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e to me第二季下载:有人说，当下的中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张面孔，仿佛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快进来,说说.

贫富分化的问题古来有之.这很正常.一个社会要发展自然会有会赚钱的和不会赚钱的人,这是每个人的能力与运气决定的.但是在现在的中国.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而国家对此却并不坦然承认,用太极似的手法带过.这很让人担心.再加上
一些富人为富不仁,积极进行他们的剥削事业,偶尔发发所谓的善心,资助穷人.但他们所资助的那一点点对他们来说又算什么呢?他们由此所得到的名誉给他们带来更多.从穷人来讲,很多人不思进取,破罐子破摔,这也是他们不富的原因之一.国家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来解决,但起不了很大作用,他们一心展望美好的未来,以为未来就是他们想的那样.而中国又存在那么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国家拨给扶贫的资金大部分都给他们中饱私囊.
对于楼主所说的这事我是认为存在的.而它的解决,我认为应该从教育与道德建设方面入手.中国的教育制度落后,道德与社会良知匮乏.由此入手会解决不少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所做所为是由他的思想与周边环境所影响的,把他的思想改造好,而周围的环境好的话,自然会做好事,做善事.这才是解决中国现有问题的根本.当然,不是像现在所谓教育改革,八荣八耻这么做.这样力度不够,而又有诸多弊病,一时也说不清.说到低,这也是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而已.

据报道，中国目前60%以上的人群，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也就是说在每月100元多点，还有一个数以千万计的群体年收入在650元以下，也就是说在每月50元多点，尚未根本解决温饱。而与此同时，中国“崛起”了一个大约有1000位亿万富翁，300万位百万富翁的“先富”们，仅有千分之三不到的比例，有说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中，20％富有的居民占去66％（有资料说占80%），20％低收入居民只占1.3％，两者相差50倍以上，这其中还不包括根本没有任何存款的广大群体。这样的“差距”，算不算“两极”。

在世界地产研究院评选的2004年《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的上海紫园最高单套售价达1.3亿元；在北京，一位27岁的富豪以92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世界顶级赛车；尚未开张的名表店已经订出去单价600万元的手表。与此同时，“一位贫困大学生在食堂偷偷吃剩饭……南京大学学生‘姝姝’在小百合论坛发帖，叙述了令她忧伤的一幕。她说：‘今天跟同学一起去一食堂吃晚饭，看到我不小心看到的一幕，一个很消瘦的男生，因为经济困难买不起饭菜，他吃了别人的剩饭，我一直注意着他，同时也感到悲哀！’”。报载，卫生部公布的数字，中国每年有25亿人次因为经济原因，有病不去医院，在家“死扛”，而北京的专门为富人服务的“温馨医院”一日的住院费高达一千美金。一边是艰苦度日，一边是骄奢淫逸，这样的“差距”，算不算“两极”。

“两极”现象举不胜举，却堂而皇之，泰然若定。不知道是“心照不鲜”，还是“理直气壮”、抑或是“不屑一顾”，“两极分化”这个词汇，却在主流话语平台上，在主流媒体上，在学阀泰斗们嘴上，在帮闲文人们笔头上不见了踪影，代之以的，是比较暧昧温柔的“差距”，一元钱的“差距”也是“差距”，而“差距”到“极”的程度，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般化的“差距”了，因为伴生着“极”者，必定是“分化”，“分化”的后面是什么，是动荡，是不安定。从这一点看，不愿意或者“不记得”讲“两极”，讲“分化”的主流们，多半还是出于某种“乖巧”。

不讲“两极”、不论“分化”，却不妨碍学阀们、帮闲们不余遗力地为其中的一“极”涂脂抹粉、谄言献媚，什么“我20年来一直为企业家说话”呀、什么“今天的民营企业家不是旧中国资本家的延续”呀，什么“不能简单地利用税收杀富济贫……‘杀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呀，叽里咕噜呀。

在今年的两会上，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也同时出现了，面对关于和谐、公平的“热议”，一边是身为富商贤达的委员提案要求“进一步保护”，一边是专家学阀泰斗们的“良方”，“保护”自不待言，“良方”者无非是要富的一极发“善心”，“关注慈善投资”而已，而对于稍微“猛”一些的动用“税收杠杆进行调节”的讲法，有泰斗和帮闲赶紧出来打预防针，“不要挫伤了他们（富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更有甚者，主流媒体上还有人大声疾呼要“理性对待贫富差距”云云。

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在主流平台上，是不待见“两极分化”的，这可能与“两极分化”的追问，必定带来“原罪”、巧取豪夺、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制假贩假、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等等的一系列的深入追问，说到底，就是那个人数极少、能量极大的一“极”是怎么来的，照此办理，没有任何明确的表达，“两极分化”莫非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名正言顺”了。

现在的物价比90年代初上涨了10倍不只.而平民的收入却每况俞下.....我所在的地方,温州龙港.一碗面的最低价格在2.5元.镇中心地带是10元一碗.全镇65%是外来人口,他是来掏金的,也是近十年全镇犯罪率不断攀升的主要根源.(也许我说的有点决对性但这也是事实)
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的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跟随资本主义国家步伐前进的国家.现在我国在经济政策上每走的一步,无不有利于那些原本富裕的商人(比如房地产,国家政策规定:新买进的房子只能过5年才能转手,这无疑是保护了那些有巨大资产的巨商.而普通手头比较紧的平民想一买进就转手卖个好价钱的想法从此就被阻挠了).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富者俞富,贫者俞贫.
我又做制版又做包装设计,还做平面广告和美工字设计．看似有不错的本事．对与我来说也只能是混口饭吃．．．．．．．．．．．．．哎

争论与宽容：民主社会的两张面孔

近日读到吴敬连教授的一些观点，觉得很有吊诡的意味，忍不住也要说上两句。吴教授说：对于改革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觉得现在媒体上充斥着否定市场化改革大方向的议论，把收入差别过大、国有资产流失、上学难、看病难、没有房子住等等问题都归罪于改革，对于这种情况，领导上需要重视，主流媒体更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改革开放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的战略措施，现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对，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以市场为中心，去年10月反改革的声音达到高潮，我认为这个是值得气愤的。”（中华工商时报，3/9）

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我们的精英们为什么不习惯争论？改革事关亿万人的切身利益，公众有权对事关自己利益的改革计划发表意见。近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改革的争论比较多，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对当初制定各项改革措施时，把公众视为木偶丢在一边的强烈反弹，尤其是在吴教授上面列出的五大问题愈演愈烈的今天，公众还应该保持沉默吗？各项改革计划还要由那些精英们单方面地替我们考虑吗？谁授权给他们了？正是由于当初制定各项改革措施时，民众的被动缺席，养成了今日精英们已经严重不习惯听到争论的声音。精英们动辄就把这些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斥之为：非理性、煽动、政客的伎俩等等。试问我们的各项改革何时曾认真听取过社会底层公众的意见？他们哪里有机会去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反映自己的不同意见？就笔者的观察，绝大多数人是坚决支持改革的，当前争论改革的目的不是否定改革，而是应该重新反省以前改革存在哪些问题，公众担心这种存在严重公平缺失的改革范式被草率地制度化，进一步加大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坦率地说，我们当下改革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精英集团本身固有的狭隘性决定的，换言之，在改革问题的确认上精英就与公众有极大的不同。尽管政策的制定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出现的问题不能完全由精英负责，但是他们的价值偏好严重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试问，精英们对现实的贫瘠而瘦弱的中国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即便了解，也要有意遮掩，或者视而不见，美其名曰：科学研究不应受公众情绪影响）？做调研的精英们飞来飞去，当地的权贵们全程陪同汇报，奉为上宾，这样的调研能了解多少普通百姓真实生活的困顿？现在的问题是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无法影响政策的制定，而能够影响政策制定的人又被虚假信息有意或无意蒙蔽，以此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够解决多少实际问题？

广泛的争论的存在，恰恰能够把各种被遮蔽的信息显露出来，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真实的信息，这有什么不对吗？难道还要像以前一样，事先预设一个美好蓝图，然后只允许一个声音出现吗？令人费解的是，吴教授要求“领导上要重视”，难道理论问题的讨论也需要领导来裁决吗？再者，一旦主流媒体统一口径，明确态度，广泛的争论还有存在的空间吗？难道只允许决策者们听到一种事先预设的声音吗？在这点上，笔者认为骄傲的精英们缺少一种民主社会里必备的宽容精神。世间的罪恶大多来源于认为存在唯一的真理，而自己恰恰是这个真理的拥有者。有必要说明的是：当今的广大公众不是弱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眼睛和亲身遭遇的生活来对事物做出判断。

第二，宽容是整个社会必须捍卫的基本价值。缺少宽容，如何能构建和谐的民主社会？缺少宽容，谁还敢讲真话？遇到不同的声音就诉诸权力暗示，至少这种做法就不民主。的确，改革开放是关系到国家前途的战略措施，在这点上笔者与吴教授没有分歧。分歧在于对当前的改革遇到的阻力的分析，以及导致改革出现很多问题的改革范式存在不同的理解。换言之，当下改革热情最高的恰恰是前期利益受损最大的普通公众，所谓阻力恰恰来自于前期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我们仍按照老的改革范式继续走下去，那么将导致公众的相对贫困程度进一步加大，对于这样的预期公众怎么能够接受呢？这也是当前争论的焦点所在。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广泛的争论才能得到解决，而这一切的实现和改善，要以宽容为基础。再者，只有当宽容成为全社会的一种文化共识，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才能形成。关于这点看看今年两会的进步就可以充分说明。

广泛的争论与宽容是民主社会的两张面孔。和谐的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因此，我们有必要保护这两张面孔。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只有当压制的代价很高时，允许自由争论的宽容局面才容易出现。因此，对于那些早已陌生了真实大地的权威们，对他们习惯了的自编、自导、自演，我们有权力和责任说：不

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根源和危害
贫与富是历史上一个永久的话题，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疑是很敏感的，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切身的利益，也关系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尊严等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象征，根据多劳多得的公平原理，社会在调节社会成员间的劳动公平所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显然，在一个封建专政下的社会，政府只会保证少数官僚阶层的利益，而广大劳动人民的合法利益往往被社会的强权所垄断，掠夺，从而社会两极分化，导致贫富严重不平均，激化社会矛盾，危及社会的统治根本。
事实上，贫富不可能作到完全平均，但政府只要保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即可，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不合理的畸形的劳动利益分配政策，造成以损害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和gdp提高为条件，甚至有些经济学家仍然高挂继续掠夺弱势群体的利益来寻求经济增长，这无疑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其实政府必须在二者之间协调分配，积极支持穷人的应该劳动所得，而不是和富人形成利益共同体，寻求公共权力的寻租，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强者和弱者打交道往往是弱的一方面吃亏，政府不必帮助强者，其实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可以优先穷人，政府应该做的却是如何让穷人不吃亏，帮助他们实现合理公平的利益再分配，这也是政府真正需要存在的原因之一。
我国目前不仅在个人的贫富方面差距大，而且地区差别也越来越大，东西部和沿海内陆都有这样严重的情况，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为何呢？因为首先富的地方可以有条件掠夺穷地方的人力，经济等其他资源，形成穷的地方留不住人才，留不住资金，而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向发达地区流动酒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同时也在大量消耗发达地区的一些资源，如土地，水，环境等，如果处理不好同样会成为将来发达地区的发展瓶颈，历史上很多文明古都多是因为资源的丧失而灭亡，现在国家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就应该把这个现象重视起来，低成本的发展不等于产业工人低工资的自杀性发展，长期的营养不良，这样只能把自己经济核心电力——劳动力拖垮，永远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下风，处于利益和产业链的末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