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克力排行:“佛教”和“禅”有什么区别和关系？

佛教也分了几个宗派，一般认为有八个，这八宗只是修行方法不同，最终目的是相同的，禅宗也是其中之一，在中国其信徒人数仅次于净土宗。

简单明了点：

禅修属于佛教修行的法门之一。就好像语文是学校课程一样。

禅宗是佛教八宗之一

禅思想在中国的变化和主要特点

佛教的禅思想传入中国后，一开始并没有立即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为禅宗的发展。

禅宗的形成按照该宗自己的一些法系传承的说法，有许多祖师。禅宗的分派主要是在慧能时期，但在道信时期，就已形成了一个支派。一些资料【主要是刘禹锡的《融大师新塔记》（《全唐文》卷六○六）及宗密的《禅门师资承袭图》等的记述。】记述说，道信的一个弟子法融创立牛头宗。此宗后来影响极小，在唐末时湮没无闻。弘忍的弟子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慧能和神秀。这两人分别成为禅宗里的两个派别--南宗和北宗的代表人物。禅宗在后来有较大发展的主要是南宗。而南宗后来又先后形成三个系统，即：菏泽神会系统、南岳怀让系统、青原行思系统。在晚唐五代时期，禅宗从南岳系统和青原系统分化出五个支派，称为禅宗的“五家”，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在这“五家”中，沩仰宗和临济宗产生于南岳系统，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产生于青原系统。】。禅宗的“五家”到宋代时沩仰宗衰亡，其余各家都有发展。其中的临济宗则分出两个支派：一是黄龙宗（派），另一是杨岐宗（派）。这两宗与原来的“五家”被称为禅宗的“五家七宗”。若从东土初祖菩提达摩算起，禅宗在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但实际上，禅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形成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宗派是在唐朝之后（特别是在慧能之后）。在此之前，禅思想还是没有形成较大的宗派规模。

禅思想传入中国最初主要是通过翻译一些论述这方面理论的佛典实现的。较早翻译成汉文的这方面的主要佛典【这些经典许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据当时或后来曾见过该典的人的相关介绍（经序等）可知其主要内容。】，有安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大小《十二门经》，支娄迦谶译的《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这些经典属于小乘方面，主要叙述的是印度禅思想中的制感、调息以及控制心作用等内容的成分，具体有“四禅”、“四无色定”、“四无量心”等。属于大乘方面的主要叙述的是对佛的冥想，以及通过对大乘佛教根本观念体悟而达到禅的境界等内容，具体有“佛现前定”、“一切事竟定”等【参考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6～16页。】。总的来说，引入的思想主要是印度佛教中的一些禅的基本内容。

在隋唐之前，禅宗东土“祖师”里在禅法方面影响较大的是菩提达摩开创的方法，即所谓“二入四行”。 “二入”指“理入”和“行入”。 “理入”说的是依靠智慧或真理而入佛道，按禅宗的说法是所谓“藉教悟宗”，也就是借助佛教的经典文字等逐渐悟入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寂然无为的禅的境界。“行入”说的是依靠正确的修行或处世态度而入佛道，具体来讲又有四种，就是所谓“四行”，即： 抱怨行（正确对待先前行为所得业果，无怨憎）、随缘行（得失随缘）、无所求行（不贪婪地求取）、称法行（认识诸法无我等事物的真理）。这种“二入四行”的方法在本质上说和印度禅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方法能找到对应之处，如“理入”接近于印度宗教中的“观慧”，“四行”在本质上是对自己行为的抑制或控制，与上述“禁制”、“劝制”、“制感”类似。

中国禅思想的发展后来逐步走上了重视“心性”理论、“佛性”理论的道路。“见性”了就“悟”了，也就成佛了。禅宗的核心思想成了如何“见性”的问题。见性的问题成了修禅者的首要问题。把禅思想和心性或佛性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禅思想的一个特色。印度佛教中很早就讲“心性本净”或“自性清净心”。这与佛性观念虽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却也有很大关联。“心性”或“自性”的观念是“佛性”观念形成的一个基础。因为在佛教理论中，人能否成佛与心的本性（心性）有关，与人自身的本质（自性）有关。佛性问题直接涉及人的本性问题，而所谓“心性”在实质上又是人的一种本性。在佛教看来，成佛与净或清净是一致的，人的心或自性不净则不能成佛。因而“心性”或“自性”的观念与佛性观念就联系在了一起。在印度，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小乘和大乘一般的流派中都存在，不过并没有与禅思想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但在中国，禅宗则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能否和如何见到人的自性清净心或佛性之上。

心性问题或佛性问题在禅宗兴起之前在中国佛学界就曾热烈讨论过，如慧远、道生及一些地论师和摄论师等都曾积极参与。禅宗产生后吸收、借鉴和发展了印中佛教在这方面的思想。禅宗认为，人们的心性本来就是清净的，但一般的人或凡夫由于执著于不实在的事物，被迷妄所遮覆，因而处于无明状态。只有用“般若慧”来认识自己的清净本性，才能觉悟。禅宗要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其理论基础或前提就是“心性本净”。

禅宗里与心性问题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觉悟不假外求”。禅宗认为众生自己身上都有佛性，众生都可能成佛。这种思想在《大般涅盘经》、《大乘起信论》等许多佛教经论中都提到过，禅宗也将其作为基本观念。既然佛性在自己身上，那么要禅定或“悟”的对象就不应向外，而应向内。也就是说，要获得觉悟不是要到身外去求取，而是要在自身中下功夫，发现自身中本有的佛性。在禅宗看来，所谓解脱，就是认识本心（ “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把禅定的重点放在自身内部，这也是禅宗的一个特色或倾向。

在禅宗里，无论是南宗还是北宗，都承认“自性清净”的观念，都注重向内体悟或发现自己的本性或佛性。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或完成这一过程的问题上，二者的见解或作法有差别。这种差别通常被概括为“南顿北渐”。所谓“南顿”指南宗“顿悟成佛”的方法。南宗认为，一旦认识了自己的本性（清净本性或本有的佛性），就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觉悟。《坛经·般若品》中说：“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坛经·般若品》中还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这就是说，人获得觉悟，不过在一念之间，在前念和后念的一刹那。所谓“北渐”指北宗主张“渐悟成佛”的方法。在北宗看来，体悟佛教的真理或认识自己的本性，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应该“凝心入定，住心看净”，因而觉悟是一渐进的过程。

禅宗强调佛教的修行活动不能脱离世间，这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特色。用禅宗自己的话概括就是“佛法在世间”。《坛经·般若品》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印度禅思想在最初主要是要求人们保持内心的平静，控制人的感觉器官的活动，不受外界干扰，达到观慧和精神凝定的状态。这和小乘佛教的一些要求是一致的，小乘佛教追求摆脱生死轮回后所达到的一种涅盘境界，这种境界与世俗世界（世间）完全不同。世俗世界存在着情感、欲望等，而涅盘境界则摆脱了人的情感、欲望等。涅盘境界与世俗世界是决然分离的。印度的大乘佛教否定小乘佛教的这种追求脱离世间的涅盘观念。认为“涅盘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盘，亦无少分别”【《中论》卷四，《大正藏》卷三十，36a。】。认为“诸法实相即是涅盘”【《中论》卷三，《大正藏》卷三十，25a。】。这些思想对禅宗有很大影响。禅宗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更为强调它。中国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通常要求人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体验真理，通常不要求人们脱离社会【当然，也有不同的，如道家或道教中的一些思想。】。禅宗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吸收印度大乘佛教的有关思想。禅宗，特别是南宗系统，并不追求那种与世俗世界完全不同或毫无关联的涅盘境界或清净世界，而是认为不能离开世俗社会去追求涅盘境界。禅宗的“不离世间觉”就是强调修行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要在现实世界中去追求对自身心中佛性的认知。尽管禅宗的这方面学说是在吸收了一些印度佛教经论的思想之后提出的，但它把作禅与参与社会生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是有所创新的。

禅宗以接引学人、禅理教说的方法奇特而著称。在接引学人时采取“棒喝”等手法，单刀直入，机锋峻烈。这种方法在印度禅中没有见到，但若追其思想来源，应该说与印度思想也有关联。它是把一些佛教经论的要求推向极至的表现，或说是禅宗为实践这类思想所提出的具体手法。印度佛教的许多经论要求人们不要执著于一些固定的概念，包括佛教学说中常常使用的名相概念，因为这些名相概念只是认识佛教真理过程中所借助的东西，而不是佛教真理本身，佛教真理本身需要人们去体悟。《金刚经》中说：“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正藏》卷八，751b、751c。】在这里，如来所说或所言，都只是手段，不能执著，要在否定具体的名相概念中来体悟佛教的真理。《金刚经》中提到的“筏喻”也是要向人们显示，如同乘筏渡水，上岸后筏要抛弃一样，一般的言语，甚至佛的言说都只是手段，只能借助它们来体悟事物的真实本质，达到目的后，这些手段要抛弃，不能总是执著。禅宗的“棒喝”以及后来一些著名的公案等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促使人警醒，中断一般的思维方式，顿悟成佛。客观地说，这些内容还是依照佛教经典中的基本思路，加以发挥，但在手法上有创新，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色。

到后来，禅宗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作为一个佛教宗派，禅宗，特别是后来的禅宗对待佛教创始人、佛教经论，甚至对待本宗祖师的态度十分引人注目。“呵佛骂祖”、“非经毁教”这类说法或态度在印度没有见到，印度的禅思想也没有直接要求修行者这样做，应说是禅宗在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不过，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出禅宗有继承和发展印度佛教思想的一面。我们知道，印度大乘佛教是十分强调“空”的，强调不能执著于任何东西。而从逻辑上说，如果将这种“空”观推向极端，那么就要否定任何东西的实在性，佛和祖师自然也应包括在内；如果将不能执著于任何东西的要求推向极端，那么就要否定任何东西的权威性，佛教的经典和修行自然也应包括在内。禅宗恰恰就是这样做的，在它看来，这才真正符合佛教的根本精神。这种极端化的作法也形成了中国禅思想的一个特色。

禅思想是印中两国佛教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产生于印度，又从印度发展至中国，在融汇印中两国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对印中两国的佛教以至其他宗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它由最初的控制人的感官活动，使人心神安宁的精神修持方式，发展成为一种体悟真理的方式，一种思维方式。“禅”不仅在古代东方为人们所重视，而且在现当代被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们所广泛喜爱。在当代，它在大量佛教寺庙中仍是僧众的基本修持手段，同时也被众多普通人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锻炼方式。因此，当代的“禅”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超越宗教的一面。总的来说，是在朝着积极适应社会前进的方向发展。

〔姚卫群，1954年生，江苏徐州人。1995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有《印度哲学》、《佛教般若思想的渊流》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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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禅源于古代印度，早在远古时的＜奥义书＞中便有关于禅的记载，后来释迦采用了其中精义，作为特定修持的法门。禅的梵文是Dhyana，中译为“禅那”，简称为“禅”。
鸠摩罗什意译你“思维修”玄奘法师意译为“静虑”。
“禅那”是诸种三昧(Samadhi)中的一种法门，它在“心一境性”的前提下，根据身心思惟的境行，又分为四个层次，简称为“四禅”。《大智度论》卷28中记载：“四禅亦名禅，亦名定，亦名三昧。除四禅外，诸种定亦名定，亦名三昧，不名为禅。”
可知原始禅的意义是和禅定、三昧分不开。后世禅宗但以禅命宗，在禅定的基础上赋予禅更灵活的生命力和更深广的包融性。至于禅的再生、禅的超越则是始自中国唐代的六祖慧能。
禅不立字也不离文字；禅不是文字却也离不开文字的传颂。
老于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相对而言，道又可道，名又可名。
禅正如孔于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育焉。”如诗一般，可以怨，可以兴，可以道，可以名；只要真修实证，横说竖说，众生说，尽在言中而不失其旨；如或不然，任你千般巧说，万种风情，终究是夏虫语冰，说食不饱。
虽说禅是教外别传，但却不别于佛法，如同宋代禅门传说，自灵山会上，释迦拈花，迦叶微笑，传不立文字教外别旨。尔后天下老和尚皆以本分事接人，不以教理文字，意解入微，名之曰道。苟有旨意，多为圆融宗教，不落言诠，直下要学人体取本地风光，一切现成；非于经教之外，别有佛法，不然则佛法有二。只缘学佛者多半内不知了明自心，外不能顿歇诸缘，徒然迷指为月，认沤为海，以文字义理而为究竞，故祖祖佛佛直示安心之道，俾能于诸经教文中，因指见月，得意忘言，不离文字，而体证如如。
故禅宗古德有言，宁说阿罗汉有三毒，不说如来有两种语，不道如来无语，只是无两种语。可说教外别传，入乎经教之中，又出乎经教之外；透过禅的实悟，可以更好的修证到觉行圆满的佛地，诚为真修实证的切要法门。
广义说来，禅是一切佛法心要，狭义而言，禅是别于经教，真修实证的次第方法。
《金刚经》所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正是禅的精髓所在。佛法不是戏论，要求众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千百年来禅门能延续心灯，独唱祖庭，展示佛法慧命而不衰败，便足以说明禅是佛法精要和契机。
禅是一组诠解生命真谛的智慧，它湛精圆妙的体系，融贯了印度和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华；且为中华文化放出空前的异彩，流风遍及，自唐宋元明清，乃至日本、韩国等国，都深受影响，历久不衰。禅宗真正走出印度佛学的系统。进一步涵化两国文化的精蕴，完成自己独特的风范，而开拓了深远流长的慧命，是在六祖慧能和他门下马祖道一的时代。
在中国，禅宗作为生命之学，虽和先秦以来的诸子百家之学，别帜互异，但却后来居上，兼融并蓄地包涵了各家的精旨。
在此之前，禅宗除了继承印度佛学传统的功用和行证而外，始终含持着般若和唯识交融的古朴而严谨的学风和情性，代代相传，由菩提达摩《楞伽》印心到东山法门的般若观心，一表无遗。继此以后，三玄论孟，苟墨学庸，互为交流，自传统的经典文化中突破；-股清新自在、充满生动机趣的泉源，从深厚的黄土地中。漾溢迸出，如春风细雨，滋润灌溉了大江南北和山泽野地。
所谓“拈花微笑”，“不立文字”等的宗旨，正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生命思想的真谐和情趣，从此遍及到一花一叶，蠢动含灵；不需透过皓首穷经的义理辩解，不需经由钟鼎庙堂的祈福加持，人们就可亲切、直率地触及到真如自性跳动的脉博。
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坏--正是禅宗祖师带来趣向真如的宣示和超越自我的启蒙。“明心见性”已不再是那么遥远生疏的指标，这些都是中国禅宗特立独行的典范。这些属于整体生民的火炬，划过中国历史的长空，为当代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智慧德业。
如前文所说，佛教产生以后，舍弃了苦行，继承了禅定，所谓小乘禅观的“四禅八定”，就是在古印度外道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佛教的传入，“禅定”也传到了中国。随着佛经的翻译和注释，习禅之风遂在中国盛他来。
约在北魏时期，南印度的达摩来华，“随其所止，诲以禅教”。在与其同时，或稍晚的年代，中国北方也盛行着西域僧佛陀扇多的禅法，这一派由其弟子僧稠作为代表。
《续高僧传》说：“菩提达摩者，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然而，诵语难穷，历精盖少。”由此可见，达摩的禅法在当时知音者少，殊难行通；但其见地功用，均居上乘，故后世遂以达摩作为中国禅宗的奠基人，而为禅宗初祖，灯灯相续 。
从达摩到四祖的东山法门，早期的禅宗开始由大乘有宗(维识)向般若空宗转化。到了五祖弘忍年代，达摩的禅法已经走上完成宗派的时代，以《金刚经》的传授而取代了《楞伽》传心。
《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这就是禅宗立名之始的渊源。其实禅宗可以上潮到释迦在菩提树下悟道之时，由自觉、觉他而觉行圆满，证得佛地，这是禅宗的终极，也是禅宗的宗旨。正如唐代圭蜂宗密禅师所说：“一切众生，皆有空寂真心，无始本来，性自清净，明明不昧，了了常知，尽未来际，常使不灭，名为佛性，亦名如来藏，亦名心地。达摩所传，是此心也。”也如宋代永明延寿禅师所说：“释迦出世，为一大事因缘，开众生心中佛之知见，达摩西来，唯以心传心；今但悟心，自觉觉他，已谐本愿。”传心悟心、开佛知见，都是禅宗的标旨和教外的精髓，也是禅宗别传的心法。
宋代伪经《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记载拈花微笑的公案：世尊于灵山会上，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罗花献佛，请佛说法。世尊但拈花，不说一字，一时百万人天，悉皆罔措，独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汝摩诃迦叶。”
后世不祥考证，遂定论为禅宗的起源。姑且不论其情真伪，透过这个公案，已向世人宣示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旨。一代时教--禅宗，自此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永世不灭的功业。
佛陀是印度一个城主的儿子，他舍弃了个人的荣华富贵，经过多年的修行，综合了印度历代的智慧精华，终于证悟成佛，为人类(众生)寻求到一条通往幸福和真理之路。
他把自己修证成佛的心路历程宣示无遗，形成了博大精深，综罗万法的体系；他用一系列可以经由实证得到印证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告诉世人，只要"如实"修证，众生(不止人类)都能和他一样觉悟成佛。
后世所谓的“佛教”，则是释迎所说的一切理论系统，经过后人编辑而成经典，透过经典的指导而去印证实践成佛之道。所谓的“宗”，就是实践和印证教理的方法，因人、因时、因教理的不同，而分立出的各门宗派。
古德有言：“通教不通宗，有如独眼龙；通宗不通教，开口便乱道。”
永嘉禅师说：“宗亦通，教亦通，定慧圆明不滞空。”当是对于禅宗内涵最好的说明。
禅是佛心，教是佛语。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更难得的是，它不止包融了各宗的旨要，更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作为整体佛法的内涵。
几乎可以这么说，自唐代而后，禅宗已是佛法的别称。虽然历代还都保持着经师、论师的仪轨和风范，也都有着净土、藏密等宗的传承，但作为中流砥柱，续佛慧命，独领风骚的主人公，还是禅宗。中国佛教到了盛唐之世，虽势如月中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原有的高潮已不足以承当继起的风云，凡高明必堕落；于是后来的禅宗，挟着新生的威力，雷霆万钧，应时而兴，开启一股顶立的风潮，展示一页崭新的告示，掀开了中国佛法再生的序幕 。
经过百年来，三武一宗的毁教灭法；中国佛教的生命力已被摧残到支离破碎，形神殆尽的地步；幸而历代禅宗大德，能在荒村野店外，没有庙堂钟鼎的赞颂，也没有经论典章的研考，尽凭着一衣一钵、心愿和承当，随机说法，而延续了佛法慧命。这是禅的精神，也是禅的智慧，更是中国文化深层的命脉；就是这股生命之力，使中国文化鼎立于世界，历久不衰，中国人历经苦难而不屈，更创造出新生和伟业。
禅宗自达摩以来，历经梁、陈、隋三代，约一百年间的孕育，终于在中国大地上生根茁长。初唐约九十年问，以六祖慧能为代表，奠定了中国禅宗辉煌的基业。
盛唐到中唐，约一百多年间，自青原、南岳而始，经马祖、石头而继，禅宗自此，卓然而立，江湖称名，蔚然成风。
几至晚唐七十余年，五代五十余年间，禅宗的传承虽由灿烂而归于平淡，但却又开启了五家七宗的另一股风云。
时序进入五代，禅宗经过一时的冬眠，又在早春的江南复苏。五家七宗的分立，正是花开结果自然成。他们都是一脉相承，互成互生，只因为始作俑者摄化善巧格调互异，慕其道者，各有所宗，云集门下，遂成其宗；随着时代的演变，好事多事者，群兴附会，于是形成所谓五家七宗。如果论说禅宗有五家七宗之分，则胶柱鼓瑟莫此为甚；应知禅本一家，法无二致。
禅宗，就广义而言，是佛法的精要，就狭义而言，是实证的心法。它在禅定功用的基础上，再加以教理的印证，遂而形成了独特的真修实证的法门。
世俗多以参禅打坐泛指禅宗，这是以偏概全之论；其实禅门心法包罗万有，不拘一格，如珠子走盘，灵活自在，实无定法。所谓参禅是专指“参话头”而言，它是禅宗别于教理的独特心法，打坐是指四大威仪中坐禅而已。
参禅不妨念佛，禅净双修，相得益彰。参禅也不妨生起圆满，禅密合参，相生相成。参禅也不妨看教，禅教合一，相互表理。禅宗的心地法门，如明镜当台，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妙用万端，不落-机。兹引录沩山禅师上堂法语，作为结束，也可知禅宗心法修持的根本。
“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从闻入理，闻理深妙，心自圆明，不居惑地；纵有百千妙义，抑扬当时，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计始得。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直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
沩山禅师所谓从缘顿悟，即人们常说的“明心见性”，此“明心见性”只是一了而已；如上所说，“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至于“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是百了之事，亦是向上一路。
禅宗心法，始则一了；终则百了；此即所谓真实理地，不立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于此可知教外别传之深妙广大。
中国禅宗是真正原佛精神的法门，直截了当地继承了释迦牟尼当时修行实证的心法；他吸纳了印度文化的智慧，更含融了中国文化的精旨；弃除了其中的封建迷信、神秘宗教崇拜的糟粕，摄取了其中博大广深，洁净精微的精华，进而创生了这个伟大的佛法心要。
禅宗的不设佛堂，只设法堂，他的呵佛骂祖以报佛恩和师恩的门风，他的尊师承、重实证的禅法，以及丛林僧团的民主与和谐、智慧和德行相结合，在在处处展现了释迦牟尼老人家当时领众修行的风光，也就是所谓的“本地风光”。
这些都足以说明：禅宗是释迦牟尼智慧心法的真传。