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品会苹果app:讲一下胡适的红学观点‘

胡适的新红学呀，两句话：1、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2、后四十回为高鄂所写。
现在想想，根本没什么，但在那时却是很大的突破，而且，这是现代红学的基石。

关于“自传说”：以前都是什么“纳兰容若说”、“××（康熙他爸爸，一时想不起来名字了）说”什么的。
以胡适的“自传说”为基础，才会衍生出“曹学（研究曹雪芹）”、“脂（脂砚斋）学”等红学的重要分支。
而且，“自传说”是“考证派”的基础，整个考证派的前提都是建立在自传说的基础之上的

p.s.现在的红学分为两大派：索引和考证。索引派的基本理论是“非自传说”；考证派的理论基石就是胡适最先提出来的“自传说”。现在，ms考证派占上风一点，都是胡适的弟子：）

新红学则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胡适考证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胡适虽然遭受批判，但这些观点却普遍被人接受。近几年来，随着红学的深入发展，新红学的基本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杯疑，而屡遭批判的索隐派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自从胡适以来，“红学”的“正宗”一直以考据为主，很多有名的红学家，都是从考证作者的家世和版本入手的，而且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胡适的“新红学”

什么叫“新红学”？为什么胡适的红学叫“新红学”？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红学史上的一个非常流行、非常普遍的描述。我们在一些教科书或红学史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对红学发展史的描述方法，认为两百多年的红学史是经历了一个“旧红学——新红学——小说批评派”的过程。从旧红学到新红学，这究竟是一个时间上的判断，还是一个价值上的判断？如果是时间上的判断，即从时间上看，胡适的红学是新出现的，因而是新红学，因而他之前的红学是旧红学，那么，这样的判断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如果“新”和“旧”是一个价值上的判断，“新”，就是指现代学术品格，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胡适之前的红学都是旧红学，都不具备现代学术品格。譬如，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无论从学术理念、学术方法、表述方式，都表现出鲜明的现代学术的特点。这篇文章从哲学层面开始，接着是美学层面、伦理学层面，表现出一种西方式的体系化的现代学术特点。从这一方面来看，它一点都不比胡适的新红学“旧”。我认为，如果要描述现代红学的起点的话，那么，现代红学的起点不是从胡适（1921年）开始，而是从王国维（1904年）开始的。以往的描述其实是根据社会政治史的划分方式而展开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学术的立场来考察学术问题，那么，红学的“新”与“旧”的判断依据就应该是看一种红学现象是否具备了现代学术品格。

那么，胡适的“新红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是从“新红学”一词的最早出现来看这个问题。

胡适的第一篇《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是写于1921年《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一发表，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2年，在与俞平伯的通信中，顾颉刚称胡适的红学为“新红学”。1923年，俞平伯先生的专著《红楼梦辨》的出版。顾颉刚在为此书作序时首次提出了“新红学”的说法，他说：

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顾颉刚《顾序》，见俞平伯《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他所说的“旧红学”是指“浮浅的模仿，尖刻的批评，和附会的考证”。“浮浅的模仿”大概是指《红楼梦》的续书，“尖刻的批评”大概是指清代的评点。至于“附会的考证”，则是指以王梦阮、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

续书属于文学创作，评点属于小说批评，都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不存在可比性。

所以说，可以构成对比的则是顾颉刚所说的“附会的考证”，也即索隐红学。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正是以对三种“附会的考证”进行否定而开始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新红学”，是相对于“旧索隐”而言的。胡适“新红学”的“新”，就在它与王梦阮、蔡元培的旧索隐相比较才能成立。

把胡适的“新红学”与王梦阮、蔡元培的旧索隐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胡适“新红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脂砚斋的红学是红学史上最早的红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在红学诞生的那一刻起，索隐红学也就诞生了。索隐红学从它诞生直到今天，已经至少有过250年的历史。在这250年的历史里面，索隐红学经过了一个从初创到发展、丰富、变化的过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索隐红学，早已不是像胡适当年所看到的蔡元培的索隐那么简单。我把胡适《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发表之前的索隐红学称为“旧索隐”，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索隐红学称为“新索隐”。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既是“新红学”的开端，也是“新索隐”的开山之祖。

下面我们来看看索隐红学的基本结构。

索隐红学由两部分构成：考证手段和实录观念。

什么叫考证？“考证”也叫“考据”，根据《汉语大辞典》，考据是指“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通过考核事实和归纳例证，提供可信材料，从而作出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的搜辑整理。”考据学是指“运用考据方法，对古籍语义和历代名物典章制度进行研究、考核、辨证，以期确凿有据的一种学问”。简单地说，“考证”就是指运用一定的证据去推出事情的真相的一种方法。证据分两类，一种是直接的证据，能够直接推证出可信的结论，我把这种考证叫做“实证”。当直接的证据不足时，考证者还可以借助一定的手段进行推证，譬如他可以借助传闻或文字学中的训诂方法去推证事实的真相。这里我要重点来谈谈“虚证”中的训诂方法。陆宗达先生曾经把训诂分为三种情形：1．以形索义。即形训，通过字的形状去求它的含义。2．因声求义。即音训，通过字的读音去求它的含义。3．比较互证。即义训，通过词义的运动规律去探求它的含义。“词义引申”，是词义运动的内在规律。词义引申有几种情形。陆宗达把词义引申分为三种类型：a. 理性的引申；b. 状所的引申。词义往往因为状同（形状）或所同（处所）而互相关联，从而产生引申；c. 礼俗的引申。

在这三类引申中，第二类“状所的引申”与索隐红学关系密切，这里重点谈谈这一类。陆先生把这一类分为几种情形：同形、同态、同用、同所、通感。我把这一类叫“同构引申”。

在训诂学中，这些方法在使用时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这里不准备讨论训诂学的问题。但我想指出，把这些方法使用到小说情节的分析上，它所得出的结论是或然性的，而不是必然性的。所以我把这种考证叫“虚证”，以区别于“实证”。譬如，蔡元培说《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小说里写到了“红”，推崇“红”。在汉语中，“朱”字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个是指红色，另一个是指姓氏。作为颜色，朱也是红，红也是朱。但蔡元培由此进一步说，红是朱，朱也是姓氏，所以红指姓朱的姓氏；再进一步说，明朝皇帝姓朱，所以红指明代的皇帝。明代的皇帝是汉族人，清代的皇帝是满族人，所以《红楼梦》的爱红，表明作者爱汉族，反满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