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的故事:“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是什么意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校问答 时间:2024/04/29 12:51:27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安庆佬”
这话确有出处。不过,版本不一。有的说法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桐城佬”。也有的说法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安庆佬”。不管如何出处,都与桐城文化为核心的强势皖江文化有联系。

据有人考证,此话源于清代,已有两三百年历史,那时候安庆人确实了不得,文坛出了霸主桐城派,梨园也出了徽班,三下五除二就把昆曲赶下马。还出了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与康乾盛世相始终。徽商当中肯定也有不少安庆人,不然近现代皖籍大商人何以多安庆人,而不是徽州人?如近代与张謇齐名的大实业家周学熙、现代香港纸业大王姚国安等,连黑社会组织安庆人也不放过,清帮原名就是安清帮,起源于安庆帮,是江上一帮安庆水手弄起来的。安庆人这么厉害,湖北人与安庆为邻,自然感受到了某种压力。其实,清代类似这样的评论很多,足以显示安庆人在各个领域的整体实力,诸如“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安庆色艺最优!”“无石(牌)不成班!”、“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等等。
直到近现代,安庆人也没把湖北人放在眼里,湖北黄梅发大水,一帮灾民流落到安庆唱采茶调,被好事者发现了,觉得有意思,七弄八弄,与本地曾流行的徽调、青阳腔相融合,结果成了20世纪最疯狂的戏曲剧种———黄梅戏,完全可以与安庆人早先创造的京戏所引起的轰动效应相媲美。湖北人看了又眼红了,说黄梅戏是源于湖北的,要把它请回娘家去。安庆人倒也挺大度,好像是腻了,也没什么意思,心里却暗想:你湖北人请回去容易,要学会安庆话却不是一下子事。还有一件事,也发生在安庆人和湖北人之间,大家都知道陈独秀气象比较豪放,晚年还在宣称自己愿意说极正确的话,愿意说极错误的话,就是不愿说不对不错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那一回陈独秀和一个朋友大声聊天,不知怎么就说到湖北没出什么大学者,不像安徽汉学家、宋学家林立,正说到兴头,隔壁冒出一个人,正是湖北人黄侃,他很不服气,跟陈独秀骂起架来,很伤人,意思是安徽固然多大学者,你那样子绝对成不了大学者;湖北固然没有什么大学者,我这样子倒还有可能。弄得陈独秀一肚子不快活,悻悻而走。后来他们两个倒挺有缘分,都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一个搞新学,一个搞旧学,都不是简单的人,但还是搞不到一起来。

湖北人文最盛的是黄冈地区,黄冈教育特厉害,高考年年湖北第一,在整个中国差不多也数一数二。安庆与黄冈紧邻,高考也是年年安徽第一,高峰时期差不多占全省三分之一。新儒学XX黄冈出了熊十力、徐复观,有野狐禅味道;安庆则出了方东美、余英时,气象肃穆,学风纯正。新儒学代表人物也就那么十来位,安庆、黄冈占了一小半。另外,黄冈出了李四光,安庆出了邓稼先,一个找石油,一个造原子弹,都是新中国的脊梁,又扯平了。中国象棋湖北有柳大华,围棋安庆有号称“南刘北过”的刘棣怀,都是旷代高手。现代文坛湖北出了新写实派女作家方方,池莉;安庆也不示弱,不仅出了天才少年诗人海子,还出了先锋派代表作家潘军。娱乐圈湖北出了个大美女徐帆,安庆则出了田海蓉、李小璐,四小名旦占了两个,名气虽没徐帆大,但比徐帆年轻,属新新人类。看来,作为皖江文化最西边堡垒的安庆,确实不辱使命,有那么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世世代代精英辈出,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九头鸟”后话的“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安庆佬”,是一种善意的评价,也是皖江文化流露出的一种自信。

  凤凰与九头鸟之辩
  作者:佚名
  湖北的人文精神和代表人文精神的符号标识问题,是近来讨论较多的一个焦点问题。

  人们对湖北的人文精神曾有过精辟阐述,如荆楚先人为代表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进取精神,楚庄王为代表的“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求变创新精神,屈原、王昭君为代表的报国献身精神,近代张之洞等为代表的艰苦创业精神,辛亥革命“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老区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抗洪英雄的拼搏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等等,意见统一,分歧不大。但把人文精神用一个符号标识来诠注,却一直存在一种含混甚至扭曲的认知倾向。这就是一些著文立说者,反复强调,别人说湖北人是“九头鸟”,我们就要敢于承认是“九头鸟”,并论述“九头鸟”就是凤凰,还要把“九头鸟”作为湖北人文精神来弘扬光大,云云。

  理由论证是九头鸟有个性,具上进心;有生命意志,前赴后继;聪明至极,充满活力;有表现欲和包容性等。对此,本人一直不敢苟同,并且以为把湖北人文精神喻为“九头鸟精神”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安慰,自我嘲弄,与湖北的历史不符,与人文精神的实质相悖。湖北是楚文化的主产地,凤凰是楚文化的图腾象征,而凤凰才是湖北人文精神的最本真、最形象、最得体的象征物。

  让我们先说“九头鸟”,九头鸟也叫“鬼车”,是古代传说中的不祥怪鸟。“九头鸟”源出于古老的神话传说,在现代语言里“以九头鸟比喻奸诈狡猾的人”(见《辞源》)。典籍中最早出现九头鸟的是《太平御览》:“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南宋人周密也在《齐东野语》一书中说这种鸟原来有十个头,后来一不小心被狗吃了一个,才剩下了现在的九个,因此被称为“九头鸟”。狗吃剩下的九头鸟白天看不见东西,遇到阴暗的天气才飞鸣,喜欢慑人魂气,据说人见到这种鸟就会倒霉不走运,它的血滴到哪里,哪里就会有灾难。人们听到九头鸟的声音,就会赶快熄灯并使唤狗叫,像赶瘟神一样迫使九头鸟快点儿飞离。

  在这种不祥之物身上,体现出诸多返祖的劣根性。九头鸟有九头,说话叽叽喳喳,难得统一意志。可以试想一下,九个大脑、九张嘴巴、十八个耳朵,要统一思想该是多么困难的事,该需要一个何等八面玲珑的鸟身来适应九个大脑意志的支配!九头鸟一身九头,说多干少,缺乏求实精神和实践能力,悖逆了“不争论”的时代要求,极有可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集中形象表现;九头鸟九嘴九面,处世多变,奸诈诡辩,缺少诚信,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九头鸟形象怪诞,面目狰狞,入画不中看,入雕不能琢;九头鸟头多身小,鸟身难以负荷如此众多而又沉重的头颅,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已经严重失衡,难以看到谋大事、起宏图的胆略气魄。看到九头鸟就自然使人联想到“四不像”之类的退化怪物,总会令人生厌,使人有一种不祥之兆,似乎没有什么美感可言。

  笔者查阅文献,发现九头鸟与湖北人联系起来的历史其实并不长,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明代张居正的时代。明神宗时的宰相(首辅)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传说当时有九大御史参奏张居正,结果张居正不仅未被参倒,九大御史反被下狱;又传说张居正曾向皇帝保荐九个湖北籍监察御史,他们大公无私,革新政风,受到整饬的贪官污吏对他们恨入骨髓,咒骂“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有一个叫余远谋的人专门作《九头鸟歌》:“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谁将此鸟比鄂人?《齐东野语》无稽才。——为此与人结怨多,被人诅咒九头鸟。”

  凡此种种,所有资料都证明,九头鸟只不过是外人诅咒、诋毁、贬斥湖北人的代名词,但就是这样一种为人所不齿的怪鸟,竟然时来运转,交上鸿运,被少数人供上神龛,奉为神灵,成为人文精神的图腾。看到篇篇歌颂、论证九头鸟形象与精神的文章,我不禁想问:湖北人怎么了?为什么能够欣然接受九头鸟的头衔,并且自我感觉良好呢?如此阴恶之妖物,倘若被作为正面形象来包装宣传,就难免出现一种将阴险智慧化、将怪诞神圣化的可怕现象。

  我们再来看看“凤凰”这个悠久灿烂的图腾符号。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它是在人们对孔雀、鸡鸭等物的崇拜中选择它们具有独特个性的部件拼合而成的一个虚拟的、综合的神物。雄的叫“凤”,雌的叫“凰”,常用来象征祥瑞。于是,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大雅·卷阿》中在庙堂之高歌咏凤凰:“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用来比喻夫妻相爱,用来祝人婚姻美满。汉代乐府《琴曲》也传颂着:“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总之,凤凰从一产生时开始,总是与美好、祥瑞、快乐联系在一起。

  因为对凤凰的顶礼膜拜,人们乐于将事物贴上“凤凰”的标签。湖南有凤凰县,皇帝们也爱把凤凰作为年号,使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出现了两个“凤凰”年号。在武昌、南京、甘肃建筑了三个凤凰台。陕西、辽宁、浙江命名了三个凤凰山,还有那凤凰寺、凤凰池、凤凰木,甚至连美国也有凤凰城,人们引凤凰以为自豪。

  位处南方的楚人崇凤,随州擂鼓墩遗址中惊现凤凰图,孙权在鄂州梦萦凤凰而奠定三国鼎立大势,楚庄王借神鸟——凤凰精神而创春秋五霸大业,屈原御驭凤凰而作楚辞离骚,庄子凭凤凰而实现背负青天的逍遥游,近代郭沫若又革新凤凰推出《凤凰涅盘》,在湖北的民间一直遗存着关于凤凰的造型艺术———凤凰灯。

  凤凰五彩绚丽,气质高贵。司马迁在《史记·日者列传》中高度评介:“凤凰不与燕雀为群”;凤凰仪态万方,风度迷人。它的形象据《尔雅·释鸟》称:头顶华美的头冠,身披五彩斑斓的羽毛,“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集天下飞鸟之大美于一身;凤凰不甘落后,一飞冲天。其势如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凤凰志存宏图,扶摇直上。有庄子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浩荡气概;凤凰吃珠饮露,情操高洁,是世间最圣洁、最美好的事物的总代表。

  凤凰与九头鸟无论是历史起源还是现实表征、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内涵和象征意义都大相径庭,不可相提并论。一个代表着吉瑞,一个代表着不祥;一个是神祗的代表,一个是妖孽的写真;一个是自身文化孕育的象征,一个是以第三者视点强加的外号;一个产生于远古,一个附会于明代;一个是整个楚文化的标志,一个只是以武汉为中心的局部征候;一个言行一致,意志统一,一个个性张扬有余,意志统一不足;一个有浩然大气,一个仅只代表着小聪明、小板眼、投机取巧、爱吹牛浮夸的部分湖北人。并且凤凰与九头鸟非但不为一体,而且本身就是一对冤家。在李汝珍《镜花缘》第二十一回中有一场九头鸟与凤凰的大战。凤凰手下的小鸟“鸱鸟”(又名天狗)只学了几声狗叫,就战胜了九头鸟,因为九头鸟怕狗,凤凰却还没有来得及亲自出马,九头鸟就一败涂地。看来九头鸟与凤凰是冤家,但还够不上对头。九头鸟与凤凰之比,无异于燕雀比之于鸿鹄。

  一些湖北人把别人强加的“九头鸟”视为湖北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本,并竭力将九头鸟进行自我肯定和美化,完全是以一偶之恶号而遮掩全楚之美名,以一时之骂名替代数千年之英名,以地方习俗中的贱名绰号充当堂堂的正字本名,是文化性格的丑化和虚化,妄自菲薄,自惭形秽,自暴自弃,自我麻醉和麻木,其结果必然造成楚文化中心地带的人文空虚和错位,加剧了湖北人文精神的扭曲与塌陷,异化了湖北人文精神的本质,使湖北人越发看不到自己的文化渊流,进一步忽视了湖北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善良的主流,蔑视了从辛亥革命、黄麻起义到中原突围等近现代湖北新锐的革命潮流。虽然同样是虚构的历史之鸟,但魔幻的现实主义与浪漫的理想主义这两种解读认知,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效应却是截然不同的。

  湖北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天上飞的”来象征人文精神,这是湖北人的思维“天”性与大气。但湖北人应当选择、认同凤凰为湖北人文精神的代言人和“形象大使”,树立湖北新形象,培植现代湖北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