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潍娜的诗入党都可以:通典 通志 文献通考 有什么区别

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唐代杜佑《通典》创立典制体,此后宋代郑樵的《通志·二十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相继而起,被后人合称为“三通”。在其影响下,又有各种断代典章体史的出现,由此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典章制度史系列,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特色。
　　唐代杜佑所撰《通典》,作为最早系统叙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制的一部通史,开了这一史体编撰之先河。
　　南宋郑樵的《通志》列入“三通”之一,则是通过另一途径。就郑樵本人而言,其原意倒并不在作典章制度史,他的抱负在著一部从秦汉以前至当代贯通古今的通史。《通志》是一部纪、传、表、志俱全的大型纪传体通史。他取名《通志》,其实就是“通史”之意。《通志·总序》有一解释:“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今谓之志,本其旧也。”从郑樵的史学实践来看,其纪传部分如他自己所说,仅是“即其旧文,从而损益”,大抵只是删录袭用诸史旧文,并无多大价值。其创新的部分,主要就在《二十略》。
　　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来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杜佑《通典》有着更多学术上的继承性。他“效《通典》之成规”,在整体结构上以《通典》为基础,加以继承发展。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对于《通典》原先没有论述的经籍、帝系、封建等门类,则“采摭诸书以成之”。
　　于学术上原创与继承性的关系,“三通”在编撰上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通典》200卷,分为九类:即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在体例上以事类为中心,九典之中,再细分子目,叙述了自传说时代黄帝至唐玄宗时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的沿革发展,尤以唐代为详。文献通考》则在《通典》基础上扩充为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象纬、帝系、封建、物异、舆地、四裔。前十九门仿《通典》成规,后五门为《通典》原书所未有,系依据其他材料新增。全书348卷,以文、献、注三原则编撰,记事迄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以“所载宋制最详”为一大特点。郑樵《二十略》融会古今书志的丰富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综合整理,又极大扩充记事范围,尤以文化史方面的内容最为充实。就总体而论,三书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典 二百卷 唐 杜佑 撰

玄宗开元末年，刘秩曾搜罗资料，编过一部类记历代典制沿革的《政典》。受其启发，杜佑乃参究历代史志，增其类例，扩其内容，自大历元年（766）至贞元十七年（801），费时30余年编定此书。
《通典》全书200卷，正文约170余万字，注文约20余万字。其中有关唐代的内容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内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9门，下属子目1584。每目之下按朝代顺序记述。这九门的排列顺序，反映了杜佑的政治观点：国家的经济措施、选举制度、政府机构三者至关重要，所以食货、选举、职官置于前；礼乐是维护统治的软手段，兵刑是维护统治的硬手段，不可或缺，所以居中；而全国的行政区划以及四方邻国，又都关系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州郡、边防殿于后。杜佑将全书九门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把经济、选才放在首要位置，这是他的卓识。
《通典》记载典章制度，往往援引前人具有参考价值的议论。杜佑本人也每在篇首冠以序言，篇中遇有需要进一步解释或申明己见的地方，特标出"说曰"、"议曰"、"评曰"。这些序、说、议、评都是探讨杜佑思想的重要资料。
《通典》取材极为广博，包容的史料相当丰富，仅据其注明出处者就有248种。书中所记唐代部分往往详于两《唐书》之志，收集了唐令格式及诏敕、奏疏以及重大纪事（当本诸实录、国史），都是比较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应和今存的《唐会要》、《册府元龟》唐代部分以及《唐六典》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许多重要史料唯见于此书，如“食货典”中的诸色仓储粮数、仓部格，“刑典”中的开元格等。有些记载则和他书不同，为探讨唐代各种制度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线索。此书还保存了一些佚书的部分内容，如“兵典”中的《大唐卫公李靖兵法》，两《唐书》志及以后书目均未著录，估计在晚唐便残佚，但《通典》“兵典”各篇保存了不少，提供了唐代的军事技术，极有价值。另外，“边防典”中也保存了不少佚书片段，如隋《西域图记》、唐杜环《经行记》、屈缪《道里记》、《广志》、《外国图》、《突厥本末记》等，尽管文字不多，也很宝贵。 《通典》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一经问世，就“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称赞其“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