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排斥症的测试:惠州历史

苏轼与惠州西湖

　　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惠州人，都能对“东坡公”在惠州的事情说上几句。要说苏轼对惠州西湖的影响，最有研究的当属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惠州市委员会主委的梁大和先生。梁先生这样总结了苏轼对惠州西湖五大影响：

　　苏轼喜爱游览西湖。东坡到惠不久，即被幽深、曲折、秀丽的西湖所倾倒，不仅常在白天游览，而且连夜里也在游览，甚至通宵达旦。他说：“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此处即惠州西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甚至再贬海南后，仍念念不忘西湖，曾说：“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日欲没，因并西山叩罗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

　　苏轼最早品题惠州西湖。东坡在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写的《江月五首》了。该诗不但描写了凉天佳月下的西湖美景，而且还有“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名句。因此说：“此为题品惠湖风景之始。”

　　苏轼曾为惠州助筑堤桥。为了解决西湖两岸的交通往来，东坡倡议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他带头“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在堤上建桥，取名西新桥。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落成，东坡写诗描述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为了纪念东坡的功绩，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于是才有了西湖八景之一的“苏堤玩月”。可以说苏轼助筑堤桥为西湖增添了不少魅力。

　　苏轼最早称丰湖为西湖。到了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东坡《赠昙秀》一诗，头一回将丰湖称作西湖。南宋后，人们逐渐普遍将丰湖称作西湖。因此，明代较早编辑《东坡寓惠集》的大学者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西湖因苏轼而更出名。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历代文化名人与惠州有较密切关系的多达400余人，其中做过丞相的政治家有陈尧佐、留正、文天祥，著名文艺家有李商隐、杨万里、刘克庄、黄遵宪、丘逢甲等。但他们对惠州西湖的影响，实无一人能与苏东坡相比。清乾隆归善学者黄安澜在其所著的《西湖苏迹》一书中说得好：“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

　　珍贵书画回归东坡纪念馆

　　东坡纪念馆内陈列着最新制作的有关惠州苏迹的立体模型，并用大量资料表现东坡在惠州期间的活动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两馆中共收藏了一百多件与苏东坡有关的展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惠州市文博人员的努力，苏轼于1095年在惠州所作的水墨画《墨竹长卷》流落海外近一个世纪后，终于在美国浮出水面。几经周折之后，用电脑按原作大小复制的《墨竹长卷》终于回到了画作的诞生地，并摆进展柜与观众见面。

　　苏东坡有着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他的画在北宋画坛引领时尚，被视为“文人画”的理论奠基人和杰出实践者。据苏轼在惠州时期的史料记载，他在惠州期间还画了不少水墨画，而为罗浮山邓守安道士所画的水墨画《墨竹长卷》便是其中一幅。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画作散失殆尽，在惠州竟没有留下一幅。据惠州市博物馆馆长袁学君介绍，不久前，惠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国外英文资料里找到了一幅《墨竹长卷》，很像苏东坡的作品，他们如获至宝。几经考证，终于得到证实：这幅《墨竹长卷》就是当年苏轼在惠州时期的作品。他们用电脑复制成长2米、高0.6米的与原画大小相同的尺寸，在国内首次完整地再现了《墨竹长卷》。

　　苏东坡在惠州创作的部分流落外地的作品也被寻到10多幅，经复制后在馆内首次展出。除《墨竹长卷》外，原作流落于德国的书法词作《归去来兮辞》等也摆进了东坡纪念馆。

　　“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所言，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王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

　　王朝云字子霞，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因家境清寒，自幼沦为歌妓，却独具一种清新、高雅的气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一次偶然的机会，苏轼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轻盈曼舞的王朝云，被朝云的气质所打动，娶她为妾，备加宠爱。苏轼有一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这首诗明写西湖旖旎风光，而实际上寄寓了苏东坡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苏东坡在杭州四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副使，这期间，朝云始终紧紧相随，陪伴在苏东坡身旁，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苏东坡性情豪爽，了无城府，常常诗词中畅论政见，数度因得罪当朝权贵而遭贬。在苏东坡的妻妾中，朝云最解东坡心意。有一次，苏东坡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个答道：“文章。”另一个答道：“见识。”苏东坡频频摇头。此时朝云笑答：“您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朝云随苏轼到惠州时，才三十岁出头，而当时苏东坡已年近花甲。眼看主人再无东山再起的希望，苏轼身边的侍儿姬妾都陆续离去，只有朝云始终如一，追随着苏东坡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了惠州。苏轼十分感动，刚到惠州不久，就为朝云赋诗一首：“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这首诗还有这样一个序言：“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当初白居易年老体衰时，深受其宠的美妾樊素便溜走了，白居易因而有诗“春随樊子一时归”。朝云与樊素同为舞妓出身，然而性情迥异。朝云的坚贞相随让老年苏轼备觉安慰。

　　没有想到的是，造化弄人。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年轻女人并没有陪伴老迈的苏轼走完他的人生之路，反而先于苏轼离开尘世的喧嚣。绍圣二年七月五日，朝云突然得了一种瘟疫，不治身亡。朝云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在咽气之前握着苏东坡的手，念着《金刚经》上的谒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意思是：“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像闪电，转眼之间就永远消逝了，因此没必要过于在意。”这番话不只是朝云对禅道的彻悟，其中也隐含着她临终时对东坡的无尽牵挂。

　　八月三日，按照朝云的心愿，苏东坡把她安葬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朝云安息之所是一个僻静的地方，黄昏时分可以听到阵阵松涛和禅寺的钟声。附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就是“六如亭”，用以纪念朝云。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副亭联不仅透射出苏东坡对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更饱含着他对一位红颜知己的无限深情。这副联已经损毁在漫长的岁月里。现存的朝云墓和六如亭是清朝伊秉绶任惠州知府时重修的，亭柱的石刻楹联是陈维所书：“从南海来时，经卷药炉，百尺江楼飞柳絮；自东坡去后，夜灯仙塔，一亭湖月冷梅花。”楹联形象、真切地概括了东坡与朝云当年贬谪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反映出千百年来朝云墓带给后人的阴冷、凄清的感觉。

　　为纪念苏轼侍妾王朝云修建的六如亭。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出自 http://www.shmjw.com/html/zixun/shuhuaqutan/2006-7/27/2006_07_27_0641010475192690_0672718242018201_24468_7.html

　　苏东坡被贬惠州的日子

　　发表时间:2004-11-25 15:43 浏览人数:1602 发布者:柳荫居士
　　作者 深圳商报
　　2004-09-08 15:04
　　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
　　却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宋文化巨匠苏轼曾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被贬惠州。尽管仕途步入绝境，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但此时的苏轼依然以他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鹅城的清风明月，遍尝岭南的四季佳果，享受生活的甘甜与苦涩。
　　在惠州的四个年头，苏轼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他的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他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以至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所谓“难工破渡，文明一播”。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
　　却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宋文化巨匠苏轼曾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被贬惠州。尽管仕途步入绝境，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但此时的苏轼依然以他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鹅城的清风明月，遍尝岭南的四季佳果，享受生活的甘甜与苦涩。
　　在惠州的四个年头，苏轼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他的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他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以至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所谓“难工破渡，文明一播”。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苏轼贬惠与程正辅
　　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18岁的宋哲宗亲政，开始重新推行他的父亲宋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权力的重心转移到新法派手中，他们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迫害。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敦、蔡京等人以苏轼“讥讪先朝”威名，把已经59岁的苏轼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苏轼还在赴英州的路上，又第二次遭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苏轼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抵达惠州，直到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共在惠州度过了四个年头、共940多个日日夜夜。
　　为什么要把苏轼贬到惠州来呢？这要先说到苏轼的表兄程正辅。程正辅既是苏轼的表兄，也是苏轼的姐夫。苏轼的姐姐八娘自幼饱读诗书，能诗善文。16岁时嫁给表兄程正辅。但是八娘嫁到程家以后，公婆一直不喜欢她，经常虐待她。第二次，八娘产下一子并因此身患重病，而程家却不给她治病。父母只好把她接回娘家诊治。病情刚刚好转，公婆却兴师问罪，责备八娘不尽媳妇孝道，并抢去她的婴儿，以致八娘伤心不已，旧病复发，含恨而死。苏轼的父亲宣布与程家断绝关系，从此两家成为仇家。
　　绍圣元年，程正辅正做广南东路提典刑律（掌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当权者希望借程正辅之手除掉政敌苏轼。刚来惠州的时候，苏轼的确担心程正辅伺机报复。但又想，两家已经42年未通过音信了，此事似乎到了应该了结的时候了。他托一位同乡带信给程正辅，表达了和解之意。信中还说：最近得到一个酿酒的良方，酿出的酒，色香味俱佳，不知表兄何时前来，定当预先酿好此酒接待。程正辅同样想趁此机会了结上一代人留下的恩怨，便来惠州看望苏轼。两人一见如故，冰释了42年的恩怨。
　　苏东坡利用与程正辅的良好关系，做了很多为民请命的好事。例如，他见惠州驻军“多阙营房”，大都“散居市井”，有扰民的现象，就致书程正辅，建议他修建300间瓦房做军营，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困扰惠州老百姓的问题。绍圣二年，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农民用贱价卖出两倍于往年的粮食才能凑齐税款。苏轼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程正辅，指出这无异于敲诈农民。他希望程正辅尽快与相关官员商议，准许“任从民便，纳钱纳米”。这一问题不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使惠州和整个广南东路10多个州的农民受益匪浅。
　　苏轼在惠州的生活
　　北宋时期的惠州，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中原落后许多，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苏轼安之若素，凭着他一如既往的乐观和开朗，把困窘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在苏轼的心目中，清风明月，尽是宝藏。也许人们会把这看作文人笔下的浪漫笔触而已，其实他的真实生活就是如此，这源于东坡骨子里的开朗乐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许正因为胸怀的博大，苏轼才能真正在各种压力和迫害下永远保持乐天派的本色。
　　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写了和陶渊明诗，对陶渊明的每一首诗都作了呼应。黄庭坚当时在贵州，听到这些事之后，也写了一首诗作回应：“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岁不同，风味乃相似。”意思是说，苏东坡被贬到岭南，但朝中的人仍可能会杀他，而东坡却过着清淡的生活，吃惠州的饭，和了陶渊明的诗；表面看来苏东坡、陶渊明虽然在时间上有极大的差异，但其令人可敬的风格却是相似的。作为苏轼的好友和门生，黄庭坚对苏轼惠州期间创作的和陶诗作了最精当的注脚。
　　东坡曾经借住惠州嘉佑寺。一日，在松风亭附近散步，感觉脚力不堪疲乏，想到树林里休息。却看见松风亭的屋檐还在树林的远处，心想：怎样才能到得了。后来转念又一想，突然有了体会：“这里为什么就不能休息呢？”一下子有了顿悟，就好比上钩的鱼儿，忽然得到解脱。
　　绍圣二年秋，朝廷大赦罪臣，惟独不赦免元佑臣僚，东坡闻讯遂绝北归之望。加上对苏轼庇护有加的程正辅被朝廷召还，东坡面临被逐出当时居住的合江楼的窘境，他不得不未雨绸缪，准备后路。于是在绍圣三年（1096）春，苏轼在惠州水东白鹤峰购地数亩，意欲终老惠州。新居有20余间，其中包括“思无邪斋”和“德有邻堂”。苏轼还打了一口深达4丈的水井，供自己和邻人吃水之用。然而，就在入住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又被贬谪出中国本土之外，要到海南儋州去了。关于被贬海南，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轼在惠州写《纵笔》诗，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美的睡眠。当朝宰辅章敦看到那两句诗说：“原来苏东坡过得这么舒服！”于是颁发了新的贬谪令。然而，被贬海外依然无法打倒东坡的乐观精神。当他要结束海岛生活时，仍然用诗句作了这样的总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苏东坡在惠州的遗迹
　　时至今日，惠州还留有苏轼的多处遗迹。比如，有苏东坡资助修筑的苏堤和东、西新桥；有葬在孤山上的苏东坡侍妾王朝云墓及六如亭；有苏东坡居住的合江楼、嘉佑寺遗址；有“为终老计”在白鹤峰建造的东坡故居等。后人为纪念苏东坡，在孤山上建起“东坡纪念馆”，收集了与苏东坡有关的文物一百多件，并建有轩昂的东坡塑像。
　　这里重点说一说苏堤。苏堤的前身叫“长桥”。由于长桥“屡作屡坏”，给两岸通行带来不便，于是苏轼倡议筑堤建桥，自己“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数千黄金钱”。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建桥，取名西新桥。堤桥落成后，东坡写诗描叙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为纪念苏轼，以“苏公堤”名之，简称“苏堤”。
　　关于苏堤，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朝云死后，苏东坡夜夜梦见朝云来侍，还为年幼的儿子喂奶。苏轼见她总是衣衫尽湿，就询问缘故，朝云答道：“夜夜渡湖回家所致。”苏东坡醒后大为不忍，于是兴筑湖堤横跨湖上，以便朝云前来入梦，这便是“苏堤”。堤成之日，当夜就梦见朝云来谢，音容笑貌一如生前。这个传说与事实完全不符。证据有二：其一，苏堤落成于绍圣三年（1096）六月，而朝云死于同年七月；其二，朝云只在黄州生过一子，未满周岁而夭。这个传说不仅宣扬了迷信，还贬低了坡公倡议筑堤建桥的意义。
　　现在的苏堤经过了1958年的加宽、加固工程之后，由原来6米扩宽至11米。1983年，作为“苏堤”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西新桥也得到修缮，桥身用混凝土和花岗岩重砌，桥长也由30米增至33.1米，并增筑了1米高的桥栏；桥下仍为五孔，游艇可自由进出。
　　惠州的其他景点，即便不是苏轼的遗迹，也大都跟苏轼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比如，“留丹点翠”中留丹亭的木刻对联“殿阁生微凉，呼吸湖光饮山绿；天地有正气，留取丹心照汗青”，上联便是集东坡诗句，描写点翠洲的秀丽景色；“玉塔微澜”出自东坡“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诗句；“飞鹅览胜”中飞鹅公园里巨型“鹅”字，也是根据苏东坡墨迹雕刻而成的。
　　在惠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一直居住在惠州城区。但是他也曾数次前往汤泉、罗浮山等处访友和游览。在汤泉，苏东坡写下“汤泉吐焰镜光开，白水飞虹带雨来”、“永辞角上两弯触，一洗心中九云梦”等名篇佳句。现在九龙潭瀑布右边的石壁上，有苏东坡的诗句“一洗心中九云梦”和另一幅“出山不浊”的题刻。至于罗浮山，关于苏东坡的传闻很多，真假难分。但在900年前就已经脍炙人口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经考证确实是在苏轼在罗浮山梅花亭写成的。后人为纪念苏轼，在冲虚观右侧东坡山房旧址建起一座东坡亭。
　　苏轼在惠州的部分诗词作品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
　　游博罗香积寺
　　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诗成捧腹便绝倒，书生说食真膏肓。
　　江月五首(之一)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

　　出自 http://www.hzkindy.com/lfj_news_show.php?id=141

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在广南东路的惠州（今惠州市）白鹤峰的几间草屋内住着一位两鬓飞霜的老人和他的家属。白天，他在草屋旁开荒种田；晚上，在油灯下读书或吟诗作词。这位老人便是当朝名臣苏轼。他的大半生都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由于他为人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所以一再遭贬。哲宗元佑八年（1093），所谓的新党上台，他们把苏轼当作旧党来迫害，一贬再贬，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苏轼感到北归无望，便在白鹤峰买地数亩，盖了几间草屋，暂时安顿下来。
说来也怪，每当夜幕降临之时，便有一位妙龄女子暗暗来到苏轼窗前，偷听他吟诗作赋，常常站到更深夜静。露水打湿了她的鞋袜，而她漠然不觉，还在全神贯注地听着，听到会心处她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小声吟读，那摇头晃脑的样子，俨然一位老学究。这位夜半的不速之客很快就被主人发现。一天晚上，当这位少女偷偷掩至之时，苏轼轻轻推开窗户，想和她谈谈，问个究竟。谁知，窗子一开，那位少女像一只受惊的小鸟，撒腿便跑，她灵活地跳过矮矮的院墙，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白鹤峰一带人烟稀少，没有几户人家，没有多久苏轼便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离苏轼家不远地方，住着一位温都监。他有一个女儿，名叫超超，年方二八，生得清雅俊秀，知书达礼，尤其喜爱阅读东坡学士的诗歌词赋，常常手不释卷地读着，苏公的作品她都背得很熟，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她打定主意，非苏学士这样的才子不嫁。因此，虽然过了及笄（十五）之年，尚未嫁人。自从苏轼被贬到惠州之后，她一直想寻找机会与苏学士见面，怎奈自己与苏公从未谋面。苏轼虽然遭贬，毕竟还是朝廷臣子，而自己是一个小小都监的女儿，怎能随便与人家见面呢？况且男女有别。因此只好借着夜幕的掩护，不顾风冷霜欺，站在泥地上听苏学士吟诗，在她，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苏轼了解真情之后十分感动，他暗想，我苏轼何德何能，让才女青睐一至如此。他打定主意，要成全这位才貌双全的都监之女。苏轼认识一位姓王的读书人，生得风流倜傥，饱读诗书，抱负不凡。苏轼便找机会对温都监说：“我想在王郎与令女之间牵根红线，让令爱早遂心愿。”温都监父女都非常高兴。从此，温超超便闭门读书，或者做做女红针黹，静候佳音。
谁知，祸从天降。当权者对苏轼的迫害并没有终止。正当苏轼一家人在惠州初步安顿下来之时，绍圣四年（1097）四月，哲宗又下圣旨，再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琼州远在海南，“冬无炭，夏无寒泉”，是一块荒僻的不毛之地。衙役们不容苏轼做什么准备，紧急地催他上路，苏轼只得把家属留在惠州，只身带着幼子苏过动身赴琼州。全家人送到江边，洒泪诀别。苏轼想到自己这一去生还的机会极小，也不禁悲从中来。他走得如此急促，他的心情又是如此的恶劣，哪里还顾得上王郎与温超超的婚事呢？
苏轼突然被贬海南，对温超超无疑也是晴天霹雳。她觉得自己不仅坐失一门好姻缘，还永远失去了与她崇敬的苏学士往来的机会。从此她变得痴痴呆呆，郁郁寡欢。常常一人跑到苏学士在白鹤峰的旧屋前一站就是半天。渐渐她连寝食都废了，终于一病不起。临终，她还让家人去白鹤峰看看苏学士回来没有。她带着满腔的痴情，带着满腹的才学和无限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家人遵照她的遗嘱，把她安葬在白鹤峰前一个沙丘旁，坟头向着海南，她希望即使自己死了，魂灵也能看到苏学士从海南归来。
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才得以回到内地。苏轼再回惠州时，温超超的坟墓已是野草披离了。站在超超墓前，苏轼百感交集，不禁清泪潸然而下，他恨自己未能满足超超的心愿，如今，他已无法安慰这个苦难的灵魂，他满怀愧疚，吟出了这首词。

我略写。
苏轼有唐诗宋词和东波（土字旁）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