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源发糖微博:曹植的生平

摘录的，希望有用：

曹 植

“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正当汉末天下大乱之际，曾随其父曹操转徙于军旅之中。所谓“生乎乱、长乎军”，正概括了他幼时生活的特点。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仅亲历了频繁的战乱，而且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这样的生活基础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到了建安年间，曹操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的魏王府中网罗了许多文学之士，这对曹植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琏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操“设天网”罗致文学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与此同时，也给文学的发达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曹植的才华便得到了哺育和发展。

曹植当年曾是才华山众的贵公子，经历过富贵豪华的生活：斗鸡走马，宴饮多暇。其《斗鸡篇》有云：“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名都篇》有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李白《将进酒》所谓“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个侧面。

但曹植为人毕竟又与一般的豪华公子有所不同。尽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围之中，斗鸡走马，但他并未完全沉溺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写于此期的几篇作品都颇有慷慨之气，而不是耽于佚乐的奢靡之音。例如《赠丁仪》诗中有云：“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梁甫行》有云：“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诲民，寄身于草墅。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这样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贵公子的生活、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的。他在《前录·自序》中曾说：“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赋固如此，诗亦如之。当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时期的一代文风，不独曹植如此。《文心雕龙·明诗》有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这就是说，“任气”、“使才”，乃建安时期各家都有的特点，亦即时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华是比较突出的，他的文学造诣也是突出的。他在这时曾经颇为曹操钟爱。《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云：“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本传又云：植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为太子的打算，对他曾经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为临葘侯。曹操出征孙权，命他留守于邺，曾经告诫他说：“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欤！”曹操这一番话是很不寻常的，其中似有让他益加自勉，以便将来继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爱惜文才的，但作为统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虽然爱惜曹植的才华，但到后来却发现了他的缺点，即曹植本传说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等。如果作为一个诗人，这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但若作为王位的继承人，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这样的缺点，纵使没有曹丕“以术相倾”，曹操也未必再考虑立他为太子了，何况史称曹丕能够“御之以术，矫情自饰”，致使“左右宫人并为之说”呢？曹操最后确立曹丕，而曹植终于失宠，这是势有必至、理有必然的。

曹植一生，颇有政治抱负，但缺乏政治头脑。因此，当曹丕已经立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宠之时，尚不觉悟，仍然“不自雕励”。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车行弛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是违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云：“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葘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就不仅认为曹植不能继承王位，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对他的看法。

曹操是个真正无情的政治家，为了政治的需要，不顾父子之情。他这时虽然没有贬斥曹植，却杀了曹植的一个亲信人物杨修。曹植本传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杀掉杨修，等于除去曹植的一个智囊。曹植所受的震动不小。

曹植这时可以说已经失去曹操的信任了，但本传又载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曹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去救曹仁一事。且谓曹操传呼曹植，“有所敕戒”，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悔而罢之”云云。

这件事情如果属实，大概恰可作为曹植“饮酒不节”的注脚。但裴注引《魏氏春秋》曰：“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由此看来，曹植之醉，又非由于自己“饮酒不节”，而是中了曹丕之计。

《魏氏春秋》所载，当然也不是完全可据的。但由此却可推知，所谓曹植“饮酒不节”者，亦未必全属事实。曹植有《酒赋》一文，假借矫俗先生之言曰：“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丁晏据此申论云：“《酒赋》结朋正旨，垂戒至深，子建岂沉湎于酒者哉！”

如果不是沉湎于酒，而被曹丕“逼而醉之”，这就更可说明曹植政治上实在缺乏警惕，头脑太不清醒。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的遭遇

曹植在政治上受到更大的挫折，是在曹丕继承王位之后。

曹植本传载：“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植与诸侯并就国。”这是继曹操杀害杨修之后，曹丕进一步剪除曹植的亲信党羽。这对曹植是一次更沉重的打击。面临这样的打击，曹植实有不可明言之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寄寓自己的哀思。

曹丕继承王位不久，于延康元年（220）十月，又迫使献帝禅让，自己取而代之，是为文帝。他这时身为帝王，对于曹植便实行了进一步的迫害。曹植本传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诏书有云：“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这一年便改封曹植为鄄城侯。

曹植这时有《谢初封安乡侯表》，其中有云：“臣抱罪即道，忧惶恐怖，不知刑罪当所限齐。陛下哀悯臣身，不听有司所执，待之过厚，即日于延津受安乡侯印绶。奉诏之日，且惧且悲。”从这样的言辞看来，曹植此时的处境和心境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了。灌均承风希指，枉加之罪，他对此竟无所申辩，而诚惶诚恐，感恩称谢。由此可知，曹植这个“任性而行”的人，到这时已经颇知戒惧了。

黄初三年（222），植又封为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师。曹植这时又有《封鄄城王谢表》，继续表示认罪，说自己“狂悖发露，始干天宪，自分放弃，抱罪终身”，“不悟圣恩，爵以非望，枯木生叶，白骨更肉，非臣罪戾，所当宜蒙”。“奉诏之日，悲喜参至。”曹植本来无罪，而竟如此认罪，则当时刑宪之严酷，曹植处境之险恶，也就可想而知。

黄初四年，曹植曾与诸侯王被召同朝京师，会节气。这时他又上有《责躬》诗，继续检讨罪过。其上表有云：“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谓“天网不可重罹，圣恩难可再恃。”称曹丕“德象天地，恩隆父母。”于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拜表献诗。辞之凄惋，无以复加了。史称“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

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恭逊，终于曹丕在位之年，曹植竟得苟全了性命。

但在这期间，曹植虽得苟全性命，内心却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诸侯王朝京师而后归藩之际，曹章暴卒，死于非命；而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又遭到有司干预，这使他气愤填膺，形于文字。《赠白马王彪》一诗便抒发了难以掩抑的情感。此诗有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每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诗对于任城王之死别、白马王之生离，表示了极大的怨忿。诗中有云：“鸱枭鸣衡杌，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里对于有司进行了愤怒的指斥，但对于那最高统治者曹丕似仍有所保留，“谗巧令亲疏”，说得相当含蓄。

在这期间，曹植还写了一篇《洛神赋》。这是写得更加含蓄深婉的作品。此赋有序云：“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洛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丁晏据此申论云：“序明云拟宋玉神女为赋，寄心君王，托之宓妃，《洛神》犹屈宋之志也。而俗说乃诬为感甄，岂不谬哉！”现在看来，曹植在黄初年间自洛还国，心绪极恶，确有屈原放逐之悲，其赋《洛神》，亦实有《离骚》托之宓妃佚女之意。世传感甄为赋，恐非其实。丁晏申论，似有道理。不仅《洛神》如此，曹植另外几个赋篇无不如此。例如《九愁赋》云：“恨时王之谬听，受奸枉之虚辞，扬天威以临下，忽放臣而不疑。”“俗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九咏》云：“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蝉赋》云：“实澹泊而寡欲兮，独怡乐而长吟。声皦皦而弥厉兮，似贞士之介心。”《鹦鹉赋》云：“岂余身之足惜，怜众雏之未飞。”《离缴雁赋》云：“怜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内伤。”如此等等，都是骚人之遗。只是《洛神》一赋，写得幽而不露，难于索解；加以行文婉而多姿，正如《前录·自序》所说的“摛藻也如春葩”。于是说诗者遂不免以辞害意，坐实以感甄一事。其实，只要细吟篇末所云“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诸语，仍是不难索解的。

“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幻想

黄初七年，文帝曹丕死，曹睿继位，是为明帝。改元太和。太和元年，曹植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

曹睿虽然仍旧推行曹丕对待诸侯王的既定政策，但多少有些缓和。其对待曹植，也有一些宽大的姿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问题，即《明帝纪》裴注引《魏略》说曹睿亲征之时，京师讹言，有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云云，而曹睿对此，竟不加究问。若在曹丕，对于此事，是必追查的。倘一追查，则曹植当为祸首，恐是不能或免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植的处境相当危险。虽然曹睿暂不究问，却也难免把他看作危险之源。为曹植计，他在这时应该更加收敛，尽力韬晦，以自保全。但曹植实在缺乏政治头脑，就在这样的时刻，他却上了一篇《求自试表》。表中大讲“古之受爵禄者”，“皆以功勋济国，辅世惠民”，而自己却“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因此，希望得到一个军职，以便效忠疆场，为国立功。他说：

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固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这样的言辞是相当激切、这样的感情也是相当诚挚的。曹植在这里表白的建功立业之心，本来可能遭到曹睿的疑忌，但也许因为他是发于至诚，毫无虚饰，所以此表上后，曹睿对他依旧优容。太和三年，他又得徙封东阿。

在这期间，曹植的处境比前时有所改善，他的心情也有些好转。虽然不再“任性而行”，但说话却比较随便了。太和五年，在《求通亲亲表》中，曹植继续请求任用，为国建功。话说得更加激切。他甚至说：

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

这话是说得不错的，像他这样的人材，如果身为异姓，确实可被重用；但正是因为不是“异姓”，所以才不能“拔授”。此中道理，曹植似乎并不真懂。严防同姓篡权，这是曹魏政权片面地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而定的决策。在历代的统治者中，这样的片面性都是不可避免的。曹植徒见其然而未识其所以然，所以如此絮絮多言。

《陈审举表》也是曹植此时写的一篇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

臣生乎乱，长乎军，又数承教于武皇帝，伏见行师用兵之要，不必取孙吴而?与之合，窃窥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这一段话说得更加随便了。作为诸侯王，最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才使在上者放心。而曹植竟说自己熟知兵法，“行师用兵之要”，能与孙吴?合。不但不自韬晦，反而露才扬己。这正是他以前曾说的“道家之明忌”，他这时竟明知而犯之。

但曹植这时如此放言无忌，居然未遭杀身之祸，这不能不说曹睿为人确比曹丕温厚，对于诸侯王的政策也确实比较温和。

在这篇《陈审举表》中还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站在“公族”的立场，曹植这话是说得中肯的。从当时曹魏政权面临的局势看，这话也是说得适时的。曹植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虽然缺乏政治头脑；而对于“豪右执政”，对于异姓“当权”，却很有政治眼光。没过几年，曹魏政权即为异姓所代，他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但可惜的是，曹睿当时对于这一番话似乎并未重视，只是“优文答报”而已。

与此同时，曹植还曾要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而“终不能得”。于是“怅然绝望”，怀忧而死。

“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命运

曹植一生所志，本来是要“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的。但现在看来，他的勋绩，却仍在翰墨、辞赋之中。当汉魏之际，他是个才华特出的作者，诗赋杂文都达到了当代的最高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贵公子，达到这样高的文学造诣，是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天赋的才华，也不仅因为“生乎乱、长乎军”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因为处在名为王侯、实为囚虏的地位。只因有了逐臣的遭遇，才写出了骚体的篇章。丁晏誉为“古今诗人之冠，灵均以后一人而已”，虽然不免溢美，但从骚人创作的传统看来，曹植和屈原的处境确有某些相似，曹植的诗赋杂文也确有屈原作品的某些特点。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曹植也是遭到谴黜，才写出了“愤而成篇”的作品的。

曹植卒后，景初中有诏称他“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乃令“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宋人辑有《曹子建集》，今有传本。

曹植，字子建。自幼颖慧，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落笔成文，深得曹操的宠爱。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世子。然而曹植行为放任，不拘礼法，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 (217)得立为太子。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王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公元226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明帝。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

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232年12月27日曹植逝世，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一、曹植的生平与个性
1、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的弟弟。卞氏所生第三子。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在建安文人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最大。后人评价也最高。
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早年即有「绣虎」雅号。一度受到曹操的信任，几被立为太子。最后终於失败。曹操立曹丕为嗣，诛杨修，曹植荣宠日衰，曹丕即位，杀丁氏兄弟，曹植也受到迫害，屡改封地，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黄初之世，始终处在生命恐惧之中。
曹丕死，明帝曹睿即位之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变，他一度焕发希望，上表请求自试，终不为所用，於太和六年，抑郁而终。
思想方面，前期以儒为主，后期多老庄。
2、丕、植文学观念之异同
曹植的文学见解，见於《与杨德祖书》。「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已将采史官之实录，辨世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定乎！」
对文学地位的看法，二人似异实同。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很好，於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於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的了。
二、曹植的诗文创作
今存诗歌约90首。以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故、曹丕继任魏王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
（一）前期创作
主要抒发理想和抱负，洋溢著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以诗歌成就为大。
（1）功业精神与报国信念；《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游宴、唱和之作；《名都篇》（也有不同意见，如郭预衡认为是后期对青年时代的追忆）、《公宴》
（3）抒写友情之作。《赠丁仪》、《赠王粲》、《送应氏》
（二）后期创作
1、诗歌创作：曹丕以魏代汉，对曹植的猜忌与迫害日益加剧，无可奈何的愁苦之外，更加上一分罹害的恐惧，这使得他后期的诗歌形成了悲愤哀怨的基调。
（1）在政治迫害之下，曹植诗歌更多有离别之悲、忧生之嗟、悼亡之恨。《赠白马王彪》、《三良诗》、《远游篇》、《朔风歌》、《野田黄雀行》。「此诗（《赠白马王彪》）景中有情，甚佳。」（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2）又有一类闺怨诗，抒写女性的相思与隐忧，其间颇寓自己遭忌被弃的感慨。
《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怨诗行》
（3）游仙诗。
《五游》、《升天》、《仙人篇》、《苦思行》
2、辞赋创作
代表作《洛神赋》，作於黄初三年。或以为「感甄」之作（尤袤《李注文选》刻本），或以为「托词宓妃，以寄文帝」（何焯《义门读书记》）。按其序云：「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赋云“虽潜处於太阴，长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怅神宵而蔽光」，后说为是。
三、曹植的文学成就
1、曹植诗歌的艺术风格：「骨气奇高，辞才华茂」，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把五言诗的艺术提高到更高的地步。钟嵘《诗品》：「陈思为建安之杰。」
2、曹植兼擅各类文体、诗体，尤其长於五言，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
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著《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通音律，一些诗句平仄调协，音节铿锵，可见从五古到五律的音律规范痕迹。此外，曹植已不同於《十九首》诗人的无意为诗，而开始著意於炼字造句，显示出他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与选择词藻、精心修辞相结合的用心。
3、曹植对乐府诗的贡献
4、建安时期的辞赋大家。在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主力作用。
在建安时代，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最为巨大。
四、「汉音魏响」
曹操属汉音，丕、植属魏响。这是一般的意见。
汉人为诗的特点。文人诗表现手法的重新确立。胡应麟《诗薮》。《诗源辨体》。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曹操《短歌行》等，「汉人乐府本色尚存」。
「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
钟嵘《诗品》评价曹植：「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东汉时的沛国谯（现在的安徽省亳州市）人，三国时期著名诗人,其诗歌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才华也颇受后世诗人推崇。

生平
曹植为曹操正室卞氏所生，曹丕之弟。曹操与卞氏的第三子。曹操晚年，曹植曾与曹丕争夺继承人地位。加之才高，为曹丕所嫉。故曹丕即位之后，曾屡欲杀之，被母阻，方得免。曹植随后一直不得志，最终郁闷而终。今中国北部山东省东阿县城南20公里处的鱼山西麓有曹植墓。

曹植曾被封陈王，死后諡号“思”，所以又称“陈思王”。他的作品百余篇，绝大部分是五言诗，被后人收进“陈思王集”裏；其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成就和特色。后人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有八斗”。

主要作品
《赠白马王彪》《白马篇》《洛神赋》

参看
三曹
曹植（一九二年 -- 二三二年）字子建，曹丕之弟。他是建安时代成就最大的作家，梁钟嵘的《诗品》赞为『建安之杰』。他所处时代，和曹丕相同。他自小以才华为父亲曹操赏识，操曾想立他为太子，后因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才使曹操改变主意。父亲死后，曹丕和曹睿多方迫害他，他虽是王侯，四十一岁时却在忧郁中死去。他的作品以西元二二零年曹操之死为分界线分为二期，前后期有著显著不同。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政治家，他说过：『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袓书》），这明白地自述他从青少年时起，就抱著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的前期代表作《白马篇》、《名都篇》、《送应氏》、或渴望为国立功，或讽刺贵族游乐，或慨叹洛阳残破，都表现了积极进取精神。当时，他过的是贵公子的豪华生活，这使他写下了《侍太子坐》之类平庸无聊作品。他后期，由於有和曹丕争位的经历，备受压抑，所作《赠白马王彪》、《杂诗》、《泰山梁父吟》、《野田黄雀行》、《七哀诗》等，控诉了曹丕、曹睿等残酷迫害骨肉的罪行，并写出渴望自由的心情，及建功立业的信心。其中《赠白马王彪》控诉了曹丕迫害他们兄弟的罪行，有诅咒，有讽刺，有悲伤，有劝慰，也有写景，情景交融，成为打动人心的名作。由於对现实的先望，后期游仙诗中表现了追求长生避世思想，这是他软弱性和消极性的反映。

曹植诗歌艺术的特色，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语）。他讲究艺术的锤炼，词藻华美，比喻丰富，对偶渐趋精密，起调很有气势，常以警句带起全篇，这些技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 使五言诗的艺术更趋成熟，也开启了雕琢词句的风气。

曹 植 曹植（192-233）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魏杰出诗人。曹操第三子，封陈思王。因富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后失宠。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建安十九年（214年）改为临淄侯。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改封 鄄城王。曹丕称帝后，他受曹丕的猜忌和迫害，屡遭贬爵和改换封地。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曹睿即位，曹植曾几次上书，希望能够得到任用，但都未能如愿，最后忧郁 而死，年四十一岁。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时期的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有不少作品能从汉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反映出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 的痛苦，体现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辞情慷慨，语言刚健。后人以“建安风骨”称 誉这些作品俊逸刚健的风格。但有些篇章表现了消极出世的思想。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家有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等。曹植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即帝位为界，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有少数作品出社会动乱和自己的抱负，诗的基调开朗、豪迈。如《白马篇》、《送应氏》等。后期作品则反映其所受压迫的苦闷的心情，部分诗篇参杂较 浓厚的消极思想。其诗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精炼而词采华茂，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建安 诗歌的成就，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影响。也善辞赋、散文。他的《洛神赋》抒情优美 ，富于神话色彩，影响甚大，是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品。散文也有名篇，如《求自试表》等。 曹植墓：位于东阿县城西南10公里鱼山西麓，依山而建。 墓室分甬道、前室、后室3部分。1951年，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清理出土文物132件，其中除玛瑙珠、玛瑙泡、青玉璜数件较精外，其他大部为陶 制明器，象车、案、壶、盆、鸡、狗、鹅、鸭之类。1996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