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到纳木错自驾游: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史故事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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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anbu.cn 2005-7-11 下午 02:36:49 新时代网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97年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走过了76年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的76年，是日益壮大的76年，是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历史新篇章的76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76年。70多年来，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并且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七十多年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开篇所说：“为了在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贫穷而落后的国家里，夺取革命的胜利，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创造过使举世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也面对过许多棘手的难题，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不管什么困难和挫折，都阻挡不了它的前进，而只是使它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中国共产党在76年的奋斗历程中，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28年，后一阶段48年。

　　前一阶段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后一阶段是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其间经受了解1927年和1934年再次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和各个方面、各种形式斗争的密切配合，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全国有党员五十几人。在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投身于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原设在上海，后来迁往北京，张国焘、邓中夏曾先后任主任；下设北京、武汉、湖南、广东、上海等地方支部。此后的两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中国工人运动。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人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0000万以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安源铁路工人罢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通过这个时期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加强，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这个时期的斗争，也给党提供一些重要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这个武器，主要进行合法斗争，是不行的。

　　1924年至1927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军阀祸国殃民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这场大革命的胜利开展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实行政治合作的结果。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曾给善良的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可是，这种希望很快地就破灭了。到达20年代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成为国内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现象。打倒侵略中国的列强，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其操纵下的军阀是一个强大的反动势力，靠少数人的孤军奋斗或少数人的各自为战都难以把它们打倒。中国共产党从京汉铁路大罢工等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毕竟比较少，为了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路线。广大农民自然是最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参加这个战线，因为它们也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这是中国民族革命的重要特点。正是从当时的这种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大体上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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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合作实现后，很快形成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发动并领导了各地的农民运动。在国共合作下，着手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1926年，国民革命军发起了以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为直接打击目标的北伐战争。半年之间，也就是到了1926年年底，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群众运动立刻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可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思想和行动均落后于形势。党的领导机关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蒋介石趁机加强了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国内反动势力以蒋介石为中心集合起来，革命阵营中的分裂趋势开始明朗化。这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对革命阵营中随时可能发生破裂的严重局面，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要预备我们的力量，去组织民众，强固民众的势力，竭力防止大的斗争的发生。一种意见是一味对国民党迁就妥协退让，看不见国民党将要对共产党举起屠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得到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的附和。人民群众则对蒋介石的叛变进行声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7月15日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没能满足全党的期望。党内占领导地位的依然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中共党员从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

　　蒋介石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处于血腥风雨之中，面对着严峻的考验。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瓦解和消灭的危险。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开始了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起义队伍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战斗，占领了南昌城。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撤离南昌，奔广东潮汕地区，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由于敌我众寡悬殊，长途行军，减员严重，终于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同当地的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党史上所讲的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给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不过，这次会议在反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错误，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此后，党内“左”倾情绪的发展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在八七会议前夕，中共中央已于8月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农民基础较好的这四个省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

　　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支队伍里有不少共产党员；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共计约5千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秋收起义的队伍没攻下来大城市，转而奔赴井冈山，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卓绝历程。

　　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了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的一些武装起义。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南昌起义的一部分力量在朱德和陈毅率领下上了井冈山，实现了朱、毛红军会师。毛泽东在井冈山，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蒋介石把朱毛领导的红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红军与蒋介石的军队进行了灵活机动的武装斗争，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二、三、四次军事围剿。

　　当朱毛领导的游击战争越打越漂亮的时候，中共中央领导层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也越来越严重起来。一方面是”左”倾冒险主义，一方面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闭眼不看中国革命的实际，只知道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的教条。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不到实行，反而备受排斥和打击。又兼敌我寡众悬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第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陕北。王明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伸张民族大义，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八年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援助，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经过3年多的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消灭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震惊中外的大事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头三年，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改造了旧中国留下的教育科学事业，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则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至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总的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靠了我们的自力更生，加上原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1956年4月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总结了我国建国后从事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从党的八大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虽然遭到过严重的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这10年间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1960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未能得到彻底的纠正，而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但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终于垮台。这个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了历史时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决议》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肯定了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决议既对多年来“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与批评，又坚决地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提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党的十二大召开，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结束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正在逐步健全，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关系重新获得加强，爱国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调整、整顿和加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9月邓小平至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这十多年间，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1989年11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邓小平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十年来，在党和军队工作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在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和外交活动方面，邓小平都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在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几十年来的革命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久经考验的领导人。邓小平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的一系列的观点和理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9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贯彻十四大精神，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划和部署。在以江泽明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从十四大到十五大，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改革开放取得新的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党的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是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把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大会。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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