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警3起义时刻挑战质子:中国当时为什么会出现上山下乡运动？

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之一：青春有悔乎？无悔乎？

绵延10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让近3000万城市青年付出了长短不同的青春，于是在反思这段与自己血肉相连的历史时，便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青春有悔无悔的问题。或是或非，意见纷呈，一时弄得沸沸扬扬。其实这个命题忽略了前提方面的悖论，即：一件事的悔与无悔，应建立在自己曾作出过选择的前提下。那么知青们的下乡是否都是自己选择的呢？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选择的呢？下面结合我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来回答这个所谓“悔与无悔”的问题：我是1965年下乡的，从18岁到30岁，当了13年知青。如果有人用这个问题来问我，那么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对于我实在太不管用。因为我的下乡是别无选择。由于家庭影响升学不能，就业无门，呆在家里吃闲饭吧，那要到哪年哪月？再说娘老子也养不起。就像下棋，三面将军，“老王”只有一步好走，你走不走？从形式看这一步还是你自己走的，自己报名，自己下户口，自己爬上车，没人用枪顶着你。广播、报纸再给你贴一条“自愿”的标签：又一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地奔赴农村了！你说没有“豪情”，你说不是“自愿”，向谁去说？还有你敢说吗？即使你说了你的声音发得出来吗？\'

当然，也不乏有自愿选择的。甚至放弃工作，放弃参军去下乡的。这些人似乎存在着“悔与不悔”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已悔过了。拥有“选择权”的同时往往兼有“护身符”。当招工、招生、招干一开始，指向农村的箭头可以倒回来的时候，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再选择一次。如果不悔还选择什么？就该现在还挺立在“广阔天地”里，但这样的人士你见过几位？

对于很多无可奈何下乡去的知青来说，再选择的权利就像下乡时的无法选择一样可怜了。以我自己而论，下乡八年后才出现了唯一的一次可供选择的机会。这是在知青政策一调整二调整再调整之后出现了一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鲜见的带人情味的政策：父母年老，身边无人，可以照顾一个下乡知青回城。自然，接收单位还得自己找。父亲已死，60多岁孤身一人在成都的母亲开始磕磕绊绊四处求人，总算弄好了区交通局下的一个运输队，可以回来拉架子车了。得到消息我匆匆从西昌赶回，见了招工方，他们很满意，说劳动力无可挑剔。我忐忑不安地问“要政审么？”回答是不需要，在他们那里拉架子车的国民党残渣余孽都多得很。但这架子车最终还是没拉成。招工表送到区劳动局便被毫不留情地没收了，理由是：已婚。然而以前谁说过结了婚便不能招工？哪怕暗示过也行啊！不是还鼓励“扎根”鼓励“安家落户”么？结论是当了傻瓜，没明白报上的宣传和执行的文件是两码事。就这样又多当了五年知青，直到恢复高考才在分数面前享受了一次“有限平等”。

所以我想，除了能够轻松地下去体验一下，又轻松地走人的，才可以拍着胸口宣告“无悔”。对于那些在“再教育”的泥潭里滚来滚去却只能充当铺垫的知青来说，则是悔之不尽或连悔的资格都没有。谁都明白所谓“表现好”是怎么回事，招工招生的幕后交易是何等见不得人。

抛开个人感情，从历史的角度来观正误、衡得失，上山下乡究竟是对是错，当悔不当悔？尽管没有人来像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那样否定“上山下乡”，但事实上的结论还是有的。首先是政府果断地停止了这一政策，继而是还在农场、农村的知青们发起了以死相搏不可逆转的返城潮，接着便传来一片知青们抚摸“伤痕”痛定思痛的呐喊：我控诉！持续多年的粉饰光明的宣传倾刻灰飞烟灭，精心树起来的标兵亦随之黯然失色而不知去向。难道这一切还不比一纸决议更坚实更彻底？千百万人的青春代价最终就证明了是一场错误的实践，如此高昂的“学费”你说该悔不该悔？就像亿万人参加的文革最终证明是一场灾难能说无悔么？

为了巩固统治。

打胜仗打的 闲得没事做

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政策是好的，执行得有误。可以说这个政策不完备，或者出发点不同。作为毕业的青年不但要下乡而且还要到工厂，部队去锻炼，也许当时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却没这样的主张了。如果当时下乡的青年有上级委派的专业带队再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具体方案，当时有吗？可以说口号喊得挺亮，没有具体办法）锻炼个几年，回来的青年远比现在“书呆子”有用的多了。什么事情都是，执行不好再好的政策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