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生军训总结:我想知道一些关于 刘斐 的情况。

我父亲刘斐是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等要职。1949年国共和谈时，与张治中、邵力子等5人为国民党和谈代表。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没有返回，旋即去香港，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明令通缉。他在香港联络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正式宣布起义。

同年9月，父亲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83年因病逝世，享年85岁。父亲去世以后，思念与悲痛之情与日俱增，今回忆其二三事，以志怀念。

少年读书时的聪明才智

父亲生于1898年(戊戌)10月25日，祖籍湖南醴陵姚家坝，今株洲县姚家坝乡。祖父阳庚公，有兄弟两人，家境贫寒，种田为业。我伯祖父生三子一女，念祖父中年无嗣，乃将第三子为章过继给他为子，他就是我的父亲。我祖母去世后．祖父续弦，又生—“子。同我的年龄差不多，这就是我的满叔宪章。我父有亲兄弟两人，嫡堂兄弟两人。两位伯父都在姚家坝乡下耕田。我父亲过继时，已7岁。祖父是日本留学生，为人老诚忠厚。虽有满腹经纶，但无背景，不但不能发挥其特长，连一席小教老师的职位都无法觅到，因此只好设私塾，教几个学生，后经人介绍到渌口镇上做点小事。父亲跟在祖父身边读书，到了渌口。及长，考取了醴陵县城朱子祠高等小学。朱子祠高小是醴陵县政府办的，10多位教师都是颇有名望的秀才、举人，学生有100余人；当时算是大学堂了。与我父同窗好友有朱克靖、杨东莼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朱子祠高等小学校风好，学生学习用心，老师执教严而认真，故教学质量较高。当时有位老秀才杨睿卿对父亲很赏识，曾说“为章有天份、有才华、有智谋、有胆略，将来是个有用之才。”他对父亲教导颇严，期望甚殷。父亲也说过，杨老师对他帮助很大，受益非浅。与父亲在朱子祠同学的江显明老伯曾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为章比我大，他读高五班。为章的语文老师就是我父江自忠，他是清末举人，李明灏、杨东莼都是他的学生。我父回家经常讲到为章、李明灏如何如何会读书，他们的作文还经常贴出来展览，让同学们学习。他们几个人经常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表扬。”

朱子祠高等小学的校长叫张效良，醴陵关王庙(现株洲县鸿仙乡关王村)人，是个不学无术的公子少爷，凭背景才当上了校长。他架子很大，动辄训人。穿着也很讲究，冬天是长皮袍子，夏天是长纺绸衫，可谓“衣冠楚楚”。但同学们不怕他，父亲更不买他的帐，还对同学说：“别看校长仪表堂堂，其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话传来传去。传到了县政府教育局，校长恨得要死。但父亲成绩好，又守校规，抓不到他的辫子。当时，县教育局对张效良也早有看法，听了同学们这些反映，为了挽回影响，示意要张辞去校长职务。张没法只好勉强打了辞呈，批准后，张效良如果知趣的话，应该马上就走，但他偏偏恋栈。父亲为此写了两句话：“三宿。而后出昼，学生庶几而留尔乎!”借用孟轲三宿而后出昼的故事，讽刺他不肯离校的行为，在老师、学生中传为笑谈。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少年时的聪明才智。

父亲在朱子祠高等小学毕业后，在家呆了两年，结了婚，生了我大姐沉刚，家里人口增加，生活越来越困难。我祖父有个朋友在沅陵厘金局工作，得知我家经济拮据，于是介绍我祖父到沅陵厘金局作稽征员，全家老小随祖父都到了沅陵，住在旷家楼上。父亲跟祖父学习，兼教旷的女儿旷璧城(后长沙一中副校长)读：书识字，成丁她的启蒙老师。旷璧城的父亲是我父亲的老师，这样祖孙三代成了世交。

进入军界之后

我外祖父邹亦经是有名的中医，也是醴陵人。他医术高超，在本地很有名气，在零陵、广西全县，一带几乎妇孺皆知，人称“邹神仙”。时零陵、广西边境瘟疫流行，死了不少人。我外祖父冒传染瘟病的危险，赴广西一带治病。后广西的部队也传染上了瘟疫，李宗仁、白崇禧派人请他去为部队治病。外祖父日夜操劳，既治又防，诊好了很多广西军官和士兵，也救活了很多乡亲父老，受到军民的普遍爱戴与尊敬。大约1920年左右，我父亲因外祖父的关系进了广西讲武堂学习。他聪颖过人，学习成绩优异，广西讲武堂毕业后，又被保送至广东西江讲武堂深造。父亲到广东后，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投身革命。北伐战争期间，他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主任参谋，副总参谋长为白崇禧。大革命失败后，父亲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步兵专科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主持广西民团干部训练工作。

力主长期抗战的高级将领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任国民党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长、作战厅长、军令部次长等职，是力主长期抗战的高级将领之一。

抗日战争初期，父亲从敌我力量这一客观实际出发，主张在战略上打持久的消耗战，不为一地一城的得失而争夺，主要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如南京的防守战，父亲主张避免与日军决战，而是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以赢得时间，然后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打击。故主张不应在南京集结更多军队，适当防守之后，就主动撤离。在兵力部署上，父亲主张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不利于机动。

对南京的防守问题，国民党军事最高当局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军事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我父提出的主张，白崇禧表示同意，并支持他的意见，何应钦、徐永昌也说颇有道理，蒋介也表示赞同。可是，他们从各自的利害出发，经过三次讨论，最后蒋介石否定了我父亲的意见，提出所谓“死守南京”的错误决策。台儿庄大捷，蒋介石接受了父亲的作战计划，并派他亲赴前线协助李宗仁，因而取得了这一仗的胜利，当时对中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父亲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成绩优异，很受吉谷板元老师器重。中日战争期间，在武汉，父亲收到吉谷板元的一封密信，他以师生情谊为由。竟异想天开要我父提供军事情报，暗中帮助日本，诱他出卖祖国，充当汉奸。父亲接信后，认为是受到极大的侮辱，非常气愤地指责吉谷板元的卑鄙企图，并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当局。

旷璧城回忆1942年在重庆时，见到我父亲的一些情景。旷大姐说：“一见面刘老师就十分高兴地告诉我：‘苏联朱可夫将军作为中美英苏四国联合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苏联代表，来到重庆。我是军令部次长，主管作战事宜，与朱可夫接触较多。朱可夫有浓厚的大俄罗斯主义思想，在一次宴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愿与任何人比试。此时在座的人面面相觑．无人应战。我对他骄横气焰非常气愤，起而与之交手，仅几个回合，就把他击倒在地。’”父亲后来对我谈及此事时说：“我当时起而应战，是因朱可夫蔑视中国的态度而气愤，想不到没费多大的劲。就把他击倒了。”

还有一件事是父亲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杨东莼伯伯开展白区工作。杨东莼伯伯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同父亲是小时的同学，对我象自己的儿女一样爱护和教诲，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父亲同他的关系虽不同于一般，但为了掩护杨伯伯的活动，只能采取隐蔽的办法。记得1947年盛夏的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家去(我当时在南京湖南省银行工作)，原来杨伯伯要来南京。为了他的安全，父亲要我坐他的车按时到机场接他。杨伯伯到南京后，只能住在我家里，由我亲自招待。南京是有名的火炉，天气炎热，我的住处条件不好，但杨伯伯因有要事要办，在我那里住了40多天，离开南京时又由我用车送到机场，飞机票是父亲先买好的。父亲一再叮嘱我，要等杨伯伯乘坐的飞机起飞15分钟后才能离开机场。

为反战和平奔走及参加国共和谈

抗战胜利后，父亲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由于不满蒋介石、陈诚一伙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屡次呈请辞职，先后达8次之多，于1948年秋，才获准辞去参谋次长职务。

离职后，他由南京经上海、杭州迂回长沙，借居长沙复兴银行董事会楼上。从此广泛联系各方爱好和平人士反蒋反内战，积极帮助程潜进行和平起义活动。当时父亲的许多活动并不瞒我，有些我曾参加，有些是他后来告诉我的。有几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1949年，蒋介石先声明求和，继而又声明下野。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并声明愿意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与程潜几乎天天见面。程对蒋历来是不满的，此时，程虽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实际上无实力，是光杆司令。在这之前，蒋介石的势力强大，程潜无可奈何，现局势变了，但反蒋又没有本钱，言论行动还多少受蒋系人员所控制；加之程过去同桂系有嫌隙，又不敢同李、白靠拢，处境困难，颇感苦恼。他对父亲说，现在只有不干，设法离开算了。父亲说，现在和平空气很浓厚，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蒋已下野，李宗仁主张和，你应该抓住时机与李、白一道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并答应帮他疏通李、白的关系。程表示同意。

程召集湖南的耆宿士绅曹典球、仇鳌等开过一次会，征求他们对时局及省政方针的意见。 大家议论纷纷，总的趋势是主张和平，希望不要再打了。因此，当时湖南反对内战的空气颇为浓厚。

白崇禧在武汉，听说父亲到了长沙，曾接二连三打电话要他去武汉。父亲到武汉后。白不仅谈了当时的情况?还把李济深的一封密信给他看，大意是劝门崇禧反蒋，说共产党是革命的，不要怕共产党等等。父亲还记得信中有“革命者不怕革命”的话。父亲从白崇禧的谈节中分析，白这时也是非常苦闷的。白觉得桂军主力置于湖北太不利，希望通过湖南同广西老巢联成一片，这样可以进战退守，立于不败之地，故对湖南很重视。白主动问父亲。湖南扣情况怎样?程颂公能不能一道来搞和干反蒋运动……白又说。程颂公有什么表示吗?你在年沙同他谈过没有?这话正中下怀，父亲说：程对蒋是不满的，但他处境困难，现在不能公开有所表示，他曾有消极情绪，是我鼓了他的劲，要他同你们一道来搞和千反蒋运动，他同意了。我认为利用程来解决湖南问题，有许多好处，他资格老。在湖南处于家长的地位，但他本身是个光杆司令，要给他一点本钱才行。白说，那我调一个师归他指挥如何?父亲说，调一个师去固然好，能调一个湖南部队去就更好。我看把陈明仁调去如何?他同程潜是小同乡，与程关系很好。这次是你保他再起用的，他对蒋不满，现在可以要他去支持程潜的活动。经白同意，父亲再同程颂公、陈明仁商量，都表示同意后，又去武汉，白才下令调陈部往湖南。在作法上先把陈明仁部调到湖南境内的岳阳。

这样经过父亲在长沙、武汉之间几次往返．沟通了白与程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程潜有了本钱，才敢于公开反蒋主和。比如扣留中央银行想从湖南运走的准备基金。下令停止征兵等．为湖南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后父亲被任命为国共和谈代表．将离长赴平。程颂公考虑我父走后，如何与李、白接头。父亲告诉他：“我去北平后，与白的关系可由大闲(唐星)去办，我会关照的，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要天闲去就是，至于现在的局势还没有十分明朗化，白这时要你同他反蒋主和，如果和不成，又可能转过来要你同他一道主战，甚至会裹胁你同他去广西．那时你千万去不得。必要时，可以把部队往湘西躲一下，再相机起义。”程表示同意。

和谈破裂，父亲到香港后，程潜又先后派程星龄、刘岳厚带着他的信乘飞机来港要他去湖南。程在信中大咯说自己被胁迫一同备战，应付不了，希望我父回湖南去接受省主席职务，他好脱身。情词恳切。父亲复信说，不要辞职，事情仍照我们以前商量的相机办理，一方面与白崇禧虚与委蛇，同时移师暂避湘西，以便起义。

后来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只身潜入广州，当时负责接送我父亲的是复兴银行经理黎元明。据黎后来说，他送我父亲至机场，飞机刚起飞，国民党就派人追到机场，幸好他在约定的时间之前起飞走了，特务扑了一个空。父亲在广州时曾苦口婆心劝李、白回心转意，共商和平，与李、白谈了二天一夜，终因其冥顽不化，致使父亲的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李宗仁由国外回北京定居时，我父亲曾到北京机场去接他。李见到父亲时悲喜交集，旧事重提，深悔当年没有把父亲的话听进去，铸成大错，今日费了很多周折，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才得如愿以偿。

父亲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在逝世前的3月28日，还奉劝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和谈，完成全国统一，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人都健在的时候，大家欢聚—堂，共祖国的完全统一。”父亲虽然没有亲眼看到祖国的完全统—，但是我们坚信，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是一定会实现的，那时举国欢腾，我父遗愿一定能够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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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特立 点击次数：468
出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发表日期：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