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ob女装模仿:大家了解司马迁嘛？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然而欲使名垂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传》就记载了伯夷、叔齐因相互辞让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国；又因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马迁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孔夫子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就会如许多怀有同样情操者一样湮没无闻了。所以司马迁在传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说情，而使他的不朽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正是允许发生的。无论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为了张扬光大生命的价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树以达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类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贤就这样做过。当时去古未远，古代遗风的影响不容低估。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毕竟为国捐躯与张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同时受到推崇。大汉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闻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因此，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难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本身就是极具勇气的表现。他看不惯李陵败讯传来，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丑恶场面。因为此前李陵捷报传来时，正是同样一批人在大唱赞歌。同时，以他对李陵为人的了解，他认为李陵之降只是为了今后能更大地报效国家。所以，他挺身而出为李陵说公道话。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就在这时，那道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而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就极有可能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所谓的不朽事业能否为后人认可也就大成问题。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司马迁死的理由非常充分，父母先他而逝，又无兄弟之亲，对家庭看得不甚重，选择生的代价实在太大。唯一不能割舍的是，丧失使家族不朽的机会，与无法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
是生还是死。甚至于两千年后，我们都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煎熬。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家族几百年才出现的不朽机会也就永远地丧失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还是死、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理念纠缠从四面八方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令人不胜唏嘘。据此可以肯定，甚至于在这个选择做出后的全部余生，司马迁都一直受到是生还是死的无穷压榨，缠绵不解，挥之难去。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就是在这样一种肉体与精神状态下，在与不朽基本无缘的状态下，司马迁耗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太史公书》。如果没有极其坚韧的毅力、不具备极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没有超人的勇气及无与伦比的才情，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接触到的前贤事迹，使他的不朽事业有了精神支柱：“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
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也被司马迁溶入了自己的作品。除了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面临生死抉择的前贤外，《史记》中还有大量的在生死关头及重大凌辱面前如何抉择的事迹。如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蔺相如敢于冒生命危险叱责秦王，却不愿意与廉颇发生冲突伤害国家元气的思考；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精神振奋，欲有所为。
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所以，司马迁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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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进京后，司马谈告诉儿子“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于是命他南游江淮，考察古事轶闻。

司马迁到了长江边，突闻江中一舟上传来凄凉的歌声：

风萧萧兮雨蒙蒙，雨多路泥泞。

悲叹声声兮，只恨天不睛。

鼠成精兮比虎猛，虎多世道穷。

猛兽横行兮。天下无太平……

司马迁被这绝唱迷住了，呆呆地站在那儿，等着木舟*岸，想见见这位歌女。木舟*岸时，一女儿出来帮助老翁抛锚。司马迁一瞧那女子，慨叹地想：“世间还有这样多才多艺、窈窕多姿的淑女啊！”等老翁上了岸，司马迁的挑夫程三拱手言道：“老船公，我们司马公子想搭船过江。”老船公一惊，忙问：“哪里的司马公子？”“就是当朝太史令司马谈的公子司马迁，此行前去探禹穴。”只见老船公面有难色，但很快一喜，说，“好，好，我一定送公子过江，报答他们的恩情!”程三摸不着头脑，忙叫司马迁上船。司马迁一心只想与淑女答言，未看老船公的面目、等老船公摘下草帽，司马迁这才看他有点面熟，忙问：“老伯，你是哪里人氏？”老船公回话道：“老夫平原人，姓随，叫随船漂，相公长这么高了？”司马迁想起来了，高兴地说：“老伯，那次我们曾在黄河岸边相遇，怎么你们流落到这长江边来了？”“公子，自那日得令尊救助之后，我父女怕船主欺压，就跑到长江上摆渡为生了。现在令尊大人可好？”“家父很好，他命我这次南游江淮，考查古史。”老船公将头朝船舱一转，喊道：“清娱，清娱！你出来与司马公子相见，他是咱那恩公之子啊！”随清娱羞答答地出舱施礼：“司马哥哥到了，妹妹这儿有礼了。”司马迁一边还礼，一边偷瞧，发现随清娱笑中面带愁容，是个病态美人儿。司马迁忙问老伯：“清娱妹为何愁容不展？”“公子有所不知，”随船漂抽了一口旱烟，唉声叹气地说，“如今世道没法，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里都受人欺压！前两天，有个叫杜周的官吏，说是看中了清娱，要我后天将她送到岳阳。若送不来，就要问罪！唉，这世道没穷人活的路了！”司马迁听此言，气愤地说：“官吏竟敢如此在民间胡作非为！老伯，你们不用愁，有我在此，量他们不敢轻举妄动！”随清娱听了司马迁这气壮山河的言词，心情舒展了好多。在船上，司马迁与随清娱谈论诗赋之类，话儿非常投机。随船漂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灵机一动，忙拉过程三问“他叔，司马公子成亲了没有？”“老哥，司马迁如今20岁了，能不成亲？他14岁在家乡娶的杨家女，去年已得了一个女儿。”随船漂沉思了一会，对程三说：“噢，成亲了也好。他叔，你看我花甲已过，无依无*，杜周又要逼婚，请你给公子说一说，我想将女儿给他作个侍妾，一来感谢救难之恩，二来女儿也有个依*。”程三答应后，便问司马迁的意见。当然，司马迁是乐意的，便同意了。当晚，程三做媒，司马迁与随清娱便拜了天地，又拜了岳丈和媒人，入舱成了婚。第二天，杜周一帮人前来抢亲，遭到司马迁的斥责。从此，杜周记仇于司马迁。

司马迁与随清娱成婚这段佳话由唐代诸遂良以回忆梦境的形式写成了碑文，至今保存在司马迁祠里。碑文写道：

永徽二年九月，舍利同州道，夜静坐于西所，若有若无，犹梦犹醒，见一女子，高髻盛妆，泣谓余曰：“妾，汉太史司马迁侍妆也。赵之平原人，姓随名清娱，年十七事迁，同游名山大川，携妾于此。会迁有事在京，妾缟居于同，后迁故，妾亦忧伤寻故，塘于长乐寺之西。天帝悯妾未尽天年，遂司此土。代异时移，谁为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将至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铭墓，以垂不朽。”余感寤铭之。铭曰：嗟乎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然厥志，百千亿年，血食于斯。

这块“梦碑”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它表明劳动人民怀念司马迁的感情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