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红薯培育红薯苗:求《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全文。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黎 鸣
　　
　　一，中国人为什么是个无“学”的民族？…………………………………………… 2
　　
　　二，为什么中国人的愚蠢是历代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选择的必然结果！… 4
　　
　　三，为什么西方人在近代会变得愈来愈聪明起来？………………………………… 7
　　
　　四，二十一世纪，对西方人“聪明”的质疑！………………………………………10
　　
　　五，中国人（愚蠢或聪明）的现状如何？……………………………………………12
　　
　　六，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人应怎样变得聪明起来？ ……………………………14
　　
　　
　　柏杨先生一本题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已经大大冒犯了中国同胞，被人骂得狗血喷头，我今天更又以“愚蠢”一说再次挑起事端，不是自找苦吃么？不是我好惹事端，而实在是因为有骾在喉，不吐不快，又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自诩聪明者实在太多，搞得普通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也往往堕入自以为聪明的五里雾中，大家都在做中国人“聪明”的梦，似乎中国人真是特别具有聪明的基因。可惜，梦终归只是梦，实际呢，中国人真是那么聪明么？然而，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蠢呢？我认为，这都只能是在与同时的其他人类的相互比较之中才能得出的结论。我的观点是，凡在比较之中，更能为全人类文明提供出更多的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技术家、大艺术家的人类才是聪明的人类，反之，即为愚蠢的人类。换句话说，比较之下，更善于发现（自然、社会、人类心理）新规律、发明（思维、工具、机器）新技术、创造（科学、艺术）新知识的人类即为聪明的人类，反之，不善于甚至不能够发现新规律、发明新技术、创造新知识的人类则为愚蠢的人类。当然，所谓聪明或不聪明，愚蠢或不愚蠢，应该永远都是在变动之中的，因为比较永远都将在进行。正是因此，应该说没有什么人类命定就是聪明的，也没有什么人类命定就是愚蠢的。但如果人们自己坚持永远“不变”，则“愚蠢”也可能会成为一种命运。我就非常担心，中国人在长期坚持某种“不变”的历史传统的情况下，真会具有这种可能的命运。
　　我们现在要问，中国人真是聪明么？如果中国人真是那么聪明，那么，真正“聪明”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究竟为全人类文明提供了多少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技术家、大艺术家，提供了多少规律的大发现、技术、艺术的大发明、知识的大创造呢？又，真正聪明的中国人，为什么近一百多年来在政治人格上总是被人欺侮，在经济财富上总是遭人盘剥，在文化学术上总是受人歧视呢？如此看来，中国人还依然是那么“聪明”么？自我标榜的“聪明”能够成为真正的聪明么？明明并不聪明偏要自我标榜聪明，这应该说是真正的愚蠢。
　　苏格拉底在古希腊他自己的那个时代，被人普遍认为是最聪明的人，可是苏格拉底最喜欢标榜的却不是他的聪明，反而他总是自称：“我知道自己的无知”。无怪苏格拉底是人类辩证法的始祖，他深深认识到了人之所以“聪明”的实质，并不真在聪明本身，而是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以及如何克服无知。中国历代的士大夫文人，有多少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无知呢？又有多少人认真克服了自己的无知呢？在这个意义上真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的士大夫文人连续制造了中国人的愚蠢。我今天之所以要大声宣称中国人过去和今天的“愚蠢”，其实是多么希望中国人未来会变得“聪明”。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其实也是中国的士大夫文人自诩“聪明”的历史。历代“聪明”的士大夫文人为今天的中国人留下了成千万，甚至成亿万字的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史、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等，可惜的是，这大量的文献，若用现代人理性知识的天平来称量一下，其分量之轻，会使中国人感到痛苦，何当今日知识的万分之一？更让人不能不记住的一点是，如果有谁在今天仍坚持钻进上述的文山字海之中，他就将仍会被克隆成为又一个中国自诩“聪明”的文人。中国历代自诩聪明的文人便是由这大量的文山字海克隆出来的。正是因此，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也一再被克隆得与过去非常相似，甚至相同。只是到了近一百年，才稍稍有了一点变化，但核心部分仍旧相当坚挺——即中国的文人们至今也仍旧感觉不到自己的无知，以及为什么无知和怎么克服无知，这应是真正的愚蠢。中国人的愚蠢，首先，或根本上乃是中国士大夫文人的愚蠢。历代的中国文人制造了大量知识含量极少的文献——经、史、子、集，今天的中国文人仍旧在大量制造这类文献，这造成了整个中国文明中的大量文字垃圾。鲁迅先生过去就曾痛苦地告诫中国的青少年，要少读甚或不读中国（文人写的）书，可见他早就明鉴了中国文明中这大量文字垃圾存在的严重性。正是这大量文字垃圾的重复克隆，严重地堵塞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智慧之路。首先大量制造的是中国文人的愚蠢，然后更又扩大成为中国人的愚蠢。这就是两千多年来，尤其近五百年来，更又特别是近二百年来中国人愚蠢的命运。
　　
　　一，中国人为什么是个无“学”的民族？
　　笔者活了近六十岁，做了约二十多年学者，直到今天，才恍然大悟到“学”应该是什么。这一“悟”也让我突然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哀：中国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竟然没有留下多少真正值得让后人必学的东西。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的学者，我非常痛苦地发现，我们中国人原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学”，而至于几乎无“学”。
　　要验证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只要请大家把我们今天在小学、中学、大学、学院、研究生院所有通行的教材，原原本本从头到尾检视一遍，看看其中教给学生的可称作“学”的知识究竟有多少是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发现、发明和创造的。结果如何呢？可以说，除了中国语文、中医中药、中国戏剧、书、画等极少甚至也难以称作“学”而只能称作“术”的“土产”之外，几乎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以上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在天（文）、地（质、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理）、心（理）、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新闻学……）等等之中，我们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传统且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比例的中国人，究竟创造了哪一门、哪一科呢？又在哪一项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呢？甚至日本人也可以嘲笑我们，“敦煌在中国，可是‘敦煌学’却在日本”。
　　冷静地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承认，中华文明五千年，我们有动词的“学”（学问，学在问，问谁？问天、问大人、问圣人），而无名词的“学”（学科、科学、具有持续生长能力的有自我生命的自成系统的知识）。
　　纵观古今，我们有天文观测，但无天文学；有地理勘察（如徐霞客游记等），但无地质学、地理学；有植物栽培、运用，但无植物学；有动物驯养、利用，但无动物学（今天的动、植物分类，我们沿用的方法仍是西方人发明的门、纲、目、属、种等系统分类方法）；有具体的数字计算，但无抽象的数学；有四大发明，但无物理学、化学；有桥梁房屋建筑，但无建筑（材料、工程、结构）力学，甚至有语言、文字、绘画、音乐，却无成系统的语言学、语法学、修辞学（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字典，《马氏文通》是后来学习西方语法学之后的产物，六书法则并未形成严格的原理）、美术学（中国绘画无透视学、无色彩学等）、音乐学（虽然中国明代朱载堉最早发现了十二平均律，但并没有使之成为和声学、音律学等）。在做了二十多年中国学者之后，我至今才恍若大梦初醒，我们中国人自称有五千年古老传统的文明，却竟然是一个无“学”的文明。同胞们，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么？我们的四大发明固然伟大，但它们均为“术”，而且是古代先人在直接与自然接触的生命体验中发现和发明的比较粗率的技术，它们并没有进一步上升为“学”，也即没有变成抽象的理论思维，变成阐明事物规律的学说。例如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其物质组成成分（元素）是什么？其化学性质是什么？其发生爆炸的原理是什么？又如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为什么它会永远指向南方（或北方），磁性究竟是什么？这一切，全都要等待后来的西方人去进行抽象的理论思维才最后获得认识。我们中国人在所有方面，几乎都只在“术”上止步不前，从而在“学”的领域成就甚微，简直可以说无“学”。
　　什么是学科意义上的“学”呢？其关键即在具有高度抽象的理论，该理论既可以解释事物已有的现象，又可以抽象地描述现象发生的规律，从而不仅可以具体解释事物当下实际的运行，还可以进一步预言事物未来的状态和变化，并在进一步的实践中获得验证，或证实，或证伪。
　　建立理论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即必须掌握最基本的逻辑思维规律。两千多年来，尤其近五百年来，中国人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只有四书五经的灌输，从来不知逻辑为何物，士大夫文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不能识文断字的广大的老百姓民众。在中国，更有一个特别的断裂文明的情结，即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与中国的能识文断字的文人几乎是绝对割裂的。同自然物打交道，具有生产劳动经验的中国人几乎全都不能识文断字，而能识文断字的中国文人却又几乎根本不与自然物打交道。这等于说，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头脑（思维）与手（实践）是几乎绝对割裂的，再加上中国文人的思维又根本上缺乏有意识的逻辑规律性的训练，而进一步造成“术”与“学”的绝对的割裂。由于这双重的割裂，即使不考虑还有其他许多非常不利的社会体制、习俗等方面的因素，也已经非常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智慧发展的道路了。这几乎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尤其近二百年来愚蠢的命运。
　　中国传统文化中头脑与手，也即思维与实践的严重的割裂，以及中国文人的思维与逻辑的疏离，造成了中国人的“学”，几乎唯一只有记问之“学”，而根本没有理解、推理、阐释之学，更不要说进一步的抽象思维的建构、创造之学了。中国人的四书五经，以及更泛滥成灾的经、史、子、集，几乎全都是记问之学。只有记问之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加上前述的头脑（思维）与手（实践）的割裂，以及进一步造成的真正的“学”与“术”的割裂，这双重的割裂实际上造成了中国几乎直至今天的无“学”，经过近百年来西学的传入，今天的中国也只有沿引西方的“学”，而基本上没有自己本土的“学”。正是因此，今天中国的“学”人，在治学的过程中，会严重地感到自己患上了“失语症”。几乎一切关于“学”的词语、概念，全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而与本国本土的文化传统丝毫无关。嘴是中国人自己的，但说话的内容却是经过西方人思考或咀嚼过的；纸张、书籍、媒体是本国的（但制造纸张、书籍、媒体的机器也可能是西方的），然而其中所宣讲的道理、规范、规则、规律等等却是西方人发现、发明和创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说我们中国人不“愚蠢”吗？如果还要“阿Q”式地自诩“聪明”，我们又“聪明”在哪里呢？
　　认真分析起来，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还是有一门知识是可以被称作“学”的，它就是“中医学”，或许，中国人也只有在“中医学”之中为人类留下了一种唯一可以被称之为自己的“理论”的东西，这个理论即“阴阳五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这个理论是世界上唯一能被称作可以与西方的逻辑理论相异的中国人自己的理论，可是自从它两千多年前产生以来，在后来的漫长的时间里却毫无长进。中国人并没有想到应如何去继续改善它、推进它，而只是盲目地崇信它、因袭它。到头来，这种理论不仅未能获得改善，反而日益变得陈腐、僵死。直至今天，愈来愈多的接受了西方逻辑理论的中国人反而只能轻视它、唾弃它，甚至诬蔑它，视之为落后、迷信、巫术一类的东西。天地良心，阴阳五行理论还真不是迷信，不是与神鬼、巫术相关的超自然物。笔者认定它是中国人独创的逻辑，是与西方人的二元论对称逻辑截然不同的交叉对称并循环自旋的逻辑。与世人相反，笔者虽然承认中国人历史和现状的“愚蠢”，却清醒地认定，阴阳五行理论是中国先人留下的特有的智慧，这是一项可以在21世纪以及以后弥补西方二元论对称逻辑的不足而把人类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推上一个新的跃层平台的伟大的人类遗产。在这点上，笔者继承它，并进一步独创了阴阳三行的逻辑理论。正是在这一新的逻辑理论的基点上，笔者敢于向世界宣告，西方哲学到了今天它已经死了。它的死亡即在于它所奠基的二元论对称逻辑理论的功能已经在二进制的电脑现有的成就上发挥殆尽了。这种逻辑理论或许可以穷尽无生命物质的“智慧”，但绝对不可能参透生命物质的智慧，更不可能参透“智慧”本身。问题的关键即在于二元论对称逻辑只涉及无生命物质的扩张、绵延，而阴阳（包括二元）三行（三元）逻辑的交叉、对称和循环自旋等理论特征才可能真正进入生命物质的“智慧”乃至“智慧”本身的奥秘。关于这一点，只是后话，由于篇幅有限，不能在这里太多展开，笔者将有专著《颖悟大道》（暂定名）对此作出详论。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点上，笔者期待21世纪之后的中国人会有可能变得与西方人一样聪明起来，甚或还有可能会更聪明一些。
　　回到前面的话题，追寻中国人历史上无“学”的根源。现在可以很清楚，这是因为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从没有为自己创立一个可以为一切“学”赖以奠基的根基，这个根基即近现代西方人所赖以建立起其几乎所有“学”的根基——二元论对称逻辑。说得更清楚一点，即西方人自亚里斯多德、欧几里得以来逐步完善的形式逻辑、几何公理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等等，这些逻辑在本质上都是二元论和对称性的逻辑。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历代的西方哲学家所力图完善的东西即是这种二元论对称逻辑的思维方法本身。正是西方哲学（从古代哲学到近现代哲学）逻辑方法的不断完善、成长以及在近代与有选择的实验方法的有机结合，才创生了和促进了近现代西方所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科“学”。
　　黑格尔说中国人“无哲学”，中国人不幸被他说中了，中国人的确没有哲学，而这根本地又在于中国人无逻辑，当然是指无二元论对称逻辑。中国历代的文人从不曾花功夫去探讨思维本身的规律，中国文人的思维方法唯一只有直觉的独断和独断的直觉。这种直觉独断的思维除了产生形形色色的意见——意气之见之外，不可能有扩张的、绵延的推理，更不可能有抽象的创造的建构。所以中国文人撰写的文献除了具有象砂粒一样的堆积的意义之外，根本不可能具有有机建构的理论的价值，这使得历代的中国文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理论。中国文人基本上是一群不知理论为何物的只会发表意见（意气之见）的文化侏儒。靠这样的人是永远也建立不起近现代科学的大厦的，即使在创立技术和艺术方面，也多数只能是一些缺乏智慧深度的平庸、浅薄、无聊甚至恶俗的东西。正是因此，而形成了中国近两千多年几乎无“学”的历史，从而也因此而造成了中国文人实质上的愚蠢，并从而扩大成了（尤其近二百年）中国人的愚蠢。
　　中国人近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遭罪的一切原因中的最根本的原因，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逐渐郁结积淀而成的中国人自己的愚蠢。因为愚蠢而落后、而贫困，因为愚蠢而受人欺、而挨人打、而被人歧视。只有从此认识到这种愚蠢并从而摆脱这种愚蠢，中国人才有可能在新的世纪和时代改变这一切。
　　前面分析了中国人历史上无“学”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为如下的两条：
　　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识文断字者不从事生产，而反过来，中国的生产者却 又不识文断字，这构成了中国人中思维与实践之间的完全的断裂，简言之，即 中国人“脑”和“手”之间的完全的断裂；
　　二，中国的识文断字者只有记问（问天命、问大人、问圣人）之学，而没有逻辑推 理的理论之学，这使得中国几乎无学，而只有粗浅的“术”，也即形成了“学 ”与“术”之间的完全的断裂。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人中的“脑”和“手”的完全的断裂，中国人中的“学”与“术”的完全的断裂，这双重的断裂构成了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愚蠢的历史根源。问题还必须继续分析下去，为什么中国人会有这样的历史根源呢？这正是要寻求回答的下一个问题。
　　
　　二，中国人的愚蠢是历代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断选择的必然结果
　　在社会的体制上，中国人很早就选择了世俗专制的皇权政治。秦始皇的大一统中国之后固然是如此，其实，更早的夏、商、周三代也莫不是如此，从大禹把王权私自传位给儿子启开始，中国就已经是一个把公共权力当做私有财产私自传授的世俗的权力专制的政治社会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即是指此。关于最早的体制选择的问题，以及这种选择一经确定之后为什么中国人就再也没有能力改变它的问题，我们留到下一节去讨论。
　　本节要解决的问题是，三千多年来，尤其秦始皇大一统中国之后的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在统治的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究竟做了何种选择，这些选择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为什么它们会必然造成中国无“学”的状态以及中国人从此难以再变得聪明起来（也即愚蠢）的严重的恶果？
　　首先，我们谈谈在古代中国的思想领域可供选择的思想流派究竟有哪些？
　　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一千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其为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尤其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一段时间，几乎同时在东西方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被称作先知、哲人、圣人的伟大的人类思想家，例如希伯来的以利亚、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印度的佛陀等。上述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正好对应着中国先秦的春秋时代、战国时代以及后来的秦、汉王朝时代。在中国的三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短短五百年，才是中国唯一具有自由的私学和私议的时代，正是因此，它才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文化独创性的时代，并从而为中国的文化着上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色彩。这个时代又号称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其实是东周末期礼崩乐坏、列国混战的乱世，正是这个乱世，反而给中国的先人带来了最具有文化创造性的时间和空间。
　　所谓诸子百家，按《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整数即谓“诸子百家”，其中特别著名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子、田骈、慎到、宋硎、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等，但更有概括性的说法，应是汉初司马谈所说的六家——阴阳、儒、墨、法、名、道，或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后来有所扩大的十家，即除了上述的六家之外，再加上纵横、杂、农、小说四家，或除去“小说”的九家，其中似乎少了兵家。
　　纵观两千多年的思想史，我认为，真正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其实只有三家：儒、法、道。尽管在先秦时代，杨、墨亦曾为“显学”，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它们实际上已经退出了统治者的视野，并从而甚至永远地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而长期地为中国后人所遗忘。东汉之后，又增加了释家（佛家）。所以我认为，贯穿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真正构成了中国人可选择的思想成分的主要只有如下四家：儒、法、道、释，这也是中国专制统治者为中国人作出的选择。其中最突出的自然还是儒家，尤其是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之后，加之，隋唐之后兴起的科举制度，使得儒家获得了在中国历代文人中进行垄断性教育和传播的专利。
　　儒、法、道、释四家的思想虽然各有不同，但在反智主义或主张愚民（促使人民愚蠢）的方面却是异曲同工，特别一致。正是因此，它们才可能不同程度地获得专制统治者的青睐。
　　秦汉时代是中国社会体制获得确立并定型的时代，因此，秦始皇被历代士大夫文人称为“祖龙”。秦始皇依靠法家的思想在六国争雄之中获得最后胜利，灭六国、成一统。但秦皇朝的短命却促使西汉初年的统治者转向了黄老（道家）思想，汉武帝则在董仲舒的倡导下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政方针。从此，以儒
　　家思想为核心，以儒、法、道三家为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贯穿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成为了直至清朝灭亡才最后终止的中国政统、学统的一以贯之的大中轴。虽说在清王朝灭亡之后才终止，然而实际上在后来的近百年历史中，愚民的传统中轴的阴魂依旧久久不散。释家的受统治者青睐始于唐代，唐太宗尊道教，视老子为本家“玄元皇帝”，但也视玄奘为国宝，不轻视佛教，然而最重视佛教的还是在女皇帝武则天朝。后来的历代皇朝虽然也都善待或至少容忍佛、道，但最重视的还是儒、法两家。统治者嘴上念的是儒家，手上行的却是法家，然而心中想的则可能是道家或佛家，这是因为统治者谁都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所以自然愿意获得主张出世的佛、道的神助。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社会中，众所周知的一句名言是：“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其实在漫长的历史中大家更应该记住的还是下面一句话：“君要民愚，不能不愚”。换句话说，历代中国人的愚蠢，实际上确实是历代专制统治者要求“愚民”所必然造成的。历代统治者选择了一致“愚民”的儒、法、道、释思想贯注历代中国人（当然首先是中国文人）的头脑，使得中国人必然地不可能“聪明”，关于这一点，还有任何可怀疑的吗？
　　儒家的愚民，在于其学说只教人做人，不教人做事，尤其不教人做生产劳动之事，而且明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家的思维方法是明显的圣人独断，只要人记忆，不要人理解、推理，更不可能促人创新。儒家的教学，是使学者入世，所谓入世，即进入仕途，即所谓“学而优则仕”。儒家“学”的最高境界即在为“圣”，经过历代专制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宣教，这个“圣”字也已显然被君主、皇帝所僭用。先秦的圣人是大思想家，秦汉之后的圣人则是当然的君主，即所谓“圣君”、“圣上”，这是儒家学说所主张的“上智下愚”的必然恶果。
　　法家的愚民，比儒家更赤裸裸，而且更不人道。儒家尚主张“仁者爱人”，甚至还因此而主张“人性本善”，法家则主张“人性本恶”，所以君主对待臣下应赏功罚罪、严刑峻法。如韩非所言，君主治国，应“不务德而务法”，“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先秦春秋战国时代兴起的私学、私议，经过秦代法家的改制，重又回到“学在官府”，甚至索性主张“以吏为师”（李斯）。韩非把“学者”、“言谈者”视为“五蠹”之首，力倡清除之。法家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是把钳制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措施当做了统治术中的重中之重。法家（商鞅）还发明了利用臣下相互揭短、向上告发的方法来增强君主威严的损招。法家的政治权术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统治者沿用至今终难舍弃的法宝。
　　道家的愚民，则在于其“绝圣弃智”、“自然无为”的出世主张。道家虽然也主张君主的“无为而治”，但对于臣下，它也同样提倡“愚之”。如老子所明确表示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二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
　　
　　第二，墨学之中有逻辑知识，据墨学专家（如杨向奎、徐希燕等）的研究和介绍，墨学中的形式逻辑知识不下于亚里斯多德，而且还早于亚里斯多德。墨学中的逻辑知识不象因明学中的逻辑知识那样繁琐，从而有可能发展到抽象化、形式化甚至数理化的形式。当然，这也同样仅仅是一种猜想，一种不可能获得事实证明的猜想，但作为一种可能性，它毕竟是容易理解的。
　　尽管如上所述，但历史上的中国人，尤其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并没有选择墨家的思想作为其主要的意识形态。这很容易理解，由于墨家的劳动者的阶级地位，统治者决不可能选择墨家思想。换了今天的我们，如果是当时的统治者，我们照样也只会去选择儒家、法家、道家，乃至释家，而决不可能去选择墨家。这是人性，特别是阶级性的人性所致。即使西方古代的统治者选择某种哲学流派或神学流派，他们也决不会有心使被统治者变得聪明起来的。须知，即使古希腊城邦民主社会中的“民主”也只涉及城市中的自由民，而并不施予占大多数劳动者地位的奴隶和外地人，甚至不施予他们自己的妇女。统治者的人性如此，阶级性如此，这决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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