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州左岸名郡户型图:从古希腊文学取得的文学成就方面来看它成为欧洲文学源头的原因

希腊化时代之所以能在那时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是和当时欧洲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的。引起人们重新对这一时期进行评估的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欧洲新帝国的向外扩张，而这一扩张的重点与范围几乎和亚历山大东侵路径大致一致。这就促使学者们特别注意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研究，无形中就把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当作新帝国扩张的先锋。结果几乎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创新，这期间那些极具天赋的欧美历史学家在不断吸收新的材料，把德罗伊森所开创的希腊化文明研究不断更新。
　　19世纪的学术背景也为希腊化时代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从古物学中产生的考古学和从古典学术中产生的语言学两大现代学科则是支撑希腊化研究的主要支柱。如欧洲、亚洲的希腊化时代遗址的考古挖掘提供了——仍将继续提供——有关这一时期诸王朝及其近邻民族的文化材料和物质背景。钱币资料也是非常丰富的，钱币上的皇室人物图像真实到我们可以诊断出该人的甲状腺问题。(注：N.Davis,C.M.Kraay,The Hellenistic Kingdoms:Portrait Coins and History,Longdon 1973.)碑文和纸草也为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书面材料。(注：E.G.Turner,Greek Papyri:An Introduction,2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再现古典文献最重要的时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早期)。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文献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更详细的有关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托勒密王朝政府和社会的详尽看法，这些无可匹敌的文献彻底改变了在中世纪晚期以前对这一王朝的认识。这些材料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欧洲人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有关古代希腊历史的看法，并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真正奠立了希腊化时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接着便是希腊化时代历史研究上的“英雄时代”。在这期间出现了大批重量级历史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是伯瑞(J.B.Bury)(注：伯瑞编辑过一本重要的论文集The Hellenistic Age,Cambridge 1923.)、比万(E.R.Bevan)、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塔恩(W.W.Tar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