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锅维修方法:什么是留学生文学

夹缝中生长的留学生文学

如果说，八十年代后，在中国的文坛上涌现过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潮流，那么，随着尘封久闭了多年的中国国门的启开，而勃兴起来的留学生文学也是一波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而且是波澜不止，至今仍有相当的生命力。如果我们追寻这一文学现象近二十年来的走向，也许会引发一些有趣的启迪。我国的留学生文学，可上溯到一个多世纪前的清朝年间，1854年即赴美留学，后又返国组织我国最早的几批官费留学生的容闳撰写的《西学东渐记》，可以说是我国留学生文学的鼻祖。到了近现代，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巴金、冰心等或以留学生，或以访问学者的身价涉足过这个领域的创作。但在当时，这些创作并未形成“留学生文学”这一特定的文学范畴。现在看来，这与创作者的写作动机及当时新文学运动发展的不成熟是有很大关系的。就作者的主观心态分析，早期的留学生出国的目的大都是去学习西方先进的“船坚炮利”，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化态度体现在创作上就是较多注重作品的社会认知价值和教化功能，注意对西方文化的介绍及域外生活的记录，而较少关注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郁达夫《沉沦》里的主人公声泪俱下地为身为弱国子民寄人篱下、备受歧视、孤独凄凉的留学生呼唤：“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就是早年留学生的典型心态。

与上一辈的留学者相比，当代的负笈远游的留学生则带着明显的时代印记和精神风貌，他们自求生存的困难也许更多，他们所走出和走进的两种文化、两种特异生活的差距也许更为悬殊。他们不可能像当年胡适一样与美国的中产阶级厮混在一起，以“上等人”自居，甚而看不起唐人街的同胞。他们也不可能奢望学成归国像胡适那样立即荣登大教授的宝座，每月进项四百块大洋。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的生存状态也许可用这些词汇来概括：迷惆、屈辱、担忧、疑惑、劳累、奋争……。他们的生活大都十分窘迫，出国费用基本上靠借贷，而出国以后又要面临升学缴费、婚恋养家等诸方面的生存困境。因此，反映他们留学生活题材的代表作，不是《我的财富在澳洲》、《陪读夫人》式的打工苦、谋学累，便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式的曲折传奇。坦率地说，眼睛只盯住同宗同族，时时感到与西方生活、观念及文化上的隔阂，而看不到事物的另一面，即人类、人性、社会诸方面的融汇、沟通，因而引不起投身其中的兴趣与激情，恐怕是留学生文学虽有一定影响，但尚缺乏质的突破，缺少一种整体把握，缺少几个在文学史上站得住的人物形象的症结所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先后结束了求学生涯，他们中的不少人以留学生转换到了“学留人”——学业结束后留居国外的社会人。他们的生活比学生时代要稳定而优越，加之语言媒介和人际关系的熟谙，对母国文化的素养和欧风美雨的浸润，社会的时代的视野更为开阔，常能将中西异同熔铸于文学形象的阐释之中，因而，九十年代的留学题材的作品出现了题材多元化、风格多样化以及网络媒体多重化的新趋向，特别是不少旅居海外仍专注于文学创作的留学生作家的介入，更是提升了这类作品的品味。这些作品由于创作主体和文本内容的相似性，而具有某种群体性的特征，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然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及审美情趣、关注焦点的不甚相同，这些作品大都很难进入异国的主流文学。因而，其最大的最有亲和力的读者群是在国内。上海文艺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小说界文库·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中的长篇佳作，如严歌苓的《人寰》，戴舫的《第三种欲望》、虹影的《八十劫》，薛海翔的《情感签证》等，是这些中文作品的最佳出路。

无庸置疑，当今的留学生作者是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亲身经验着多种社会制度，并且他们自身已是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相互较量与碰撞、排斥与吸引，融汇与扬弃的磁场，诸如寻梦的失落、无根的幻灭、文化的归宿，民俗的融合，乃至潜在于中国人血脉之中的民族忧患意识，……无一不使身临其境的学子们产生莫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是强者，又是弱者，是勇敢的先锋，又是痛苦的marginal man（边缘人）。他们像两栖动物，在陆上的时候怀念水里，在水里的时候又怀念陆地。对于这种心态，当代留学生文学的先行者小楂曾有过精彩的描述：我们的许多感觉，的确包含了太多的矛盾与尴尬，……一面心里充满牢骚，一面又听不惯别人的牢骚；一面不满于外国人的不理解中国人，一面又不满于中国人的不理解外国人；一面认可了相互理解难于登天，一面又身不由己企望搭个登天云梯。我们就是这样一批不三不四的怪物。

更为有趣的是，这些运用母语写作的海外学子也越来越为母国诸多领域里的巨大变化而陷入另一种的矛盾与尴尬，另一层次上的无所适从。有作品直言不讳地将之形象地归纳为‘三气”：说话洋气（由于词汇的陌生，说话夹带外语单词），穿着土气（回国还穿当年出国购买的已过时的衣服），花钱小气（国人的收支已成倍上升）。而要经历这一新的认识、认同的过程，不失为更富挑战的意义与价值。

真实而艺术地反映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学形象，反映这些近似于“精神流浪者”的人生境遇和心迹感受，必然会成为当代中国人心灵历程的一个独特部分，成为某种结晶式的精神的记录。正如著名学者、三十年代的留学生季羡林所说的：“对中国的近代化来说，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乌，比作普罗米修斯，他们的功绩是永存的。”

总之，留学生文学这个文学现象要想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堂堂正正地占有一席之地，还需待以时日，特别是需要一段跳出留学生活然后回过头来再审视的时间。即一种积淀后的审美意识，一种力度，而不能满足于情绪宣泄、思想含金量偏低的局限。尽可能克服留学生文学的几个弱点，如作者群的过渡性和“随写、随看、随丢”的短期行为。五十年代，林语堂在美国创办的发了不少留学文学的《天风月刊》即是这类“三随”刊物，可惜这本刊物办了几期即停办了。六七十年代台湾留学生中也曾有过“留学文学”的提法，但未成气候，也没有引起研究者、出版者的重视。现在，我们面对方兴未艾的留学生文学这座矿山，没有理由因为时下留学热处于平缓而轻易地舍弃它，我们更期待一代又一代的留学生作者能在这里开掘出闪光的金子。

本文系上海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当代散文纪实文学卷》序言）

留学生文学曾经是图书市场的一个大卖点，近些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大，留学生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而这些变化，使得留学生文学不只被出版社和读者看好，还成为被影视人士看好的一个通俗文学模式。

历史上，留学生文学曾出现过一批优秀作品。在上个世纪初有郁达夫的《沉沦》，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作家白先勇写出了《纽约客》、《芝加哥之死》，於梨华写了《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傅家的儿女们》，这些作品写出了侨居海外的华人或留学生作为社会“边缘人”和“无根的一代”的精神痛苦。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留学生文学持续升温，并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这期间出版的一些作品也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和强烈的社会影响。像曾风靡一时的《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作品。时过境迁，如今看来，其畅销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品的“纪实性”圆了很多人精神上的出国梦。但这些曾经畅销一时的作品在严肃的文学批评和具有文化品位的读者那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评。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经建认为，这些作品缺乏好的叙述方式。它们在结构章法、语言表达和精神品位方面的功力，是不具审美潜力的快餐式的文化消费。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出国、留学已成为一个比较平常的事情，再加上“海归派”的增多，海外留学生活笼罩着的神秘光环已经逐渐消失，人们对以前那种单纯讲述海外艰辛生活、奋斗历程的作品已经兴趣不大。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室主任孙顺林认为，《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图书的畅销和电视热播与当时社会上的出国热潮是分不开的，现今如果这类题材的作品没有突破，不能与人们的生活拉近距离，那么其市场难有很大提升。

可喜的是，留学生文学近期出现了新进展，作品在走过了追求传奇性的阶段之后，开始着力揭示东西方的文化冲突和对立，其新追求和内涵同样使这一类作品颇受影视编剧的青睐，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几率很高。作家出版社新出版了小说《轻轻的，我走了》，该书中的女主人公忆摩的命运正寓含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小说虽然是写中国在英国留学生生活的，但它所表现的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即人类的情爱、母爱在现代生存环境中受到的压迫与扭曲。在英国这个充满了“自由”的国度里，自由的恋情，崇高的母子、父女之情，却难以自由地生存与发展，这种困境，正是女主人公悲剧的根源。据悉，小说的作者张朴是旅居英国多年的作家，小说刚刚出版，就被影视圈人士看好，曾执导过电视剧《牵手》的导演杨阳便决定近期将小说搬上荧屏。

美籍华人作家石小克是一个“触电”率较高的作家，他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留学，其众多作品中的主人公背景及遭遇都或多或少地取材于他及他所接触的华人真实生活。他的小说《美国公民》、《基因之战》、《远方的旅行社》等均被改编成影视剧，其中《基因之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一书，目前已被译成法、德、韩、日4国文字出版，英文版也即将推出。《基因之战》是以高科技、商战等西方惯常的表现手段不露痕迹地把东西方的东西结合到一起。据悉，中央电视台为由该书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投资1500万元，预计年底有望与观众见面。

石小克认为，近些年来，很多描写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华人在海外生活的作品，只是讲一个个与“北京人在纽约”相似——从最卑微的工作做起，努力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进入主流社会——的故事，其实这样的观念是停滞的。他则试图通过一个故事揭示中美两国文化间深刻而持久的冲突与矛盾，客观反映华人在美国的真实生存处境。他说：“我想还是尽可能多地写些在美国的东西，告诉中国人一个实实在在的美国社会。国内的人对美国总还有些雾里看花的感觉，尽管有上百万人去了美国，尽管关于美国的文章报道累积起来可以堆积成山，但总是需要一些真实和深层的东西。”

《沧浪之水》的作者阎真第一部描写留学生生活的小说《曾在天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1996年，正是留学生文学流行的时期，也许是不像同时期的《北京人在纽约》等作品那样具有传奇性，因而当时并没有出现热销的场面。但2000年，该书再版重印，却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曾在天涯》责编杨柳认为，该书取材于作者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但它的意义覆盖面比惯见的“文化冲突”主题要宽厚得多。主人公们的悲欢离合和心灵冲突，牵动着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因而具有了历史层面的厚实。在表现20世纪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心灵处境方面，小说以精神的现实性切入了当代生活的本质。

作者阎真说，《曾在天涯》在精神内涵方面不受“海外”这一概念的拘束。他不只限于传达海外生活的情景，更试图表现某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灵经验。小说的精神气质超越了台湾那些表现“无根”痛苦的同题材作品，因而在留学生中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该书在海外特别是北美留学生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随着留学海外的人数的增加，留学生文学数量的增多也在情理之中。虽然目前这一题材创作有了新转机，但是，显然需要更深层次或更新角度的开发，需要有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经典出现，从目前看来，留学生文学中有两个板块有希望发展得比较迅速并拥有较好的市场前景。一是随着留学人员低龄化的趋势，一些小留学生会把自己的生活记录下来，这种生活化的文字会对国内的同龄读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另一种是一些有海外求学、生活经历的作者，他们可能只是把留学生的身份作为创作的背景，在此基础上构思更广领域内的小说，而不仅仅停留于记述留学经历。由于留学生文学的作者中真正的作家很少，所以写作技巧应该重视。正如石小克所说的那样，创作小说的首要一点就是要好看，所以不妨借鉴好莱坞的表现手段，比如注重情节和画面感，但作品中最核心的内容还是历史悠久的东方精神内涵。或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种创作观的一种概括。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