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灵气功师哪个种族好:抗美援朝中国派出去的首长中，“三杨”是谁

杨得志 杨勇 杨成武
　　杨得志立下军令状

　　1951年初，朝鲜战争经过四次战役后，呈现出长期化态势。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在四次战役后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加上人员伤亡、物资消耗很大，急需休整。为坚持持久作战，2月初，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决定调第三、十九和二十兵团作为第二番部队进入朝鲜。

　　2月5日，周恩来会见了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给予十九兵团很高的评价。他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开泰！”2月25日，第十九兵团所属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陆续由安东进入朝鲜。

　　为了确保第五次战役的胜利，4月6日，彭德怀在金化郡上甘岭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朝鲜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略方针，总结了前四次战役的经验，提出了实施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部署。此时，第三、第十九兵团刚刚进入朝鲜，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估计，他们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最快也要在4月20日前后。而新入朝的部队没有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是否可以马上作战，也需要审慎处置。在不能确保参战部队在战役打响前到达集结地区的情况下，第五次战役就不能提前发起。会上，身为十九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态度坚决，向志司立下军令状，表示所部一定在4月20日前到达“三八线”以北的进攻出发地集结完毕。作为新入朝部队的司令员和第五次战役的主力部队，杨得志的态度无疑为促成志司下决心在4月20日前后发动第五次战役起了重要作用。

　　4月22日黄昏，第五次战役打响，杨得志指挥十九兵团3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合，担负右翼突破任务。接到进攻的命令后，六十四军第一师跑步进入冲击出发位置，在预定时间按时发起进攻。六十三军在扫清了临津江西岸的敌人后，冒着敌人密集炮火的封锁，越过无数道铁丝网，突破了位于“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敌人的防御。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十九兵团共歼敌4000多人。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雪马里地区的进攻战斗中，英国惟一缀有两个帽徽荣誉的“格罗斯特郡团”在十九兵团五六九团三营的重创下损失惨重，团长兼直属营营长卡思被俘。

　　为了确保第二阶段作战的胜利，志愿军总部决定，以第三、第九兵团负责消灭东线的南朝鲜军，以十九兵团在西线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合，实施佯动进攻，牵制西线的美军。5月16日晚，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打响后，十九兵团在西线的作战进展十分顺利，极大地牵制了美军的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东线我军的作战。直至5月20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才清醒过来。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也惊呼：“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为挽救“危机”，李奇微集中西线美军第一军在汉城以北向十九兵团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发起了迅猛进攻。在美军全线反扑下，为防止敌人沿公路将我军各个截断，杨得志灵活机动地指挥十九兵团由进攻转入防御，并顺利地进入了指定的防御区域。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争出现了预料中的拉锯局面。对此，魏德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此后，朝鲜战局呈现对峙状态，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十九兵团所属侦察支队和第五六九团三营被志愿军总部授予“道峰山支队”、“道峰山营”的光荣称号，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十九兵团在杨得志指挥下为促成朝鲜战场的敌人进入防御阶段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2年7月，中央军委调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9月，已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正式请辞志愿军司令员职务。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宣布：杨得志任志愿军司令员。抗美援朝，成为杨得志一生中永难忘怀的一段。

　　杨成武率领二十兵团把美国人重新打回谈判桌前

　　二十兵团与第三、第十九兵团虽然同为军委确定的第二番入朝参战的部队，但它却是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进入朝鲜战场的。1951年6月，敌我双方经过五次大的较量后，力量对比趋于均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为坚持持久作战，粉碎美国假谈真打的阴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6月中旬制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与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坚持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以打促谈。

　　鉴于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第三、第十九兵团因连续作战准备不足，中央军委命令二十兵团迅速进入朝鲜，准备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美军的挑衅。6月19日，二十兵团所属第六十七、六十八军，在司令员杨成武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南生的率领下，陆续由安东、长甸河口进入朝鲜。

　　7月10日，当朝、中方代表与美方代表在开城开始停战谈判后，美国为了在谈判中实施政治讹诈，在军事上发动了所谓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面对急转直下的谈判局势，党中央、毛泽东明确提出：朝鲜谈判是长期的。把握的原则是：敌人从战场上夺不来的，在谈判桌上也不能让他得逞。为了把敌人逼回谈判桌前，志愿军组织发起了夏秋防御战役。杨成武指挥二十兵团所属第六十七、六十八军作为参战主力，担负起东线金城以南地区的防御。10月8日，第六十八军在敌情、地形均不熟悉的情况下与敌激战10天，歼敌7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该军还粉碎了敌人以“坦克楔入战”夺取我军阵地的企图。六十七军也毫不逊色，在10月13日至15日的激战中伤亡美军1.7万余人，平均每天伤亡达5600余人，创下朝鲜战场敌人一天内伤亡最高纪录。至22日，二十兵团共歼灭敌军2.3万人，击毁敌人坦克67辆，击伤8辆。这一仗，极大地提高了我军打坦克的技术与战术能力。夏秋防御战役，迫使美军不得不在10月25日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正如《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的：“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按照干部轮换计划，1952年7月，杨成武因病奉命回国治疗。

　　杨勇奉命赴朝，为抗美援朝划上“完美的句号”

　　在杨得志、杨成武相继赴朝参战后，身为“三杨”之一的杨勇却在1951年5月受命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之职；10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入朝参战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53年4月18日，为执行干部轮换计划，中央军委任命杨勇为二十兵团司令员。5月11日，杨勇赴朝任职。

　　6月中旬，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公然破坏协议，无理扣留志愿军战俘，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针对李承晚的流氓嘴脸，彭德怀提出：消灭伪军1.5万人，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毛泽东表示同意。但由谁去唱抗美援朝的“末台戏”呢？周恩来提议：“让杨勇去，让三羊开泰嘛！”毛泽东当即采纳了周恩来的提议。

　　为了打好这一仗，杨勇深入阵地前沿了解地形和敌情。7月13日，金城战役打响。这一仗，作为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两年多来我志愿军阵地防御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二十兵团投入了5个军的兵力，并配以强大的炮兵，与第九兵团一部协同作战。面对占有地面火力和空中优势的敌人，二十兵团在依托阵地的防御作战中，以劣势装备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置敌于被动地位。金城战役，成为我志愿军从战略防御转向大规模进攻的标志，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战略防御中质的飞跃，有力地促使李承晚作出了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迫使美李军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谈判协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在经历了两年多的谈谈打打后，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朝鲜战争宣告结束。金城战役，成为杨勇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仗。

　　“三杨”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1955年杨得志回国后，杨勇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职。朝鲜停战后，尽管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杨勇因此一直留在朝鲜，与朝鲜人民一起为实现外国一切军队撤出朝鲜而努力。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度发出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全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志愿军总部于195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10月24日，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26日，凯旋的将士们在北京火车站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迎接。周恩来称赞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卓爱平王永贵）面对急转直下的谈判局势，党中央、毛泽东明确提出：朝鲜谈判是长期的。把握的原则是：敌人从战场上夺不来的，在谈判桌上也不能让他得逞。为了把敌人逼回谈判桌前，志愿军组织发起了夏秋防御战役。杨成武指挥二十兵团所属第六十七、六十八军作为参战主力，担负起东线金城以南地区的防御。10月8日，第六十八军在敌情、地形均不熟悉的情况下与敌激战10天，歼敌7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该军还粉碎了敌人以“坦克楔入战”夺取我军阵地的企图。六十七军也毫不逊色，在10月13日至15日的激战中伤亡美军1.7万余人，平均每天伤亡达5600余人，创下朝鲜战场敌人一天内伤亡最高纪录。至22日，二十兵团共歼灭敌军2.3万人，击毁敌人坦克67辆，击伤8辆。这一仗，极大地提高了我军打坦克的技术与战术能力。夏秋防御战役，迫使美军不得不在10月25日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正如《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的：“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按照干部轮换计划，1952年7月，杨成武因病奉命回国治疗。

杨勇将军与杨成武、杨得志将军

一 出征前的准备

10月19日，正当敌人越过平壤、元山一线疯狂冒进的时候，志愿军部队遵照毛主席的命令，分由丹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处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从此，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作为志愿军战役预备队的第五十军、六十六军也于10月25日、26日分别从丹东、辑安过江入朝。

10月25日，毛主席命令第十三兵团领导机构改为志愿军领导机构。除已任命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外，又任命邓华为副司令兼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后勤部及其他机构的负责同志均照旧负责。

也就是这一天--10月25日，四十军的先头部队，在亲临战区的彭德怀司令员亲自部署下，将敌行军纵队拦腰斩断，分割为数块，全歼敌步兵一个营和炮兵一个中队，毙俘敌五百余人，缴获汽车三十多辆，生擒美国上校顾问赖勒斯。这是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第一仗，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战。至此，揭开了首次战役的序幕。也正因为此，在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的前夕，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1950年10月25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十九兵团根据中央的要求，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准备工作。11月22日，我和志民、维山、先瑞及副参谋长康博缨等同志率兵团机关离开西安向兖州开进。副司令员葛宴春等同志率大部队月底登程。

和我们一同乘车的还有我爱人申戈军，带着我们的三个女儿：华荣、柏华、秋华。当时，申戈军在兵团直属政治部组织科任副科长。我们接到到兖州集结的命令后，她执意要随部队同往。可是，孩子太小，不好安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把孩子送到太原，安排在十九兵团的子弟兵小学校里。

车抵郑州车站，申戈军带着孩子下车转乘去太原的火车。刚满七岁、本来很活泼的华荣此时异乎寻常的沉默了，眉眼里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神情。而四岁的柏华却笑哈哈地挥着小手，连说"再见!"虽然常年南征北战，很少和她们在一起，但此时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心里还是溢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留恋之情。

我们途经开封时，听到北京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的消息，郭沫若同志任主席。总会号召全国人民深入广泛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这更增加了我们尽快赶到集结地的急切感。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山东人民，在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下，为我们的到来作了细致周到的安排。有的群众对我们说："俺们这里就是离朝鲜太远，要不呀，俺们推着小车把同志们送过鸭绿江去!听说鸭绿江还不如长江宽，不如长江的水急呢!"

在兖州稍作安排后，军委通知我和志民去北京，朱总司令要找我们面授任务。我和志民商议，去北京之前专门去一趟济南，看望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

我和世友同志是在延安相识的。多少年来虽然没有机会在一个战场上作战，但他大刀阔斧、似粗实细的指挥艺术，疾恶如仇、豁达开朗的气质和作风，不仅仅是我，许多老同志印象都是很深的。他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他说："我在军区、在省委、省政府都是夸了海口的。我说，十九兵团到山东，我们要全力以赴，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钱嘛，我许世友的津贴费也是可以拿出来的。我这不是夸海口，不是吹牛皮?!老杨，你在山东搞过一段时间嘛，山东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是山东有一样是可以在全国拍胸脯的，那就是老百姓--山东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好了。当然，这个济南府还有个大明湖，还有个趵突泉。明天我陪你们去转它一圈子吧。"

老许就是这样一个直人快语、说到做到的人。第二天他真的陪我们去游了大明湖和趵突泉，并且兴致满高地要我们一起去打一次猎。当我们告诉他，总司令在北京等我们，实在不好久停了的时候，他停了好一会才说："那就不强留了，见着总司令替我捎句话，就说许世友又在发牢骚了--打了半辈子仗，这还是第一次在后方筹办粮草呢!"

世友同志虽然说的是玩笑话，但他的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大敌当前，那一个指挥员不想带着自己的部队杀上第一线呢!

我是1949年2月因参加太原战役离开北京的。没有想到这次再来，气氛大不一样。去年离开北京时，满城是欢庆胜利；现在是从前门火车站开始，大街小巷挂满了"抗美援朝"、"打败美国侵略者"、"保卫世界和平"等标语，应该说战斗的气氛是很浓的。

朱老总在中南海接见我们。几年不见，他仍然是那样健壮、硬朗，浓黑的长眉下两目炯炯，透出慈祥、亲切与温暖。我们汇报后，他详细地询问了部队在山东集结后的各种情况，从武器装备到思想动态，从部队纪律到生活管理，了解得极为具体。他让参谋人员拿来朝鲜地图，对着地图向我们说："老彭到前面已经两个多月了。仗打得不错，但相当艰苦。目前正和麦克阿瑟进行第二次交锋，打得很激烈。他发回一些电报，主席是满意的。朝鲜的金日成同志也是满意的。你们可以看一看，了解情况，进入情况。老彭指名点将要你们十九兵团。他这个人你们了解，从不向中央提什么样的困难和要求，但他提到了你们十九兵团。所以主席、恩来同志要我找你们谈一谈。'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中国这句老话你们也是知道的。请你们来，无非是了解些情况，督促一下。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的。"

我们向朱老总报告说，兵团准备最近开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军事工作方面主要研究现代联合兵种作战的指挥问题，针对美国侵略军的特点，确定我们所运用的战术问题；政治工作方面主要研究抗美援朝政治工作要求与实施方法问题；后勤工作方面主要研究在离开祖国后，困难复杂环境中的保障问题。我们代表兵团全体指战员请朱老总到山东参加我们这个会，给我们作指示，给我们作动员。我说："1947年十九兵团打石家庄，那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第一次攻打大城市，没有经验。关键时刻您到了我们兵团，给大家作报告，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问题，对部队鼓舞很大。这次要去朝鲜也是个'第一次'。这个第一次比打石家庄那个第一次困难更大，您能再去一次最好不过了。"

朱老总笑了。他说："这件事我要向主席报告。不能自由行动!"

我们回到部队不到一周，朱老总只带着三个随员赶到兖州来了。

这是1950年12月下旬，天气冷得很。十九兵团到达兖州地区后，虽然地方政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终因兖州仅是一座小小的土城，住房十分拥挤，县直机关、学校，一部分民房都住满了部队。兵团的几个负责同志受到特殊照顾，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朱老总来了，便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候不要说没有暖气，连烧煤的火炉也没有，我们只好给朱老总的房子里烧了一盆木炭火。

朱老总到兖州的当天晚上和我们兵团的几位领导谈得很晚。他了解我们会议的准备情况，征求我们对他讲话有些什么要求。希望他讲些什么。他特别提出讲话以前要到连队去看看战士们。我们当然希望朱老总能到我们战士们中去，但天气太冷，部队驻地又分散，那时朱老总已经六十四岁了，我们怕他生病。随他来的医生很同意我们的意见，建议他在这个生着木炭火的房子里分批见一些指战员代表。朱老总看看医生笑着对我们说："这个医生有偷懒的思想，我不生病，他就没得事，我一病他们就麻烦了。毛主席要我到十九兵团来，可不是只看看杨得志、李志民你们几个人啊!"

朱老总还是感冒了，而且发烧、咳嗽，搞得我们很紧张，很不安。但他执意按计划行事，看了步兵连队又去炮兵部队。他对炮兵同志们说："我们现在的空军力量还很弱，到了朝鲜你们就是'地面空军'，上对敌人的飞机，下对敌人的坦克。我希望你们为中朝人民立功!"

朱老总亲临出征前的部队，给指战员们的鼓舞和力量是难以言喻的。大家都想见到自己敬爱的总司令，亲耳聆听他的教导。战士们哪里知道，六十四岁的朱老总是发着烧、带着病到他们中间去的呢!他的医生几次对我说："杨司令，这样不行啊!这样我负不起责任啊!"但是我们也说服不了朱老总。

12月19日，朱总司令带病在十九兵团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报告的会场设在兖州天主教堂内。由于很多干部没有见到过敬爱的总司令，我们陪总司令入场时，坐在后边的一些干部禁不住站在小凳子上。朱老总见此情景，笑着对我们说："不少同志大概不晓得朱德是啥子模样，那好，我们下台走一圈，大家认识认识嘛!"说着他走下台去，从前到后走了个来回，边走边和两边的同志打招呼。碰到他前几天视察过的部队的负责同志，便说："我们见过面了，我们见过面了!"

朱老总作报告时没有讲稿，只在几张纸头上写一个提纲。他说：

"毛主席派我到十九兵团来，有两项任务。一、向同志们表示慰问，给同志们送行；二、要给同志们加点子油鼓点子劲。第一项任务，我向你们的杨司令、李政委，向我这几天所到的部队的同志们传达过了。为什么要慰问你们?因为你们要执行一项很光荣、很艰巨的任务。同志们，朝鲜人民在等着你们，等着和你们一起消灭美国侵略者；祖国人民也在等着你们，等着你们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胜利的消息!我的这个慰问，代表毛主席，也代表全国人民!第二项任务是加油、鼓劲。我到你们兵团几天了，同你们兵团首长，同有些部队的同志谈了不少话。毛主席给我的两项任务，这一项我觉得比第一项完成得好!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油本来就很足嘛!你们的劲头本来就大得很嘛!这一点我回到北京是要向毛主席报告的!"

朱老总简短的话，几次被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所打断。教堂外虽然是寒风凛冽，滴水成冰，但在毫无取暖设备的教堂里边，却已是热浪滚滚，心潮澎湃。不少同志把刚发的大棉帽子摘下来攥在手里了。

朱老总讲了抗美援朝的意义，讲了我们兵团的任务，提出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告诫我们一定不要满足于现在已有的准备，一定不要满足于部队非常旺盛的求战情绪。他说："在座的都是干部，都是团以上干部，你们问我有啥子指示，啥子要求，我说有。啥子?就是要你们，要你们和全兵团的战士一起，摆困难。把困难摆出来，大家想办法解决。你们做到了这一条，到了朝鲜和敌人交手胜利就有把握!"

朱老总讲话后，同与会的全体同志在教堂外边的寒风中合影留念。离兖州返京前，朱老总又赠给了兵团师以上干部每人一册刘伯承同志翻译的、苏沃洛夫的军事名著《兵团战术概述》。每本书前他都亲笔题了字。给我的那本书上面写着："得志同志，努力学习。朱德。"

朱总司令员的到来，更加坚定了十九兵团的全体指战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坚定了我们必胜的信念。

1951年2月3日19时整，十九兵团齐装满员告别了兖州，告别了山东人民，登上了北去的军列。当夜零点到达天津。我完全没有想到，天津市委书记、抗战时期和我同在冀鲁豫地区作战的黄敬同志，带领市委、市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在几乎没有灯火、不靠站台的铁道旁等候我们多时了。

那是个十分清冷的夜晚。

见到黄敬我很激动。1944年1月底，我奉命带部队由当时属山东省的濮阳县扬集出发去陕北，执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的时候，是黄敬为我送的行。当时他是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一别七年再次相见，竟又是离别之时。看得出黄敬也是激动异常。他握着我的双手，久久没有讲话。

部队在天津停了几个小时。我们兵团的几个领导和司政后机关的同志停了五天。因为刚到天津我们便接到中央的通知，周总理要我和志民同志5日到北京去。

我们还在出征途中，天津人民已把我们当成凯旋的英雄。他们为部队准备的大量的慰问品连夜送到了战士们手中。2月 4日中午，天津市人民政府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宴会。黄敬作为主人的代表讲了许多热情洋溢充满期望的话。他对我说："美国人这一手相当厉害哩，国内很有一些人对我们能打胜这一仗，很有一些顾虑啊。"我点了点头，说："实在说，我对美国人要搞我们是有准备的，但这样的搞法，形势变化得这样快--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意料中的意外!""中央已经横下了一条心嘛!"黄敬说。"对!"我说，"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黄敬举起酒杯说："来，为了打败必胜干一杯!"

晚上，天津市政府又为我们组织了一次舞会。当黄敬把这个安排告诉我们时，我和志民几个同志都连连摆手。我说："我在延安这个秧歌都没有学会，跳'交际舞'更是一窍不通，你让我们出洋相啊!"黄敬说："这场晚会可不是简单的娱乐啊。朝鲜人民可是能歌善舞的，你们去了，朝鲜战友们请你们，那可是不能摆手拒绝的。出洋相出在我天津可以，出在朝鲜同志面前就不好了。"志民同志笑着说："照你的意思这是项政治任务了?"黄敬说："还是我们的政治委员说得好!"我们在天津跳了第一次交际舞。

人在舞场，我的心却想着明天进京接受周总理接见的事。

周总理是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接见志民同志和我的。能在即将离开祖国的时刻见到周总理，我们都很激动。

周总理让我们坐定之后说："总司令从你们那里回来，把情况向主席汇报过了。我们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今天请你们来没有更多的事，就是想见见你们，看看你们，你们为了祖国而离开了祖国，我在北京为你们送行--就是这么个意思。"

面对着我们熟悉、敬爱的总理，听着他这似乎平常但充满深情的关切的话语，我和志民同志一时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志民看了我一眼说："总理的工作非常忙，还专门抽时间接见我们，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嘛!"周总理笑着说。

我说："我们把情况汇报一下吧。"

周总理说："你们的情况我了解一些，今天，不请你们谈了。你们知道，主席多次对德怀同志说，到了朝鲜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要尊重朝鲜同志尊重朝鲜人民，要教育部队更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要非常重视。"为了使我们了解更多的情况，周总理给我们讲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朝鲜人民军的光荣业绩，也讲了彭总当时指挥的第三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还讲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在世界上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反响。他说："这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很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国人民关心着你们，全世界人民也看着你们--实际上是看着我们整个国家。这一点要让全军的同志都了解，都记住。"

我们代表兵团全体指战员表示了决心。

周总理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叫做'三杨开台'!"

总理的话使我和李志民同志情不自禁地同时站了起来。党的信任，总理的期望，使我们激动不已。多少年来，我没有对其他同志讲过总理关于"三杨"的谈话，但多少年来总理的这些话一直在激励和鞭策着我。

赶回天津，我们连夜向军以上干部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和关怀。

2月8日零点，我们的军列离开了天津。行前，黄敬送来了一大包东西。他说："这是送给彭老总的一点点酒肴，请你们带去，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天津人民问候他。"

军列开动了。星火点点的城镇，无边无际的田野从我们眼前飞驰掠过。除了列车的轰鸣，一切都像进入了甜蜜的梦境。然而，长长的、不被人注意的军列上，指战员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血在沸腾。这沸腾的热血奔向长白山麓，奔向一泻千里的鸭绿江，奔向燃遍战火的那片我们向往而又陌生的土地。

十九兵团入朝参战，杨得志立下军令状

1951年初，朝鲜战争经过四次战役后，呈现出长期化态势。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在四次战役后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加上人员伤亡、物资消耗很大，急需休整。为坚持持久作战，2月初，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决定调第三、十九和二十兵团作为第二番部队进入朝鲜。

2月5日，周恩来会见了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给予十九兵团很高的评价。他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开泰’！”2月25日，第十九兵团所属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陆续由安东进入朝鲜。

为了确保第五次战役的胜利，4月6日，彭德怀在金化郡上甘岭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朝鲜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略方针，总结了前四次战役的经验，提出了实施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部署。此时，第三、第十九兵团刚刚进入朝鲜，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估计，他们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最快也要在4月20日前后。而新入朝的部队没有与美军作战的经验，是否可以马上作战，也需要审慎处置。在不能确保参战部队在战役打响前到达集结地区的情况下，第五次战役就不能提前发起。会上，身为十九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态度坚决，向志司立下军令状，表示所部一定在4月20日前到达“三八线”以北的进攻出发地集结完毕。作为新入朝部队的司令员和第五次战役的主力部队，杨得志的态度无疑为促成志司下决心在4月20日前后发动第五次战役起了重要作用。

4月22日黄昏，第五次战役打响，杨得志指挥十九兵团3个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合，担负右翼突破任务。接到进攻的命令后，六十四军第一师跑步进入冲击出发位置，在预定时间按时发起进攻。六十三军在扫清了临津江西岸的敌人后，冒着敌人密集炮火的封锁，越过无数道铁丝网，突破了位于“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敌人的防御。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中，十九兵团共歼敌4000多人。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雪马里地区的进攻战斗中，英国唯一缀有两个帽徽荣誉的“格罗斯特郡团”在十九兵团五六九团三营的重创下损失惨重，团长兼直属营营长卡思被俘。

为了确保第二阶段作战的胜利，志愿军总部决定，以第三、第九兵团负责消灭东线的南朝鲜军，以十九兵团在西线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合，实施佯动进攻，牵制西线的美军。5月16日晚，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打响后，十九兵团在西线的作战进展十分顺利，极大地牵制了美军的注意力，有力地配合了东线我军的作战。直至5月20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才清醒过来。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也惊呼：“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为挽救“危机”，李奇微集中西线美军第一军在汉城以北向十九兵团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发起了迅猛进攻。在美军全线反扑下，为防止敌人沿公路将我军各个截断，杨得志灵活机动地指挥十九兵团由进攻转入防御，并顺利地进入了指定的防御区域。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争出现了预料中的拉锯局面。对此，魏德迈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此后，朝鲜战局呈现对峙状态，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十九兵团所属侦察支队和第五六九团三营被志愿军总部授予“道峰山支队”、“道峰山营”的光荣称号，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十九兵团在杨得志指挥下为促成朝鲜战场的敌人进入防御阶段立下的汗马功劳。

1952年7月，中央军委调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9月，已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正式请辞志愿军司令员职务。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宣布：杨得志任志愿军司令员。抗美援朝，成为杨得志一生中永难忘怀的一段。

杨成武率领二十兵团把美国人重新打回谈判桌前

二十兵团与第三、第十九兵团虽然同为军委确定的第二番入朝参战的部队，但它却是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进入朝鲜战场的。1951年6月，敌我双方经过五次大的较量后，力量对比趋于均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为坚持持久作战，粉碎美国假谈真打的阴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6月中旬制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与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坚持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双管齐下，以打促谈。

鉴于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第三、第十九兵团因连续作战准备不足，中央军委命令二十兵团迅速进入朝鲜，准备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美军的挑衅。6月19日，二十兵团所属第六十七、六十八军，在司令员杨成武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南生的率领下，陆续由安东、长甸河口进入朝鲜。

7月10日，当朝、中方代表与美方代表在开城开始停战谈判后，美国为了在谈判中实施政治讹诈，在军事上发动了所谓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面对急转直下的谈判局势，党中央、毛泽东明确提出：朝鲜谈判是长期的。把握的原则是：敌人从战场上夺不来的，在谈判桌上也不能让他得逞。为了把敌人逼回谈判桌前，志愿军组织发起了夏秋防御战役。杨成武指挥二十兵团所属第六十七、六十八军作为参战主力，担负起东线金城以南地区的防御。10月8日，第六十八军在敌情、地形均不熟悉的情况下与敌激战10天，歼敌7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该军还粉碎了敌人以“坦克楔入战”夺取我军阵地的企图。六十七军也毫不逊色，在10月13日至15日的激战中伤亡美军1.7万余人，平均每天伤亡达5600余人，创下朝鲜战场敌人一天内伤亡最高纪录。至22日，二十兵团共歼灭敌军2.3万人，击毁敌坦克67辆，击伤8辆。这一仗，极大地提高了我军打坦克的技术与战术能力。夏秋防御战役，迫使美军不得不在10月25日重新回到谈判桌前。正如《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的：“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按照干部轮换计划，1952年7月，杨成武因病奉命回国治疗。

杨勇奉命赴朝，为抗美援朝划上“完美的句号”

在杨得志、杨成武相继赴朝参战后，身为“三杨”之一的杨勇却在1951年5月受命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之职；10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入朝参战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53年4月18日，为执行干部轮换计划，中央军委任命杨勇为二十兵团司令员。5月11日，杨勇赴朝任职。

6月中旬，正当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准备签字时，李承晚公然破坏协议，无理扣留志愿军战俘，叫嚣要单独向鸭绿江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进攻。针对李承晚的流氓嘴脸，彭德怀提出：消灭伪军1.5万人，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毛泽东表示同意。但由谁去唱抗美援朝的“末台戏”呢？周恩来提议：“让杨勇去，让‘三羊开泰’嘛！”毛泽东当即采纳了周恩来的提议。

为了打好这一仗，杨勇深入阵地前沿了解地形和敌情。7月13日，金城战役打响。这一仗，作为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两年多来我志愿军阵地防御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二十兵团投入了5个军的兵力，并配以强大的炮兵，与第九兵团一部协同作战。面对占有地面火力和空中优势的敌人，二十兵团在依托阵地的防御作战中，以劣势装备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歼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置敌于被动地位。金城战役，成为我志愿军从战略防御转向大规模进攻的标志，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战略防御中质的飞跃，有力地促使李承晚作出了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迫使美李军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谈判协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在经历了两年多的谈谈打打后，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朝鲜战争宣告结束。金城战役，成为杨勇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仗。

“三杨”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1955年杨得志回国后，杨勇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职。朝鲜停战后，尽管中朝方面一再提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但都遭到美国政府的无理拒绝。杨勇因此一直留在朝鲜，与朝鲜人民一起为实现外国一切军队撤出朝鲜而努力。1958年2月5日，朝鲜政府再度发出声明，要求从南北朝鲜全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支持，志愿军总部于195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10月24日，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率领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26日，凯旋的将士们在北京火车站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迎接。周恩来称赞杨勇说：“你为抗美援朝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杨得志：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9兵团司令员，1954年接任邓华为志愿军司令员（1954年9月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辞职，邓华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得志、杨勇任副司令员。1954年10月31日，邓华奉命回国担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志愿军杨得志接任司令员。上面的几个帖子关于杨得志任志愿军司令员的起始日似有疑问）；
杨成武：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
杨勇：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

上面所有大段的回答，都是从网上下载的，可为什么没有一个把出处注明呢？应该尊重原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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