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皇重生txt百度云:红军为什么没有第二方面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高校问答 时间:2024/04/28 19:52:50

红军为什么没有三方面军?

红军由军发展到方面军,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1930年1月以前,中央还没有统一编制红军的计划。因此,各地红军的编制及番号是各行其事的。1930年1月,中央决定统一全国红军的番号和编制,将几部较大红军编为一至八军,同年6、7月间,中央又按地域将红军编成一、二、三军团,但并没有发出成立“方面军”的指示。

同年8月,朱德、毛泽东所领导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所率的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随即根据第二次攻打长沙的需要,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自发组成了第一方面军。中央在得知此情况后,仍然没有发出组织方面军的指挥,并且有取消军团和方面军的意见。

1931年11月,红四军和新成立的二十五军合攻黄安县城,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成立了第四方面军,其成立也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1931年底中央曾有过组织方面军的计划,按照该计划,全国较大的红军部队将基本上被编人第一、二方面军,并计划将四方面军的番号变为二方面军,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行。

尽管一、四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统一规划的,但毕竟已成事实。在那个年代,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因交通不便造成很多困难,各地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因而发生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中央在后来的指示中,也承认了这些事实。

作为主力红军,除此两大部外,尚有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这两个军团遵照中央指示,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于是,第三方面军只好缺编。

红军有一、二、四方面军,但没有第三方面军。红三方面军未组建的原因有三:
(1)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按原定计划,应分别扩编为第一、三方面军,但为了统一指挥的需要,在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会议通过了这一提议,所以这时就没有成立三方面军。
(2)1931年11月,红四军与活动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同年底,中央曾计划将四方面军的番号变为二方面军,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行。如果这时候四方面军的番号变为二方面军,那么后来的二方面军大概就叫成三方面军了。
(3)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全部组建完毕之后,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红军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随第一方面军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1936年10月长征结束,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1937年8月,这三支主力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三方面军也就没有再编的必要了。

有第二方面军,是没有第三

为什么中国工农红军只有一、二、四方面军,没有第三方面军呢?简言之,这是红军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个历史现象。

1929年井冈山的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创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0年6月,红四军与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留守井冈山的红五军也开辟了湘赣和湘鄂赣根据地。1930年6月,红五军与红八军、红十六军合编为中央工农红军第三方面军,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1930年8月,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与中央苏区连成了一片,红一军团遂与红三军团统一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第二方面军是长征途中组建的。1927年12月,贺龙、,周逸群开辟湘鄂西根据地,成立了红二军;1930年8月,段德昌又开辟了洪湖根据地,将当地的农民游击队编为红六军。不久,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红二军就与红六军编组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长征途中,红二军团又与红六团会合,组成了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则是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直接发展壮大而成的。1929年,鄂东、皖西、豫南各成立了一个师的红军,1930年春编为红一军,后又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直到这个军发展成为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一个方面军。(原文如此-----编者)

综观一、二、四方面军形成的历史,可以悟及,红三军团因并入第一方面军而未单独形成三方面军;四方面军又因直接由红四方面军发展而来,没再改变行次,这是红军无三方面军这一特殊历史现象的成因。(据《军事文摘》 文 /齐 叟)

  有啊!
  在红军长征的三大主力部队中,除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外,还有一支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主要是由红二、六军团组成的。红二军团是原洪湖苏区的红3军,总指挥是贺龙,政委关向应,中央代表夏曦;红六军团原在湘赣苏区,隶属中央红军,军团长是肖克,政委王震,中央代表是任弼时。
  还有《红二方面军征战记实》呢。

  别人的文章——看着挺恶心的,不过看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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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道路,进行的一次胜利的长途远征。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结束,纵横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八个省,历时三百六十日,行程两万五千里。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胜利,体现了率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贺龙同志,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坚贞不渝,坚持与错误路线进行不懈斗争,又顾全大局,维护党内团结。同时还表现出贺龙同志具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超人胆略,不仅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战争的能力,以及红二方面军官兵一致、英勇善战、艰苦奋斗的精神。

  策应作战

  在红二方面军长征前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任弼时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和由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川黔地区会合后,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为了箝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向湘鄂边区的敌人展开了强大攻势。从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份,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六军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同志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任委员,彻底纠正了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
  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湖南军阀何键惶恐不安,即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军队,组成东、西、南、北四路纵队,采用经济封锁,筑堡推进的政策,向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这时,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及时地发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指示二、六军团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贺龙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率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初到八月间的半年期间,连续作战三十多次,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以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这一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善于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红二、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却仍不能完全粉碎敌人的重兵“围剿”。为了调动敌人,补充兵员物资,贺龙同志向军委分会提出:应抓住敌人原“围剿”已被粉碎,新“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向敌侧后出击。八月二十八日先后占领了湘西重镇津市、澧州和石门、临澧,并在澧州以北消灭了敌樊松甫纵队一部,随即在津、澧扩兵、筹款,使兵员、物资得到了补充。当敌东路纵队李觉等部慌忙东调时,我已向桑植地区撤退。
  一九三五年十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从四面筑堡推进,企图逼我红二、六军团在龙山、桑植、永顺的狭小地区内,进行有利于他的战役决战。这时又接到中央两次来电,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其他同志根据中央二月的电报指示及当前的敌我态势,对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眼前十多倍于我的敌人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的地理条件也不利于我军主力活动。于是确定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先在湘中之雪峰山东、西两侧作战役展开,尔后的行动视情况而定。军委分会最后确定根据中央二月电示的精神,向南突围,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突 围

  贺龙同志选择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点,是一个具有卓越的军事思想和远见的战役行动。突围时间过早了,我军得不到时间进行必要的休整和思想动员与物质准备;过迟了,敌人可能调整部署,使我丧失主动。突围地点如向西南突围,没有江河阻隔,又是以前的游击区,行军作战条件较好。但这个地区都是贫瘠的山区,补充人力物力较困难。同时敌人预料我会从西南突围,在这一带防范甚严。向东南突围,地方富庶,补充人力物力较为容易。但敌人李觉、樊松甫两个纵队依据澧水、沅江,虎视眈眈,正等待着我们。权衡利弊,贺总还是决定向东南突围。贺总把突围时间选在我进攻津、澧后,敌被我打乱的部署尚未重新调整,而我又在桑植附近作好了突围准备的时候。由于许多战士是当地群众的子弟,部队要走,老百姓依依难舍,我们又向群众做了许多工作。同时根据贺总的指示将地方独立团编为五师、十六师,使主力部队增加到一万七千多人,并派出十八师担任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向西佯动,到敌人力量薄弱的龙山地区积极活动,使敌人看不出我要离开根据地和向东南突围的意图。
  十一月十九日主力出发,先以一部突破了大庸城东南的碉堡线,打垮了援敌一个营,摆出一副要打大庸的架式,而主力却从大庸东边强渡澧水。等敌人发现我军并非进攻大庸,即派飞机轰炸、扫射,派部队堵截,妄图阻挡我前进时,我主力已全部渡过澧水。我军又以神速行动占领洞庭溪,跨过了沅江。至此,敌人据为天险的澧、沅二水,都被英雄的二、六军团视若等闲地一跃而过了。
  我们立即按预定计划实行战役展开。六军团迅速渡过资水、占领了雪峰山以东的新化、蓝田和锡矿山。二军团占领了雪峰山以西的辰溪、溆浦和浦市,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这时,贺总命令部队在这些地区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参加红军,七天中,六军团就扩兵一千多名,二军团也成立了新兵团。我军进入湘中,对长沙威胁甚大,弄得敌人心惊胆颤,慌忙将“围剿”改为“追剿”。湘中的土豪、富户也惶惶不可终日,埋怨对苏区进攻推得太远,以致后方空虚。事实证明,贺总选择的突围时机和突围地点是完全正确的。贺总灵活地运用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按照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总结的五次反“围剿”的经验,声东击西,使敌人疲于奔命,狼狈不堪。湘中工农群众在我党我军的宣传下,纷纷参加革命活动,我军人力物力都得到了补充,部队士气大为高涨。我原想以溆浦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但部队稍事休整,跟在我屁股后面之敌李觉、陶广、郭汝栋等追击部队就赶到了。我即向南转移,并在武冈地区的瓦屋塘和晃县地区的便水两次作战,消灭敌追击部队千余人,并击退了敌堵击部队,进入贵州,占领了石阡。这时,担任掩护任务的我十八师,经过两个月辗转行军,也按预定计划到达这里与主力会合了。部队又经余庆、瓮安、修文,渡鸭池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占黔西、大定、毕节三县,消灭了堵截的敌人。
  黔、大、毕三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高山险峻,道路崎岖。加上“天高皇帝远”,国民党统治也比较薄弱。一九三五年初,中央红军经过这里,曾播下革命的种子。因此部队一到这里,就较顺利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县城四处,贴满了标语。打土豪,分财物,穷人抬起了头。宣传队、扩红队、工作队积极活动,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群众团体,闹得十分红火。老百姓兴奋地说:真是闹红了一角天呀!许多同志都想在这里落脚生根,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以顾祝同为总指挥的十几万敌军,妄图协同云南、广西军阀,围歼我军于乌蒙山、金沙江之间。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黔、大、毕,继续前进。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几次想建立根据地的想法都未能实现,贺总幽默地说:“我们的根据地还是在我们这双脚板上!”
  我军退出黔、大、毕后,在威宁、水城、宣威之间,用“盘旋打圈子”的战术,扔掉了尾追的敌人,进占了盘县。从盘县出发的前一天,我去向贺总请示第二天的行军路线,贺总指示我们向兴义走,相机建立新根据地。我即派便衣侦察队连夜出发了。第二天天没亮,李达参谋长叫起我说:“行动方向改变了。中央指示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
  在我进占盘县后,敌人便一窝蜂似的向东扑来。而我军却掉头向西,进入云南,经宣威、沾益、马龙、寻甸到了普渡河。在普渡河,遭到云南军阀龙云率全部滇军的堵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时,贺总又指挥部队连夜行军,直逼昆明。敌人吓得惊慌失措,生怕我军进攻昆明,端了他们的老窝,慌忙把滇军主力调回昆明。而我军采用“虚晃一枪,回马便走”的战术,转而向西攻占富民,把滇军主力扔在屁股后面了。我军又继续向西挺进,敌人害怕我军进攻下关、大理,又连忙调兵去防守。蒋介石也把他的中央大军调来增援,并亲自坐上飞机在空中督战。龙云也派飞机侦察、轰炸,妄想在金沙江、澜沧江之间把红二、六军团一口吞掉。贺总用“调虎离山”、“避实就虚”的战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团团乱转,使敌十几万大军疲于奔命,而我军在滇中却如入无人之境。
  为了避免敌机轰炸,我分兵两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不管距离多远,一天攻取一座县城,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有的县太爷听说红军快到了,早早就卷起细软财物跑了。我二军团经禄丰、楚雄、祥云到宾川;六军团经禄劝、牟定、姚安到宾川,之后折而向北,经鹤庆、丽江,四月二十五日,从石鼓、巨甸走铁索桥,乘小船,划木排过了金沙江。等我全军过江后,敌人的大军才追到对岸。红军战士隔着金沙江喊:“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啰!谢谢你们送了我们这么远。快拣上我们的破草鞋交给你们长官拿去报功吧!”敌人在对岸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

  过雪山草地

  过金沙江后第五天,到达了雪山脚下的中甸。这里聚居着藏、汉同胞。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十分雄伟。一到中甸,贺总、任政委就召集干部会。贺总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定要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尊重他们的风俗。他命令部队,没有房子住也绝不允许住喇嘛寺。起先,藏族同胞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响,对红军的到来疑虑重重。由于我们派出干部宣传我党民族团结的政策,藏族同胞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把粮食卖给红军。后来连归化寺中的喇嘛也和红军搞好了关系。贺总还非常高兴地给中甸归化寺写下了“兴盛番族”的题词。
  我们在山下做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师以上的侦察部门都请了通晓藏汉语的“通司”(即翻译),请藏民给部队讲了过雪山要注意的事情。藏民还卖给部队一批能在雪山上给人引路的牦牛(藏民称为神牛)。为了御寒,部队还准备了辣椒水。贺总亲自给部队做了过雪山的动员报告,他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面前的敌人是雪山。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象同敌人作斗争一样,向大自然斗争,翻过雪山去!”
  雪山下,高大的树木成林;到了山腰,就只有低矮的灌木了;到山上,连一点动植物都没有,到处是终年的积雪。由于日晒,表面的雪化了后又冻成一层冰壳,而下面往往是很深的大雪坑,人一掉下去就再也爬不出来。雪的反光,又把人映得头昏目眩。走累了还不能坐,一坐下来就别想再起来了。国民党的西康省主席李抱冰为了堵击我军,从打箭炉派了一个营翻过雪山,结果死了一半人才到了巴安。今天,要翻雪山的是英雄的工农红军。有的同志走累了,别的同志架着他走;有的同志眼睛被雪光映花了,别的同志拉着走;红旗引着路,鼓动的口号此呼彼应。这样,同志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胜利地翻过了雪山。
  根据中央电示,从中甸出发,红二、六军团分两路,二军团走左路经过德荣、巴安(即今巴塘)、白玉到甘孜;六军团走右路,经稻城、理塘、新龙到甘孜。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阶级兄弟、革命战友,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这时,接中央电令,二、六军团正式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在甘孜,我们见到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我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在甘孜,朱德同志见到贺总时,非常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在甘孜,六军团和二军团都先后收到了不少张国焘派人送去的《西北讲座》、《干部必读》等反党小册子,指名攻击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贺总问王震同志你是怎么处理这些小册子的,王震同志说:“这些混账东西,我统统烧掉了。”贺总赞许地说:“好!烧得好!”
  张国焘为了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提出要开干部会,贺总坚决反对,他说:“在这里开会谁主持?提出问题谁做结论?这里开会连房子都没有,不开了吧!现在七月了,还是早点出发过草地,出了草地再开会吧!否则气候条件失去了就走不出草地了。”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坚决反对他的阴谋。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绝路,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张国焘才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领导下,以四方面军为一梯队,二方面军为二梯队,北上过草地。这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就更差了,体力也更弱了。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只有灰苋菜。这里本来没有灰苋菜,是藏民放牦牛时,牦牛在别处吃了灰苋菜,菜子没有消化,拉出来后生长的,所以数量也很少。有时走前卫的部队吃野菜,走后卫的部队就只能挖野菜根吃。部队带的干粮很少,没病的同志都让给有病的同志吃。最后把皮腰带都煮着吃了。一次,四方面军的同志送来一些羊肉,供给部门就按人数分给每人一份。贺总说:“我那一份不要了,给别人吧。我自己的伙食自己办。”说完自己拿了根竿子钓鱼去了。可他钓来几尾小鱼,还要把周围的同志都叫来尝尝。过草地时,贺总和师以上干部一样,都很少骑马,而他们的马常常让伤病员骑。我们红军就是靠了这种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才战胜了雪山草地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过雪山草地经过的地方,都是藏族聚居的地方。有时还能买到一些糌粑、酥油,部队南方人多,很多人吃不惯,贺总却带头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一次干部会上,贺总风趣地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什么也不懂,糌粑、酥油都是好东西,很有营养。你们看藏民吃糌粑、酥油身体多健壮。到了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风俗嘛!”以后,很多同志都渐渐吃起糌粑、酥油来了,可惜很难买到。
  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张国焘仍然贼心不死,继续闹分裂,而且时时想着逃跑。贺总看穿了张国焘的诡计,命令二方面军分成两路前进,周密部署,防范张国焘逃跑。同时告诫二方面军的干部:“我们要的是和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北上,大家要时时刻刻把党中央、毛主席交代我们的‘团结’二字放在心上!”还叮嘱我们的后卫部队:“收容掉队的同志,有吃的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吃,有牲口先让四方面军的同志骑,不能丢下四方面军的一个同志。”

  胜利会师

  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巴西到达甘肃的哈达铺。稍事休整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转而向北到达静宁、会宁。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部队前来接应。一九三六年十月,英雄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了。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了敌胡宗南一个师,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当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毛主席又派邓小平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时,贺总兴奋地说:“这下好了!真要到毛主席、周副主席跟前了!跟着毛主席,革命一定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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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没有的是红三方面军
  为何没有红三方面军

  为何没有红三方面军 ?
  1930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将活动于闽西和赣南以及湘鄂西、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团;还准备在这四个军团的基础上继续扩大红军,然后再把它们编为四个方面军。根据这个计划,同年6月,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三军在福建汀州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随后,湘鄂赣边部分地方红军组成红十六军,也编入第三军团。7月,由湘鄂边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的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鄂豫皖的红军当时则未编成第四军团。
  第一和第三两个军团组成后,按原定计划,本应在短期内迅速扩大,然后分别编为第一和第三方面军。但是,1930年8月下旬,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后,在两个军团的前委联席会上,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三军团前委则提议成立第一方面军和总前委,三军团编进一方面军建制。这就是说,三军团不再扩编为第三方面军。彭德怀还说:“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通过三军团前委的这一提议,并一致同意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和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这样,第三方面军就没有成立。
  1931年1月,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河南商城城南的长竹园会师后,合编为红四军。同年11月,红四军与活动于皖西的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第二军团和组建于1933年6月的第六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为首的总指挥部。1936年7月初,二、六军团及其总指挥和第三十二军(原为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长征途中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长征之前,1933年秋,中央军委也曾有过把新成立的七、八、九、十这四个军团合编为第三方面军的计划,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由于这四个军团一部分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一部分跟第一方面军参加长征,所以合编计划未能实现。

传说红三方面军是留给方志敏的,但是不幸全军覆没,就没了这个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