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学院附中招生简章:有关列夫·托尔斯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校问答 时间:2024/05/10 06: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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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 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 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 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回答者:QQ班长111 - 秀才 二级 2-25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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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

<<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

安娜·卡列宁娜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

幼年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选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之《战争与和平》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之《安娜·卡列宁娜》

列夫·托尔斯泰小说之《复活》

《复活》概要:小说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本是一个贵族地主家的养女,她被主人的侄子、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公爵诱奸后遭到遗弃。由此她陷入了苦难的生活,她怀着身孕被主人赶走,四处漂泊,沦为妓女达八年之久。后来她被人诬陷谋财害命而被捕入狱。十年后,聂赫留朵夫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审理玛丝洛娃的案件。他认出了被告就是十年前被他遗弃的玛丝洛娃,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为了给自己的灵魂赎罪,他四处奔走为她减刑。 当所有的努力都无效时,玛丝洛娃被押送去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与她同行。途中,传来了皇帝恩准玛丝洛娃减刑的通知,苦役改为流放。这时的玛丝洛娃尽管还爱着聂赫留朵夫,但为了他的前途,拒绝了他的求婚,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合。这两个主人公的经历,表现了他们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小说揭露了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触及了旧法律的本质。

《复活》

揭示了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和做人良心的问题
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的复活
体现了一位伟人暮年心灵的稳健和悲天悯人的大气

世界百部经典著作之一
俄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作

《复活》是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的代表作,相信有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就曾阅读过这本书。在我国自20世纪初至今已出版过6种译本,三四十年代先后有戏剧家田汉和夏衍改编的同名剧本的发表和上演,作品和它的主人公已成为我国读者和观众极为熟悉和喜爱的人物形象。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以后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他思想、宗教伦理和美学探索的总结性作品。它是以一个真实的案件为基础构思而成的小说,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灵净化"过程,同时揭露了沙皇专制官僚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以及教会的丑恶罪行,是最全面、最充分反映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终结作品。小说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刻画入木三分。以托翁晚年炉火纯青的老辣笔法,比其任何其他作品都更为深刻地反映了男性与女性在"灵与肉"之间的痛苦挣扎。这部史诗般的经典著作,被誉为"19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复活》是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书中体现了卑劣与德性,一切都以不宽不猛的态度、镇静的智慧与博爱的怜悯去观察。
--法国著名评论家 罗曼·罗兰

整个19世纪还不曾有过《复活》这样的作品,它高于《悲惨世界》,因为这里没有一点幻想的、虚构的、编造的东西,全都是生活本身。
--俄国著名评论家 斯塔索夫

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我感觉他的确了不起,他笔下的妓女玛丝洛娃给人一种圣洁之感,而我们有些小说的所谓"圣洁女性"形象却给人卑琐之感。这就看出大师与普通作家之间的差别了。
--著名作家 迟子建

《复活》是总结人生的作品,它把人心里肮脏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人内心很复杂,好人和坏人、善与恶都很复杂。
--著名作家 高莽

读托尔斯泰的《复活》

《复活》是托尔斯泰三大代表作中最晚的一部,被认为是其创作的"最高的一峰"。它没有《战争与和平》史诗般的恢宏气魄和明亮的诗意,没有《安娜·卡列尼娜》的波澜与不安的骚动--它,完全是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暮年心灵的稳健和悲天悯人的大气!

在这里,作家目光的犀利、描绘的精确、笔力的雄浑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这与作品内容的严肃性是相符合的。在这里,面对人类的苦难,作家保持了高超的镇静,然而读者却不得不为见到的景象而深受震动。托尔斯泰在这里的挖掘比以往要深。可以说整个俄国都被他翻了出来。他再现的艺术世界已经达到可作为一面"镜子"的程度。伟大的真实!正因为作品除去了浪漫主义的萎靡因素,因而整个显出了威力,如同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一般。然而这不是一座普通的雕塑,是一座宏伟的纪念碑。它把19世纪末整个俄国的现实熔铸进去,上面刻有穷人、贵族、狱吏、监犯、革命者、医生、妓女、学生……里面混合了忏悔、怜悯、宽容、无耻、欺诈、放荡……这里,作者唱出了人类艺术最崇高的歌:"我们为不幸者撒一掬泪,人世的悲欢感动我们的心。"

当我们打开这本书,我们不禁感受到有一种心灵的复活--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的复活!即使是当代,许多人也许正在悄然地埋葬自己的这些美好的感情却毫无所觉。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正是《复活》这样的作品来唤醒沉睡的心吗?
正如花草需要春天的甘霖才能长出新绿,人类需要博爱与同情才能继续不息、日进无疆。抑或这就是使《复活》不朽的原因。

《复活》里写的虽然是贵族的忏悔,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是把这个母题当做贵族的专利,他是把忏悔放在人的心灵的内在的、普遍的矛盾中展开的。人都有神性和兽性。当人放纵了自己,就可能堕落;而当人自觉,就可能"复活"。所以托尔斯泰主张以"道德的自我完成"来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和罪恶。在社会革命激烈的时代,他提倡"勿以暴力抗恶",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但是,作为人类寻求精神解放的一种文献,在我们这个把道德的自我完善当成笑话的时代,读这样的书,也许会引起某种惭愧的感觉。
参考资料:http://book.263.net/20040330/00407872.html

我看的是高植的译本,曾也看过董秋斯的译本。下面的有些评论是我现在后加上去的。 1984年10月30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再次看完了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卷,安德莱公爵之“死”深深地感动了我。 “假使每个人只为他自己的信念去打仗,就没有战争了。”(36页安德莱语) 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给了安娜·米哈洛芙娜钱时(本人的说明):安娜·米哈洛芙娜已经抱了她,并且哭了,伯爵夫人也哭了,她们哭,因为她们是朋友,因为她们有好心肠;因为她们从小是朋友,却为金钱这样庸俗的事烦心;还因为她们的青春都过去了……但两人的眼泪都是愉快的。(85页) 基督徒的爱,对于别人的爱,对于仇敌的爱,比起一个青年的美丽的眼睛在像您这样诗意的多情的少女心中所能引起的情感,更有价值,更甜蜜,更美丽。(这是安德莱公爵的妹妹玛丽亚写给她的朋友尤丽的信)(134页) 以上几段所表达的只有一个字:“爱”。但也明显地分类为两种类型,这是托氏思想的核心所在。一种是情感之爱,如两位夫人的爱以及日常我们一贯所宣传的那种类型;另一种则是我们生活中很少考虑到的,并且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很讲求实际价值的中国人所不承认存在这种类型的爱。即玛丽亚小姐所表述的这种类型的爱。这种类型的爱是高尚的,相信它的人也是高尚的,如迷惘的托氏、悲天悯人的雨果、热情澎湃的罗曼·罗兰等。 尼考拉·罗斯托夫转过身来,好象在找寻什么,他望着远处,望着多瑙河的水,望着天和太阳,天是多么美丽、多么蔚蓝、宁静而遥远呵!夕阳是多么明亮而壮丽哦!而遥远的多瑙河里的水闪灼得多么亲切而灿烂呵!更美丽的是多瑙河那边遥远的蓝色的山峦,修道院,神密的峡谷,顶上弥漫着烟雾的松林……那里又宁静又幸福……“只要我能在那里,我便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了,什么也不需要了,”罗斯托夫想。“只在我的心中和这个太阳光下有那么多幸福,而这里……呻吟,痛苦,恐怖,和这种不可知,这种匆忙……他们又在这里喊叫了,又都向回跑了,我要和他们一阵跑,它,死亡,就在这里,在我头上,在我周围……俄顷之间——我便永远看不见这个太阳,这个河水,这个峡谷了!……”(注:这是罗斯托夫上马冲锋之前看到伤兵后的感想)(210-211页) 生命、生活,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被人感觉出它的美好的,在平时往往被人忽略的内涵。其实生命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自由地享受阳光,森林,山峦,草地,河流,在于平平常常的满足。其它则是无关紧要的。 在他(注:安德莱负伤“临死”前躺在奥斯特里兹战场上)头上,除了天,崇高的天,虽不明朗,然而是高不可测的,有灰云静静地移动着的天,没有别的了。“多么静穆、安宁、严肃呵,完全不象我那样地跑,”安德莱公爵想,“不象我们那样地奔跑、喊叫、斗争;互相争夺炮帚,——云在这个崇高无极的天空移动着,完全不象我们那样的哦。为什么我从前没有看过这崇高的天?我终于发现了它,我是多么幸福啊。是的,除了这个无极的天,一切都是空虚的,一切都是欺骗。除了天,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但甚至天也是没有的,除了静穆与安宁,什么也没有。谢谢上帝!……”(399页) 以上内容我觉得是这本书最令人感动的内容了,这种体验并非仅仅是看破红尘,而是对一种永恒的礼赞。对一种宁静,安详,辽远的憧憬。是对幸福的终极定义。 这段内容对我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使我从此一改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而升华到人类的良心上来感觉世事了。庄严、蔚蓝色的、宁静而悠远的天空,超脱于人类所有痛苦、欢乐之上的永恒和安宁,只有它才是我内心深处真正的精神寄托。 1984年11月13日 星期二 阴 今天看完了《战争与和平》的第二卷。真是托尔斯泰呀!尽管我在有些方面极不赞同你,但,你的作品真叫我折服。 “啊,玛利亚公爵小姐!”忽然他不自然地说,并且扔掉了凿子(轮子因为惯性还在旋转。玛丽亚公爵小姐很久以后还记得这个渐渐消失的轮盘声,这声音在她的记忆中和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混淆在一起了)。(此是安德莱公爵的父亲因误听到儿子死于奥斯特里兹战场上而极度悲伤之故。公爵小姐是他的女儿。)(457页) 括号中的内容只有思想深邃且善感的人才会有此共鸣的相同体验。太妙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被老托的神笔不经意间即写了出来。 “你要死了——一切都要完结了。你死了,你就知道一切,或者停止发问了。”(此是彼埃尔因决斗而自责出走时的心灵斗争)(495页) 最高的智慧只有一种科学——整体的科学,这科学解释整个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要自己获得这种科学,就必须清涤并革新自己内心的“自我”,因此,在认识之前,必须信仰,并使自己趋于完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在我们心里放进了上帝的光,它叫作良心。(此是彼埃尔出走时,在旅店中,一个共济会会员开导他的话。)(503页) 安德莱公爵看了看彼埃尔向他所指示的天空,在奥斯特理兹战役之后,他第一次看见了那个崇高的、永恒的,他躺在奥斯特里兹田野上所见的天空;并且他心里的沉睡了很久的、最好的东西,忽然在他心灵中醒来,这使他感到又高兴又年轻了。这种情绪,在他一回到习惯的生活环境时,便立刻没有了,但是他知道,他不会加以发扬的这种情绪是在他的心里。(555页) “不错,就是那棵橡树,”安德莱公爵想,他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春天独有的快乐和清新的感觉。他忽然想起了生活中一切最好的时光。奥斯特里兹和高高的天空,死去的妻子的谴责的面孔,在渡船上的彼埃尔,因为夜色的美感到兴奋的姑娘,那个夜晚和月亮,——这一切他都忽然想起来了。 “不,生活并不在卅一岁结束,”安德莱公爵忽然最后地、断然地决定了。“单单是我知道我心中所有的一切是不够的,一定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彼埃尔和那个飞上天的姑娘也在内,一定要大家都知道我,要我的生活不只是为了我自己,要他们的生活不是和我的生活那么毫不相干,要我的生活在大家的身上反映出来,要他们和我在一起生活!” (602页) 这段内容深深地打动了我,从此我觉得我的想法和情感与周围的人是那么地不同,那么地格格不入,我想让他们也能与我一样去体会这种深刻的崇高感,但,我发觉我们中国人除了讪笑外,谁都不会为你所表达的这一崇高的思想所打动,他们顶多只会为一般的亲情和那些被嚼烂的爱情所感动和津津乐道,更多地是为金钱所鼓舞,所打动,他们更多地是崇拜李嘉成和盖茨。(这段个人评论是我现在刚加上去的)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崇拜大人物或名人而不是思想。他们以为大人物或名人的哪怕是一个日常用语,那都是字字珠玑的闪光的思想,如同书中所描述的大美人,那个导致别素号夫的悲剧的女人: 一个妩媚聪明的妇人的名声那种不可动摇地确定在叶仑那·发西莉叶芙娜·别素号娃的身上,以致她能说出最俗气最愚蠢的话,而大家仍然称赞她的每一句话,在她的话里面寻找深奥的意义,而这却是她自己没有想到的。(626页) 安德莱·保尔康斯基和彼埃尔·别素号夫这两个人是托尔斯泰倾注心血,刻意刻画的两个光彩夺目的,非常有头脑的人物(其实,保尔康斯基家族就是以托尔斯泰母系家族为原形的,托氏的母亲及母亲家族对托氏的遗传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安德莱保尔康斯基的妹妹,不太好看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则就是以托氏母亲为原形的),他们二人在书中的大段的独白和丰富的内心思考及反省,给予了这部著作以伟大和耀眼的光环,给予这部著作以深邃的思想性,使它成了不是单纯的小说,而是一部思想巨作的人类精神财富。我最喜爱看的正是这些大段的独白和思索,它们使我的精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充实,使我的思想不在受人影响和制约(也许有人会指出这是个悖论,但我在这不想多费口舌,我需要的是心灵上的相通,而不是跟没有思想的人浪费唾沫)。有趣的是,比埃尔的思想并不一定比安德莱肤浅,但他却永远是个思想者,不善于付诸于行动。使我不由地想起了那些流亡在巴黎的经常在小酒馆和咖啡馆高谈革命的那些革命者。安德莱却不同,托尔斯泰以后在他自己的庄园所实施的改革其实就是安德莱的写照。只有他们俩人才谈得拢,其它的贵族则均是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势利小人(当然除了头脑简单的罗斯托夫伯爵,这个以他的父亲为原形的人物)。托尔斯泰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反对封建制度,但也怀疑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当然不是站在其对立面去怀疑),我以前对他这种“晦涩”的思想很是不以为然,可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当代世界的发展的观察了解及思索,现在仔细想想,他的思想和观点还真是太有远见,太深刻了,他不但看到了濒死之躯的腐朽,也看到了只有现在的只有深邃的人才能看到的那时还是新生婴儿的瑕疵。正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真是永恒的托尔斯泰!(这段个人评论是我现在刚加上去的) 索尼亚拿着一个杯子经过大厅走进餐具房。娜塔莎从餐具房的门缝里瞥了瞥她,她觉得,她记得从前有一次,光线从餐具房的门缝里射进来,索尼亚拿着杯子走过。“是的,这完全是,完全是一样的,”娜塔莎想。(739页) 这个生活及心理细节怎么和我偶尔几次的心理活动那么相似。真是奇怪极了,托氏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这个非凡的人怎么能把这么微妙的心理细节用文字活灵活现地写出来呢?佩服佩服! 1984年12月1日 星期六 晴 一个人为他自己有意识地生活着,但他是全人类达到的历史目的的一种无意识的工具。人所作出的行为是无法挽回的,一个人的行为和别人的无数行为同时产生,便有了历史的意义。一个人在社会的阶梯上站得愈高,和他有关系的人愈多,他对于别人的权力愈大,他在每个行为的命定性和必然性就愈明显。 ………… 帝王——是历史的奴隶。(864页) 人在江湖还身不由己呢,更何况在权位之上了,这就是“责任”,一般的时候,他必须得怎么怎么做,否则就不行,就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甚至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他们的行为必须有种必然性,他必须得顺应某种法则行事。而他的行为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作为历史的无意识工具的人的有意识的日常生活,从而构成了正常的人类生活及团体、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 1984年12月10日 星期一 阴冷 第三卷的870页上有句法语有点意思:“Quos vult perdere—dementat”(意为:要谁毁灭——夺其理智) 卜富尔(887页注:“K.L.A.Pfuel”(1751—1827)为普鲁士将军,耶拿(Jena)战役后,入俄军服役,拟成1812年战役中俄国第一个计划)是那种自信得不可救药、不可改变的,自信得可以殉道的人,只有德国人才是这种人,正因为只有德国人的自信是根据一种抽象观念——科学,就是绝对真理的虚假知识。法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智慧上和身体上,对于男人对于女人,是同样不可抗拒地有魅力的。英国人自信,是根据他是世界上最有组织的国家的人民,因此他,作为英国人,总是知道他所应做的事,并且知道,作为英国人,他所做的一切,无疑他是对的。意大利人自信,因为他是冲动的,并且容易忘记他自己和别人。俄国人自信,正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要知道,因为他不相信,他能够充分了解任何事情。德国人的自信,是最坏的,最固执的最令人讨厌的,因为他以为他自己知道真理、科学,这种科学是他自己发明的,但在他自己看来是绝对的真理。(911—912页) 正所谓:德国人的严密,英国人的冷静,法国人的魅力,意大利人的冲动,俄国人的怀疑和不信任人的狡猾。哈哈,德国人是工程师,英国人是政客,法国人是戏子,意大利人是运动员,而俄国人则是乡巴佬(但这已是托氏及高尔基笔下的人了,而非现在的教育水准在全球占最高的俄国人了)。 好的统帅不但不需要天才或任何特殊品质,他所需要的,是缺少人类最高尚、最好的品质——爱,诗,亲切,哲学的、探究性的怀疑。他应该是克制的,坚决地相信他所做的是很重要的(不然他便没有足够的耐心),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是一个勇敢的统帅。上帝不许他有人性,不许他爱什么人、同情什么人,想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足见天才的理论是早就替他们捏造出来的,因为他们有权力。战争的胜利不是决定于他们,而是决定于队伍中的那个喊叫“垮了!”或喊叫“乌拉!”的人。(917—918页) 战争本就是丧失人性的最野蛮的行为,为何还要想到什么爱、诗、哲学等人类最文明的东西呢?令我想起了一个突突然闪现于脑际的画面:一个人狼吞虎咽地撕咬着一整只鸡,可眼睛里却因为非常同情这只鸡的悲惨命运而流出了善良的眼泪(这不是鳄鱼吗)。但是吃鸡,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重要的,所以人类的所有的道德、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地位。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代表作有<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以及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幼年>、<少年>、<青年>。其他作品还有<一个地主的早晨>、<哥萨克>、<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琉森>等。他以自己漫长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托尔斯泰出身于古老而有名望的大贵族,但他一生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多次在自己的庄园进行改革,不过都没成功。五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战争与和平>是他前期的创作总结。(安娜·卡列尼娜>代表他创作的第二个里程碑。(复活>是他长期思想探索的艺术总结,是他对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长篇小说。
☆<战争与和平>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库拉金、保尔库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小说的中心思想在于表现人民是推动历史的决定力量,肯定了1812年俄国人民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正义性质。
☆<安娜·卡列尼娜>交织着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这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通过这两条情节线索,小说不仅形象地反映了俄国社会的变动,同时也鲜明地暴露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尖锐矛盾。
☆<复活>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地主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尖锐无比的批判,表达了他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他以强烈的愤怒,揭发专制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主人公: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战争与和平》赏析
《战争与和平》问世至今,一直被人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与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写了1805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个生活领域:“近千个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斯特拉霍夫语)作家对生活的大面积涵盖和整体把握,对个别现象与事物整体、个人命运与周围世界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使这部小说具有极大的思想和艺术容量。 这是一部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托尔斯泰曾经表示:“在《战争与和平》里我喜欢人民的思想。”也就是说,作者力图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俄国人民在反侵略战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历史作用。在国家危急的严重关头,许多来自下层的俄军普通官兵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虽然战事一度失利,但精神上却始终占有压倒的优势。老百姓也主动起来保家卫国。在人民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像网升、杰尼索夫、谢尔巴狄那样的英雄人物。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也因为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才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决胜的信心。整部小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托尔斯泰的“人民战争的巨棒以全部威严雄伟的力量”赶走了侵略者的思想。 作者在小说中也认真探索了贵族阶级的历史命运问题。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围绕着包尔康斯基、别素霍夫、罗斯托夫、库拉金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展开的。60年代,托尔斯泰仍站在贵族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他对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却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库拉金之流漠视国家命运,畏敌如虎,他们关心的是寻欢作乐,积聚私产。小说中,库拉金是官痞,儿子阿纳托尔是恶少,女儿爱仑则是荡妇。这些贵族的卑劣行径与人民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托尔斯泰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与人民的合作。他用诗意的笔触描写了京城以外的庄园贵族罗斯托夫一家和包尔康斯基一家,指出在这些贵族身上仍保留着淳厚的古风,他们有爱国心,与人民的精神相通。这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宗法制贵族。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素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三个人物都是作者喜爱的正面形象。安德烈和彼埃尔是探索型的青年贵族知识分子。小说中,这两个人物在性格和生活道路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德烈性格内向,意志坚强,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后来投身军队和参与社会活动库塞、阿多诺、弗洛姆、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1929—),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逐步认识到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的力量,彼埃尔心直口快,易动感情,缺少实际活动能力,更侧重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后来主要在与人民的直接接触中精神上得到成长。女主人公娜塔莎与两位主人公的关系使她成为小说中重要的连缀人物,而这一形象本身又是个性鲜明,生气勃勃的。小说充分展开了娜塔莎热烈而丰富的情感,她与人民和大自然的接近,她的民族气质,以及她在精神上的成长。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战争与和平》艺术成就卓著。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有力地拓宽了长篇小说表现生活的幅度,并在传统的史诗体小说和戏剧式小说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成熟的形态。小说场面壮阔,结构清晰,人物形象鲜明,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开阔的美。同时,小说时代感强烈,它虽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但却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前途和人民作用的问题。因此,《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地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在一个名叫“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童年印象最深的是能给所有人带来幸福
的小绿棒的故事。托尔斯泰在喀山大学就读期间,对卢梭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离开大学后,成为青年地主的托尔斯泰曾力图改善农民的生活,但却不被农民所理解。这段经历后来在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7)中得到了反映。

50年代,托尔斯泰在高加索入伍期间开始了文学创作。处女作《童年》(1852)通过对小主人公伊尔倩耶夫的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出色地表现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的、聪颖、敏感、感情热烈,并爱作自我分析的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它与后来作家写就的《少年》和《青年》构成了自传三部曲。在高加索期间,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如《袭击》和《台球房记分员笔记》等。高加索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朴实的山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平民化思想也由此萌发。这在他后来完成的作品《哥萨克》中有清晰的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曾在前线坚守一年。他为此写出了三篇总名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的特写,以严酷的真实抨击了畏敌如虎的贵族军官,赞美了普通士兵的爱国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退役回到家乡后,曾为农民子弟办学,后因沙皇政府干预,学校夭折。期间,他两次出国,并写下了《暴风雪》、《两个骠骑兵》、《卢塞恩》、《阿尔贝特》、《三死》、《家庭幸福》和《波里库士卡》(1863)等小说。60-70年代,托尔斯泰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为他赢得了世界一流作家的声誉。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经历了一场世界观的激变。他否定了贵族阶级的生活,站到了宗法农民的一边。这时,他不仅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力求使自己的作品能为普通的农民所接受。他写了不少民间故事和“人民戏剧”,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其中著名的有长篇小说《复活》(1899),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和《活尸》,中篇小说《霍尔斯托麦尔》、《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等。

《复活》是托尔斯泰晚年最重要的作品。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玛丝洛娃的不幸遭遇深深震动了他,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聂赫留道夫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本阶级罪恶的忏悔,以及在忏悔过程中的矛盾、彷徨,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思想矛盾。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从受欺凌的地位中逐步觉醒并走向新生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如果说与聂赫留道夫的重逢震颤了她麻木的灵魂的话,那么与政治犯的接触则使她开始了对新生活的探索。玛丝洛娃形象已经越出了当时一般作家用同情的笔调描写下层人民不幸遭遇的格局,而是深刻地表现了下层人民不可摧毁的坚强意志。同时,《复活》也显示了托尔斯泰“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决心和彻底暴露旧世界的批判激情。小说对沙俄的法律、法庭、监狱,以及整个国家机器和官方教会,都给予了无情的抨击。

为此,托尔斯泰遭到当局和教会的迫害,还被革除教籍。然而,托尔斯泰在人民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托尔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精力,完成了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和《舞会之后》等优秀作品。1910年,他在出走途中去世。
列夫·尼克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列宁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 ”。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1840年入喀山大学,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1847年退学回故乡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 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几年军旅生活不仅使他看到上流社会的腐化,而且为以后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中能够逼真地描绘战争场面打下基础。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重重矛盾,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1857)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托尔斯泰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听狄更斯演讲,会见普鲁东。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这些思想鲜明地体现在其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之中。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70年代未,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80年代创作: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哈泽·穆拉特》(1886~1904);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特别是 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站,享年82岁,一代文学巨匠走完其人生旅程。

列夫托尔斯泰
(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
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
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
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

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851~1862) 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
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象《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5~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
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薰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将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适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恶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不过,列文的紧张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晚期(1881~1910)这时期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
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镇压;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他的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