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go控制台进入地图:古时候的“倾轧而死”是怎么个死法？

被别人排挤死的，每个周围的人都想尽办法把他害死

摘录自大词典：

倾轧 ：
qīnɡ zhá
1.排挤打击。 2.挤压。

bei 车轧而死

与徐渭、李贽不大相同的是汤显祖和袁宏道，他们分别是启蒙文学思潮在戏剧、诗歌领域内的杰出代表。尤其是汤显祖，可以说是晚明启蒙文学的中坚。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实践体现并光
大了由徐渭、李贽开启的反对封建理学、争取个性解放的进步文学思潮，并且在文学理论上还
有重要发展。
汤显祖仕途坎坷，但这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功。汤显祖的文学思想中，突
出一个“情”字，他的“至情论”渗透着强烈的佛禅仙道因缘。汤显祖的业师罗汝芳是泰洲学
派的重要人物，罗氏的思想肯定人的诸多欲望与自然需求，渗透着强烈的禅宗精神；和他亦师
亦友的达观禅师与他神交多年，汤还从达观那里得到“寸虚”的法号，[达观即是明代“四大
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汤显祖素来服膺李贽，早岁读李贽之《焚书》，深表倾慕，汤显祖
辞官之后，曾与李贽相会与临川。不仅如此，汤显祖的祖父嗜好道家仙游，祖母亦对佛经诵读
不辍。这些都使得佛道因缘在汤显祖的思想中影响深远。但也不能说汤氏的思想完全偏执于仙
佛一端，封建时代的文人受到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是不可避免，汤显祖早年曾积极用世，
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在屡遭挫折之后，使得他思想中佛道因缘更加浓厚了。
汤显祖的“至情论”首先具有反对程朱理学禁锢人性的重要内涵，宋儒把他们的道学禁欲主义
人生观集中归结为“存天理，灭人欲”，这其实是强调作为封建统治秩序和礼法规范的“天理
”“天道”对个性自觉、人性解放和各种真实的生命欲望、生命活力的的压制。作为晚明启蒙
文学的杰出代表，汤显祖的“至情论”首先在理论上具有以理格情，以“人性”反对“神性”
，以人本主义反对禁欲主义的深刻积极内涵。所以说，汤显祖的文学成就之高，在很大程度上
是基于其进步的文学理论观。
为什么从佛禅宗中间能离析出反理学的进步启蒙思想呢？这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就具体的“
至情论”而言，也是阳明心学和禅宗哲学发展到“异端”的必然结论。首先，一旦外在的干枯
僵硬的“天理”“象数”变成内在于人的“良知”“佛性”，它必然就具有了人心所具有的另
一个重要方面——情感，过度张扬的“情”在彻底排除了“理”地位之后，就变成了“至情”
。在方法论上，泰洲学派之所以是王学的“异端”，原因在于，王阳明虽然认为“良知”是一
种先验的“心之体”的本原状态，具有主宰人心的绝对性，因而具有实践道德的自觉性；但他
同时强调，一般人的“良知”常为私欲所遮蔽，因此需要经过一定的修养的工夫，也就是“致
”工夫，而泰洲学派认为良知本来就是无遮蔽的，根本就不需要“致”，七情六欲、“好货好
色”“率性而为”生发出来就是良知良能的自然流露。很明显，这其实是变异的“儒学化”的
“狂禅”了。想来实在是很有趣：禅宗的方法被“阳明心学”所吸收、借鉴，变成维护礼教伦
常的工具，而禅宗中所蕴涵的解放人性的积极内涵最终又以心学“异端”的方式凸现出来，成
为反传统、反偶像崇拜、反禁欲主义的思想武器。这全然是王阳明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其次，在心物关系上由心一元论趋向惟我论、泛神论或者万物有灵论，这是阳明心学和禅宗哲
学的另一种变异，王阳明说“天地只是一个灵明”，佛教认为“宇宙本是一有情世界”。这样
，“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就成为从“异端”思想中发展出来的进步的启蒙意识。汤显祖
借用达观和尚的话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其实是指明了人的自然本性与
僵硬的封建教条之间的尖锐对立。
汤显祖认为，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他在《牡丹亭题记》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
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至情也。”从文学史
的角度看，给“情”如此充分、热烈的肯定，在汤显祖之前，只有元好问。元好问先后以《摸
鱼儿》为词牌，写过两首赞颂爱情的名篇，一首是以一对徇情男女为题材，“泰和中，大名民
家有小儿女以有私情不如意扑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
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一首是以两只徇情的大雁为题材，“乙丑
岁扑试并洲，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
。’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为‘雁丘’”。元好问在他的词章中给予这种
天壤至情以热情、真挚的赞颂“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天已许，甚不教，白头鸳
鸯生死浦？”“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
汤显祖宣扬他的“至情论”是通过戏剧的形式，这与元好问不同。当然，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
的文学形式是小说、戏剧，这是历史时代的差异。由于强调情，汤显祖明确声言自己的戏剧创
作是“为情做使”，他的名剧《牡丹亭》就是这种“至情”的浪漫演绎。正是这种超乎生死的
男女之情，能更加充分表现出“情”冲决一切的力量。
《牡丹亭》作为名剧自有定论，这里就其作为杰出的启蒙文学典范方面的意义加以分析。《牡
丹亭》问世不久，“便家传户晓，几令西厢减价。”不但为众多才士欣赏，而且在社会上引起
轰动。甚至有女子读此剧，哀感身世，含恨而死。这说明《牡丹亭》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源自
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所以它能激动起那个时代的热情。以《牡丹亭》中的“情”与《西厢
记》中的“情”相比，可以看出两者在“情”上的重要差异：莺莺之于张生，是由“情”到“
欲”；杜丽娘之于柳梦梅，是由“欲”到“情”，不是由于她先爱上柳生，而后冲决“男女大
防”，而是因为寂寞深闺里无可排遣的春情幽怨、自然涌现的生命冲动，终于使她在梦幻中，
经由花神的指引，引向与柳生的幽会。那种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以及由此孕育的生死不忘之情
，终于使她由唯唯诺诺的官宦小姐变成勇于决裂、敢于献身的深情女郎。
在《惊梦》一出中，作者以精美典雅的曲词,唱出了杜丽娘被抑制的生命渴望：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事谁家院？朝飞暮卷
，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惊梦·皂罗袍》
杜丽娘感叹自己美丽的青春犹如流逝的春光一般荒废，春情秋恨的花季苦恼，对古代佳偶相爱
的向往，使她的惆怅与无奈、委屈与痛苦便如同潮水一般在心头激荡“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
料命如一叶。”伴随着这样的忧伤进入梦乡。而后，作者以诗化的语言、浪漫主义的抒情手法
描写了这一幕最动人的儿女风情剧：姹紫嫣红的花园，千娇百媚的佳人，丰姿俊妍的青春少年
，翩翩起舞的花神……
充溢着梦幻般的庄严华妙的浪漫之美，这完全是对青春、爱情的礼赞。在这里，美丽的男女幽
情完全不是假道学戴着理学的有色眼镜所斥责的“苟合”“淫奔”而是如此的美好动人。更具
时代特色与启蒙色彩的是作者对于男女情欲的明确肯定，《惊梦》中对于这一点的描写是比较
直露的：
“单则是混阳蒸变，看他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煽，一般儿娇凝翠绽魂儿颤。这是影上缘，想内
成，因中现。呀！淫邪展污了花台殿。咱待拈片落花儿惊醒他。他梦酣春透了怎留恋？捻花闪
碎的红如片”。《惊梦·鲍老催》
前三句是从花神的眼光来看杜柳的幽会，“混阳蒸变”似是男女性爱的隐语，“影上缘，想内
成”是说这是想象、梦幻中的因缘，“因中现”是佛家语，即是“诸法从缘起”之意。
这其实是承认了性爱之“欲”作为爱情基础的真实存在与合理性，这一思想显然包含着人性解
放的积极内涵，要比一般的歌颂爱情更深刻、直接、强烈。欧洲启蒙文学中对于“人欲”的充
分肯定与大胆张扬莫过于《十日谈》，当然，限于中国文学注重含蓄、蕴籍的艺术传统，也不
可能达到那种直露的程度。
其次，与《西厢记》相比，《牡丹亭》所表现的反封建礼教的意识更为深刻。在《西厢记》中
，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的老夫人，其赖婚之举更多的还是出于势利的考虑。这样，一旦张生获
取功名，由“白衣”变成官袍加身的“乘龙快婿”，他们之间的矛盾自然消除了。而在《牡丹
亭》中，作为杜丽娘的对立面出现的不是单个封建营垒里的人物，而是整个封建意识与正统势
力。她的父母竭力要把塑造成一个符合礼教规范的淑女，私塾先生所给予她的是陈腐迂阔的封
建教化，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生活环境成为压抑杜丽娘鲜活的青春生命的封建枷锁。这就注定了
杜丽娘的抗争必然是徒劳的，现实的结局只能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忧郁而终。但作者
的目的并非只是表现传统势力的强大，而是以此为铺垫，突出有情人追求自由幸福的生命意志
是不可能被压制的。作者借助于浪漫主义的虚构，写幽怨而死的女主人公终于在生死至情的感
召下得到复生，以此表达出自由解放的人性和追求幸福的生命意志对于封建礼教和传统势力的
胜利。
再次，汤显祖的佛道因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的文学创作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从文
学史的角度看，正统的儒者对于浪漫主义文学艺术总是不大高明的，而在浪漫主义文学方面卓
有成就的作家大都深受佛道思想的熏染。陶渊明深受道家精神的熏陶，李白是道教信徒，正是
道家的否定世俗社会秩序的超越精神构成了这些作家内在的超脱、飘逸；王唯是佛教信徒，苏
轼徜徉在佛禅的空理之中寻求解脱，佛教诗意的空灵与高度超越的自由精神构成了这些作家内
在精神世界幻化、静谧的灵动。原因并不复杂，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儒家的非宗教精神以及现
实主义传统使得自诩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显得拘谨、甚至冷酷，总是一副正襟危坐、道貌
岸然的样子。但是作为宇宙的灵明，人除了现实的生活之外，还需要形而上的向上超越的宗教
生活，这样，被儒家忽略的部分，正好被佛道两家所填补：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除了儒学
主导的现实伦理秩序之外，还有一个道教的天堂与一个佛教的地狱。这三者共同服务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终极目标——专制主义。佛道固然有否定现实的等级制社会的积极内涵，但在很大程
度上又把这种否定消解在逃避主义与虚无主义之中。当然，这绝不能否定佛道思想所具有的关
于人性解放的积极意义，逃避等级制专制社会压制、向往精神自由的士人们往往徜徉在道教的
“仙游”梦幻与佛教的空灵“佛土”之中，虽说不是积极反抗，终究也是一种蕴涵于逃避之中
的抗争。晚明社会的污浊、昏暗使得这种风气更为盛行，求禅问道成了诸多士人的精神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汤显祖也不是这个例外。但作为晚明杰出的启蒙文学的代表，汤显祖从他的佛
道因缘中吸取积极进步的思想内容，酿造出《牡丹亭》这样芬芳、纯美的艺术佳酿。具体说来
，杜丽娘梦中幽会的情节应该是受到道教神话中诸多 “仙游” 梦幻的启发；而隔世因缘、起
死回生的情节又是受到佛教关于因缘相续、生死轮回的三世两重因果学说的影响。佛教对汉文
化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极大的拓宽了汉人原有的文化视野，给中国文化输入印度宗教哲学所有
的开阔的生命观、时空观、与宇宙观。
佛教有解放人性的积极内涵，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了，但由于佛教宗教哲学本身的特点，这种
积极意义往往被消解在逃避主义与虚无主义当中。大乘佛学在中土影响深远的是般若空宗，空
宗的代表经典是《大般若经》（一般人熟悉的是其中的两部：《金刚经》《心经》）。空宗的
全部理论就是以缜密的思辩哲学来论证物自体的“性空”，也就是彻底否定物质世界的真实性
，为人们“堪破红尘”、“皈依佛门”提供理论依据，其避世出世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
（实际上，在另一方面，大乘般若空宗给予两汉神学以及儒家传统社会的“君臣父子、世道伦
常”的专制等级秩序以强烈的冲击，从内部消解着专制社会的等级秩序与灵魂桎梏，自魏晋以
来，一直是反对权威，蔑视“名教”的有力武器。但是，佛教哲学的这种破坏性在很大程度上
并没有转化成解放人性的积极、改造等级制社会的工具，正如其以否定一切的虚无开始，最终
以否定一切的虚无而转向逃避主义或者是无所适从的“狂禅”“惟我”而终结。中国传统社会
是以极端的君主专制为特点的集权主义，所谓“君，天也，天不可逃也。”专制君主不仅是最
高的政治权威，也是最高的精神权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教合一，是以现实现世的物质主义
为特点的、以政治皇权为中心的政教合一。在这种体制之下，作为专制君主的皇帝是整个帝国
的核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覆盖在皇权的威慑之下，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
服务于专制主义与等级制社会的稳定与巩固。所以，在中国，除了礼教伦常，没有学问，要逃
避皇权，只有老庄佛禅一路。这正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纯粹知识的原因
。因此，可以毫不犹豫的说：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要发展民主政治与科学技术，必须彻底
批判传统文化！连根铲绝各种或隐或显的专制主义文化毒素以及各种伪装的变异的假最浪漫的
乌托邦之名而实施的最凶残的独裁暴政！这样，佛教哲学的积极内涵与消极影响同时就体现出
来了：佛教在否定了现实的“礼教伦常”世界之后，并没有提出可供参考的理想的价值体系，
而是把觉醒的自由意识重新消解在虚无之中，这在客观上又起到了消解启蒙意识的作用。似乎
可以说，佛教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朵。）（还需要探讨的是，佛教并不是没有关注人伦世态的
传统，佛陀时代的原始佛教已经提出了佛教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大乘佛教为了进一步改变原始
佛教的出世精神，提出“世间即涅磐”的重要理论。更为重要的是，佛教完全可以根据“胜义
谛”与“世俗谛”“不一不异”的中道理论开辟出一条具体的形而下的道德实践原则，但可惜
的是，不管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成功。这里的原因非常复杂，暂时不做
详细分析）
这样，佛教在许多时候又为落魄失意或遭受精神创伤的士人们提供了一个虚幻的精神避难所，
让他们在许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实际面前，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最终走向了佛教的宿命论
和虚无主义。汤显祖晚期的创作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晚明启蒙文学的
必然归宿。汤显祖在其晚年的《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清楚的表露了这一思想“应须绝想人间
，澄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归也。”准备一心一意的念弥陀去了。
基于历史传统与文化结构的差异，晚明的启蒙文学思潮无论在深度上和力度上都无法和欧洲启
蒙文学思潮相比。原因很清楚，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制主义本性所外化出来的专制体制是如此
的严密、精致而有效，以至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中国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到新文化运动时期
，中国社会还被鲁迅称为“万难毁坏的铁屋”，何况处于中世纪的风雨如磐的晚明社会？一方
面，是占绝对优势的极端暴戾、酷毒、凶残、狡猾的封建势力，一方面，是在少数士人中间发
展、传播的微弱启蒙思潮，两厢对比，结果自然清楚。而欧洲的情形正好相反：并不强大的民
族君主国，悠久的城市市民文化传统与各种形式的自制体制与议会组织，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拥
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
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马克思]
汤显祖晚期的戏剧创作《邯郸记》和《南柯记》，加上早期的《紫箫记》和代表作《牡丹亭》
，构成以他的书斋命名的《玉茗堂四梦》。《紫箫记》取材于唐传奇<<霍小玉传>>,但情节有
较多改变，主要是把李益负情、霍小玉含恨而死的悲剧改成两人两情相悦、相偕终老的“大团
圆”，如同唐传奇《莺莺传》之于元杂剧《西厢记》。《紫箫记》全剧除着力描述霍小玉痴情
，表现作者的“至情论”文学观之外，并无太多深刻之思想与独特艺术创造，显然，这是汤显
祖早期的处于探索阶段的创作，《紫箫记》无疑为后来的《牡丹亭》做了文学实践上的重要准
备。
《邯郸记》取材于唐传奇《枕中记》，也就是著名的黄梁美梦的故事，但汤显祖改编的戏剧明
显使其具有明代社会的时代特色，全剧通过卢生在“仙游”中“一生”的经历，对腐烂、丑恶
的明代官场社会进行了深刻的鞭挞与彻底的否定。依靠裙带关系、凭着金钱开路而官场发迹的
卢生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卢生在官位上，善于拍皇帝的马屁，以“盐蒸醋煮”之法开通河道，
为皇帝顺流而下游览胜景；又以“御沟流红叶”之计，大破吐蕃，建立奇勋，让皇帝乐以忘忧
。这种荒诞的“功业”其实是对高级官僚缺乏实际能力又好大喜功，依赖虚假“奇谋”“功勋
”以谄媚皇帝的漫画式讽刺。卢生因为功勋显赫而得到皇帝的赏识，出将入相，过着骄奢淫逸
的生活。皇帝不仅赐给他田宅、园林，还赏给他二十四名美女，他一面道貌岸然的大谈戒色，
一面以君赐不可违的理由收纳，尽情受用。暴露出其伪道学的真面目。围绕卢生梦中“一生”
的，有昏聩的皇帝、倾扎的权臣、各种趋炎附势的官僚，以及种种世态人心，共同构成晚明社
会的众生像。卢生因为纵欲而亡，临死之前还不忘子孙的官位荫袭、自己的“加官赠谥”以及
自己的功劳在国史中记载不全……而一梦醒来，黄梁未熟，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虚妄幻象。
《邯郸记》真正折射出的思想内涵是：晚明启蒙学者面对传统价值体系、政治制度、官僚体制
在社会实践中的全面腐烂、崩溃，既深恶痛绝又痛心疾首，想救补世弊又回天乏术、无能为力
，只好逃入佛禅空理之中，陷入彻底的虚无主义。其实，在汤显祖之前，李卓吾已经以启蒙思
想家的敏感洞察到传统价值体系行将崩溃的必然命运，他深刻的指出“儒者不可以治天下国家
”“君子之尤能误国也”。但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启蒙思想家不可能找到新的道路。李卓吾
在猛烈批判传统价值体系的同时，又不得不回到传统的故旧堆里去找救世之方：寄希望于统治
阶级上层的“大贤大力”之士。原因也很清楚：艰难生长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遭受到腐败政治
的摧残、传统观念的压迫与封建经济的排挤，成长极为缓慢，以至于李卓吾他们根本没有从它
身上看到多少希望，当然也就不可能找到真正符合历史潮流的启蒙道路。
这与欧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西方，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全面冲击中世纪的封建势力及其意识形
态“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印刷术成为新教的工具，罗盘针打开了世界航海的大门……”
[马克思]欧洲的殖民者和商人奔走于世界各地掠夺财富、建立贸易、寻求市场；采用新的方式
进行生产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其日益充实的经济势力不断排挤、侵占封建贵族的领地；欧洲各地
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腐朽的封建势力、夺取政权。这一时期的西方世
界，一扫中世纪的黑暗、蒙昧，展示在世界面前的是充满蓬勃生机的新气象。马克思、F·培
根都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火药、印刷术、指南针，F·培根甚至认为“因为这三
大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状态。”但在中国，“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
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出现的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航海之
外，并不象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与帝国的建立。”L·S·Stavrianos《全球
通史 1500年前的世界》西方文明所孕育的自由主义与科学理性终于在近代社会取得爆发性的
成果，而与此同时的和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并称的古典印度文明、古典中国文明却无可挽回的
衰落下去，从此，变得暗淡无光。
《邯郸记》中自上而下，权贵者无不贪婪、卑劣，发迹者无不腐烂、无耻，汤显祖在这里所给
予的是彻底的否定，由此而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但生命的价值总要有所寄托，否则人活着是
没有希望的。既然一切功名富贵、勾心斗角、世态炎凉都是虚妄的幻像，那还留下什么呢？这
就是汤显祖在《南柯记》里所唯一认可的东西——至情。《南柯记》也是表现“人生如梦”的
主题。但角度和《邯郸记》有所不同，作者着重表现的是从经世致用的政治理想以及功名欲望
的幻灭中觉醒过来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另一种人生价值——情爱的追求。全剧写淳于棼酒醉入大
槐安国，与瑶芳公主成亲，成为驸马，并任职南柯太守，后因公主关系迁为左丞相，位极人臣
，享尽荣华富贵。后来，瑶芳公主因兵变病逝，淳于棼受到政敌排挤，也被皇上防范，最终断
送前程，遣返人世。淳于棼梦醒，发现大槐安国原来是庭前大槐树下的蚁穴。虽然功名富贵的
梦幻觉醒，但斩不断一缕情丝，淳于棼清斋燃指，虔诚乞请，感动神灵，终破生死之隔、人蚁
之隔，与公主幽魂重晤。虽然两人的隔世情缘最终被契玄禅师的无情剑斩断，作者以此表明“
情”也是虚幻的，但相对于如梦浮华的尘世变幻，作者仍然认为“情”是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值
得留恋、珍惜，这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
《邯郸记》和《南柯记》表现了汤显祖晚期更为浓厚的佛教思想，不免流露出消极的人生态度
，同时，这也是晚明启蒙文学思潮在历经曲折抗争之后的必然结局。万历30年，李贽被捕下狱
，不久自杀，还有与汤显祖神交多年的达观禅师，也于李贽自杀的次年被守旧势力迫害致死。
这对正在兴起的晚明启蒙文学思潮无疑是沉重的打击，许多追随他们的士人由此变得畏惧避祸
，噤不出声，或者寄情山水、求仙问道，或者放浪形骸、纵情声色，在这种或逃避或自虐的方
式中消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