　玛琳·黛德丽
　　在法律、道德、艺术的天平上，黛德丽和瑞芬斯塔尔受到不同人的不同审判。黛德丽“背叛祖国”是因为她在政治上有卓越的远见，能在民众拥戴的领袖身上看到国家的危机；她爱德国，但她爱的不是希特勒的德国。瑞芬斯塔尔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并以此为灵感拍出了传世杰作。她俩的政治立场完全相反，但她们的艺术秉性是一致的，即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面对一个全体说不的世界。你可以反对她们的观点和做法，但无法否认，她们做人的原则要比很多批评她们的人高得多，而她们的艺术成就早已超越了争议阶段，成为艺术史的组成部分。

http://ent.163.com/ent_2003/editor/movie/movietalk/030919/030919_192971.html乱找的,你看是不是

莱妮·瑞芬斯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